《她们的名字》仍记初年

10、第十章 省钱的日子

　　吴芝萍从幼儿园辞职之后，日子变成了一道数学题。

　　这道题她每天都在算：房租八十块，吃饭多少钱，巴士多少钱，寄回沙捞越多少钱。她坐在储藏室的折叠床上，把丽华给的那卷钞票摊开，一张一张数。数完了，再数一遍。数字没有变，但她的眉头皱得一次比一次紧。她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她不坐巴士，不吃早饭，晚饭只吃半份，这笔钱可以多撑一个半月。她在心里把这个算式过了三遍，确认无误，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铁盒子——那是她从沙捞越带来的，以前装邮票和郭富城卡片的那个——把钞票放进去，盖好，塞回床底。铁盒子碰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金属声。这是她在吉隆坡唯一的银行。

　　不坐巴士意味着走路。从蕉赖到市区，从市区到八打灵，她去面试、去职业介绍所、去任何可能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全靠一双脚。吉隆坡的人行道不是连贯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人行道突然断了，前面是车水马龙的马路，她得站在路边等很久才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穿过去。她的拖鞋在第三周磨穿了底。那双粉红色的塑料拖鞋是芝鸣帮她挑的，出发前在沙捞越镇上的杂货铺里挑了很久，芝鸣说“这双好看”，她说“这双便宜”。好看和便宜在她嘴里是同一件事。但现在鞋底磨穿了，走路的时候脚底板能感觉到地面的温度——上午是温的，中午是烫的，晚上是凉的。她去杂货铺买了一管胶水，把鞋底粘了一下。第二天胶水裂了。她又粘了一次。第三天她把心一横，蹲在路边用烧红的铁片把一块旧轮胎皮烫在鞋底上——这是她从小看丽华做的，妈妈补鞋的手艺她学了个八成。轮胎皮比原来的鞋底还结实，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像是在给自己打拍子。

　　不吃饭是另一回事。芝萍从小就贪吃——在沙捞越的时候她的口袋永远装着花生、饼干、虾饼，走到哪吃到哪，吴芝鸣说她的嘴巴除了睡觉就没有停过。但现在她不敢贪吃了。每一分钱都要算着花。她发明了一套“饮食最优解”：中午去杂饭档打包一盒饭，跟老板说“饭多一点菜少一点”，老板看她瘦瘦的，每次都多舀半勺咖喱汁浇在饭上。那一盒饭她分成两顿——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中午那顿是热的，晚上那顿是凉的。凉的饭有一股凝固的油脂味，咖喱汁结成了薄薄的一层冻，她用勺子刮着吃。有时候她买一包白吐司——最便宜的那种，边皮不切的，一包八片，两块钱。早上两片，中午两片，晚上两片。剩下两片留着明天早上吃。吐司不顶饿，到了下午两三点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她灌一杯水下去，肚子暂时安静了，但过了半小时叫得更响。她把裤腰带勒紧一点，继续走路。

　　有一个周末，吴芝鸣来储藏室找她，当时芝鸣刚开始就读马来亚大学。芝鸣带着大学食堂打来的两份椰浆饭，用报纸包着，兴冲冲地推开储藏室的门，看到二姐坐在折叠床上，面前摆着半片吐司和一杯白开水。吐司上抹了薄薄一层咖椰酱——薄到能透过酱看到面包的纹理。芝鸣站在门口愣了两秒。她的嘴巴一向很快，但这次她什么都没说。她把椰浆饭放在床板上，报纸摊开，油渗出来把报纸上的字洇花了。她说：“食堂今天多打了一份，你帮我吃掉，不然浪费。”芝萍说：“你又骗我。”芝鸣说：“我没骗你，真的多打了。”她边说边把饭往芝萍手里推，眼眶红红的。芝萍接过来，低头吃了一口，慢慢嚼着。椰浆饭很香，江鱼仔是脆的，花生炸得刚刚好。她在心里默默记了一下——这是她来吉隆坡之后吃到的第一顿椰浆饭。三妹说了“我没骗你”，吴芝萍夹了一块江鱼仔放进嘴里嚼得很慢。她在心里想，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椰浆饭。但她没有说出来。她只是说：“下次不要多打了，你钱不够用。”

　　吴芝鸣坐在床板上，看着这间储藏室。上次她来的时候只是站在门口，没进来。这次她坐下来了，才真正看清楚二姐住的地方有多小。四块地砖宽，折叠床占了一半，另一半堆着货箱。没有窗户，排风扇嘎吱嘎吱地转，空气里有旧报纸的味道和隔壁杂货铺飘来的洗衣粉气味。芝鸣的目光从货箱上扫到床头的旅行袋上——旅行袋打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衣服，芝英给的那件碎花衬衫在最上面。旅行袋旁边放着一个小夜灯，发着黄黄的光。床头摆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片白吐司和一罐已经见底的咖椰酱。芝鸣看着那个塑料袋，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沙捞越，二姐总是在口袋里藏花生给她吃。花生壳被体温捂得温热，剥开来里面的花生衣微微发软。那时候她从来没想过——那些花生二姐自己吃了吗？现在她看着那罐快要见底的咖椰酱，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嘴一向很快，但这次她想了很久才开口。

　　“二姐，你来我宿舍住吧。”

　　“你宿舍六个人，挤不下。”

　　“那我去找学生处，看能不能换个大点的房间——”

　　“不用。”芝萍把最后一口椰浆饭吃完，用报纸把空饭盒包好放在一边。“这里离市区近，找工作方便。而且房租便宜。”

　　芝鸣没有再说话。她坐在床板上，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后来静嘉也遗传了这个动作。她从小到大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但现在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坏的，想说要不我休学去打工帮你，想说大姐知不知道你这样。但她知道这些话说了也没用。二姐不会接受的。二姐只会说“我没事”。她从认识二姐那天起，二姐就一直在说“我没事”。她站起来，在储藏室里转了一圈，从包里掏出一个橘子——本来是她自己当零食的——放在芝萍床头。

　　“这个给你。补充维他命C。”

　　芝萍拿起橘子闻了闻。橘子的皮还是凉的，带着芝鸣包里的书卷气。“谢谢。”她说。芝鸣走到门口，背对着芝萍，她举起手在肩膀上晃了晃——和阿玉一模一样的动作。然后她快步走远了。她的帆布鞋踩在杂货铺外面的水泥地上，脚步声又快又碎。芝萍把橘子放在枕头边上，想着明天早上吃。

　　日子就这样过着。芝萍每天走路、面试、吃半份饭、补拖鞋。她面试了很多地方——餐厅、洗衣店、工厂、超市。有的嫌她学历低，有的嫌她没有相关经验，有的说“我们只要本地人”——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啊”，但对方已经把简历还给她了。她拿着简历走出店门，站在街上看着车来车往。吉隆坡的太阳很晒，她的影子缩在脚下，很短很小。她把简历折好放回背包里，继续往前走。

　　有一段时间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在夜市帮一个卖炸鸡的摊位打下手。工作内容是把腌好的鸡翅裹上面粉放进油锅里，再把炸好的鸡翅夹出来装袋。摊位从晚上六点开到凌晨十二点，她下午五点就到，帮忙摆桌子、搬油锅、切鸡翅。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福建人，说话粗声粗气但人不错，每天晚上收摊的时候会给她一袋卖剩的炸鸡翅当宵夜。她舍不得吃，把炸鸡翅带回储藏室，放在风扇前面吹着——她怕坏掉——然后第二天早上当早饭。炸鸡翅隔了夜，外皮软了，面粉变得黏糊糊的，但她觉得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早餐。咬一口软掉的炸鸡翅，喝一口白开水，这就是她的早晨。有时候她一边吃一边想起小时候在沙捞越，吴芝英带她去镇上看电影，路上给她买炸香蕉。那时候她觉得炸香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现在她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隔夜的炸鸡翅。不是味道变好了，是她更饿了。

　　但夜市的临时工只做了两周就结束了——摊主的老婆从老家回来了，不需要多一个人手。芝萍领了两周的工钱，装在信封里，厚厚一叠零钱。她回到储藏室，把信封里的钱倒出来一张一张数——不错，够交下个月的房租，还能剩一点。她把房租的钱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剩下的一点放进铁盒子里。然后她继续走路，继续面试，继续吃吐司和白开水。

　　有一天下午她路过一间书店。书店外面贴着一张手写的招聘启事——“请店员，男女不拘，有无经验皆可”。她站在那张招聘启事前面看了很久。书店。她想起小时候在沙捞越，吴芝英每个月买的明星杂志，她和吴菲趴在床上翻来翻去，看到好看的卡片就用剪刀剪下来。她没有很多书——家里唯一的课外书是学校发的华文课本，封面被她翻得起了毛边。但每次走进书店她都觉得很舒服，纸页的味道、油墨的味道、新书封面光滑的手感，这些都让她觉得安心。她把招聘启事上的电话号码抄在手心里，走到公共电话亭，投了一枚硬币，拨了号码。

　　“你好，我看到书店外面贴的招聘启事——”

　　“你来面试吧，明天上午十点。”对方很干脆，说完就挂了。

　　芝萍把话筒放回去，看看手心——电话号码被汗水洇湿了，几个数字开始模糊。她赶紧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小本子，把号码抄上去。那个小本子是她用来记账的，第一页写着“房租80”，第二页写着“巴士0 走路”，第三页写着一行字：“三妹给我带了椰浆饭，很好吃。”她用指尖擦了擦手心里残留的墨水印，把本子合上。

　　第二天她去书店面试。书店在茨厂街附近，不大不小，上下两层。老板姓黄，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坐在柜台后面翻一本旧书，抬头看了她一眼，问了她姓名年龄又问了她会不会用收银机。芝萍说不会，但可以学。老板说“行”，让她第二天来上班。月薪三百二，比幼儿园少三十块。她说好。

　　走出书店的时候，她站在骑楼下躲太阳。对面是一家凉茶铺，老板娘正在倒凉茶，草药的味道飘过街，苦中带甘。她忍不住微微笑了一下，然后赶紧收住了——工作还没开始，不知道能不能做长久。她不能高兴得太早。吴家的人都不习惯高兴得太早。但她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橡皮筋，松了一点点。她把背包带子往上提了提，背包里还装着昨天吃剩的半片吐司。她摸了一下——吐司还在。她往巴士站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身对着骑楼的玻璃门看了一眼自己。门上的玻璃映出一个瘦瘦的女生，头发扎成低马尾，碎花衬衫的领口翻得很整齐。她对着镜子里的人眨了眨眼睛，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心情不错，坐巴士吧。走到巴士站，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又缩回手。五毛钱，可以买两片吐司。她继续走路。拖鞋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每一步都在给自己的省钱计划打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