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名字》仍记初年

5、第五章 白校衣

　　那是吴芝萍上中学时候的事了。一件白色的校衣，她穿了好几个学期，穿到腋下发了黄，穿到领口脱了线，穿到布料薄得透光。

　　她不是没有别的衣服。她是有衣服的——吴芝英穿过的旧衣服，传给她，她再穿。吴芝英比她大两岁，比她高一点，衣服穿在她身上总是稍微大一码。袖口要卷一道边，肩膀会往下滑一点。她不介意。旧衣服也是衣服，能穿就行。在吴家，衣服的流转路线是固定的：吴芝英先穿，然后是吴芝萍，如果衣服还没坏就再传给吴芝鸣。但吴芝鸣从来不穿——“我不穿二手的”，她说得理直气壮。丽华骂她“你什么命，还挑”，吴芝鸣说“不是挑，是二姐比我矮，衣服我穿不了”。这个理由无懈可击，因为吴芝萍确实比吴芝鸣矮了半个头。所以旧衣服到了吴芝萍这里就截止了。吴芝萍有时候想，这样也好——至少不用再麻烦妈妈给吴芝鸣买新的。

　　校衣就是这样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穿下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雪白的，棉布硬挺，叠在枕头底下压一夜穿上去还有折痕。洗过几次之后就开始变旧。腋下的部分最先出问题——被汗浸透了，洗不干净，渐渐变成一种洗不掉的淡黄色。她用肥皂搓，用刷子刷，用漂白水泡，泡完还是那样。那两团黄渍像长在衣服上的印记，用什么方法都去不掉。

　　上课的时候她不敢举手。老师提问，她明明知道答案，手在桌子底下攥成拳头，攥到指节发白，就是举不起来。不是怕答错，是怕抬起胳膊的时候露出腋下的黄渍。她的同桌是一个叫阿玲的女生，家境不错，校衣每学期换一件新的。有一次老师点到吴芝萍的名字让她上去做数学题，她没有退路了，站起来，抬着胳膊在黑板上写了半节课。下来的时候经过阿玲的座位，听到阿玲跟旁边的女生低声说了什么，然后两个人都笑了。她没有听清她们说了什么，但她知道她们在笑什么。她坐回座位，把自己的胳膊夹紧，整个下午都没有再抬过手。放学的时候她走在最后面，等所有人都走了才收拾书包。

　　回到家她把校衣脱下来，泡在水盆里，用力搓了很久。肥皂搓了三遍，水换了两次，还是黄的。她把手从水里拿出来，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肥皂泡。她看着那盆浑浊的水，忽然觉得鼻子很酸。不是因为衣服洗不干净。是因为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件衣服，她穿不了一辈子。她不能永远穿旧衣服，然后告诉自己“没关系”。

　　有关系。

　　但她不敢跟妈妈说。妈妈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忙到天黑才坐下。档口的钱要交六个孩子的学费，要给吴福修摩托车，要给吴菲买参考书。一件校衣多少钱？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不管多少钱，妈妈都要从别的地方省出来。也许是从妈妈自己的药钱里省——丽华腰痛的老毛病一直没去看，每次发作就贴一块膏药，膏药的包装纸攒了一抽屉。也许是从菜钱里省——家里的菜永远是那几样，青菜豆腐咸鱼煎蛋，偶尔买一次肉，丽华会把肉分成两顿，第一顿炒菜，第二顿煮汤。

　　她把手从水盆里拿出来，把校衣拧干，挂在晾衣竿上。晾衣竿很高，她踮起脚把衣服挂上去的时候，胳膊向上伸直，露出腋下的皮肤——那里被发黄的布蹭了一整天，留下两条浅浅的印痕。她抬头看着自己高举的手臂，忽然想起在电视里看过的一个镜头——一个人高举着双手，像是在投降。但她不知道自己在向什么投降。

　　第二天是星期天。吴芝萍在档口帮忙，中午的时候吴强从外面回来，把一包东西放在灶台上。

　　“给你的。”他说。然后转身走了。

　　吴芝萍打开纸袋。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白校衣。标牌还没剪，棉布挺括，白得像诗巫机场上空的云。她把衣服捧在手里，手指摸到新布的浆硬感。她愣了一下，然后追出去。吴强已经在院子里蹲着了，手里夹着一根烟，背对着她。

　　“二哥——”

　　“穿坏了再说。”他没有回头。

　　吴芝萍站在他身后，手里捧着那件校衣。她想说谢谢，想说你怎么知道，想说这件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屋里。那件新校衣她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第二天穿上身的时候，她走在上学的路上，觉得自己和别的同学没有区别了。

　　她终于敢举手了。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难题，全班只有三个人举手，她是其中一个。老师点她的名字，她站起来，走上黑板，抬着胳膊写了解题步骤。粉笔在黑板上嗒嗒嗒地响，她的胳膊举得高高的，一点都不累。下来的时候她经过阿玲的座位，没有低头。阿玲看了一眼她的校衣，没有说话。

　　那天放学，吴芝萍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档口帮忙，不是去厨房洗碗，而是跑到吴强面前。

　　“二哥，我今天举手了。”

　　吴强正在给他的摩托车轮胎打气，头也没抬。“嗯。”

　　“数学题，全班只有三个人会做。我是第一个举手的。”

　　“嗯。”

　　吴芝萍还想说什么，但吴强已经把打气筒放下，跨上摩托车发动了。排气管突突突地响，他戴好安全帽，油门一拧就骑出去了。吴芝萍站在门口看着摩托车的尾灯越来越小，嘴角是翘着的。她知道二哥听到了。

　　几年后吴芝英去新加坡之前，把一件淡黄色碎花衬衫塞进芝萍的衣柜里。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穿了不到一年，还很新。“你穿吧，我去了那边买新的。”吴芝英说。吴芝萍说“大姐你自己留着”，吴芝英说“我行李太多了放不下”。吴芝萍知道这不是真的。大姐的行李是一个旅行袋，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根本不存在“放不下”这种事。但她没有拆穿，点了点头说好。晚上她把那件碎花衬衫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比自己大一点，袖口卷一道边刚好。她把脸埋进布料里——上面有大姐用过的洗衣粉的味道，还有一点淡淡的痱子粉。她把衬衫叠好，放在衣柜最里面，舍不得穿。

　　吴芝英走的那天早上，吴芝萍起得很早。她站在厨房里看大姐的背影，想起那件白校衣，想起二哥塞在她包里的钱，想起大姐塞进她衣柜里的碎花衬衫。这个家的人从来不说爱，但他们把爱藏在每一个动作里——一件新校衣、一件旧衬衫、二十块钱、一条补了补丁的书包带、一双偷偷放在灶台上的新拖鞋。这些都是他们说的话。你听不懂，就是你不懂吴家。

　　吴芝英跨上吴福的摩托车后座，回头冲她挥手。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远了，吴芝萍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给大姐擦汗的手帕，举起来挥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想喊什么，又闭上了。手帕在空中晃了两晃，被风带着轻轻飘动，像一面小小的旗帜。摩托车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她没有哭。大姐是为了赚钱去的，不是不回来了。她转身走进厨房，生火煮粥。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把花生，剥开吃了。花生有点潮了，不够脆，但还是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