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梁祝·科举合伙人》旺旺大福星

17、番外六 孙秀才的复仇 孙秀才出狱

　　孙秀才出狱那天，是初冬。

　　他在杭州府的大牢里蹲了一年。出来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的疤还在，眼神比以前更深更暗了。他站在牢门口，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然后低下头，拢了拢身上那件单薄的旧棉袍，慢慢地朝城外走去。

　　他没有回自己在杭州的家——因为那个家已经没了。他爹在他入狱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娘改嫁到了邻县，家里的房子被亲戚占了，他回去也没地方住。

　　他改名“孙不二”，去了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在那里当了一名私塾先生。那个县城叫青田县，离京城三百多里，群山环绕，穷得连一家像样的茶馆都没有。孙不二在县里租了一间破屋子，放了七八张矮桌，收了几个农家孩子，靠束脩勉强度日。

　　日子过得清苦，但孙不二不觉得苦。因为他心里憋着一团火，那团火是冲着梁山伯去的。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被那个人毁了。如果当初没有雇凶，如果他在书院的时候再忍一忍，如果他没有那么冲动——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杭州府的一个教谕了，甚至有可能考上举人，过上体面的日子。

　　但所有的“如果”都没有发生。他现在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落第秀才，一个在穷县教书的无名之辈，连自己的真名都不敢用。

　　他不甘心。

　　于是他在夜里，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叫《科举之弊——一个落第秀才的自白》。表面上是在批判科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实际上每一章都在影射梁山伯——那个“押题押中、一夜成名、平步青云”的新科举人。

　　他写得很隐晦，没有指名道姓，但熟悉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谁。

　　这本书在青田县没激起什么水花——县里的人不识字的多，识字的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但孙不二托人把书稿带到了京城，找了一家小书铺印了二百本，摆在角落里慢慢卖。

　　没想到，那本书被一个在都察院当差的书吏买到了。那个书吏翻了翻，觉得“有影射朝臣之嫌”，于是把书送到了上司的案头。上司又送给了更上面的上司。半个月后，一本从偏远小县城流出来的书，竟然摆在了御史台的桌面上。

　　梁山伯被叫去问话的那天，是一个阴天。

　　他走进御史台的大堂，看见三位御史坐在上面，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本书，封面上的字他看不清，但他猜得到。

　　“梁主簿，”中间的御史开口了，“这本《科举之弊》，你见过没有？”

　　“回大人，卑职没有见过。”

　　“但书里提到的内容，与你当年在尼山书院办冲刺班一事有所关联。你可曾听说过作者孙不二此人？”

　　梁山伯沉默了一瞬，然后说：“回大人，卑职确实认识一个人，与书中所写内容有关。但这个人不叫孙不二，他叫孙秀才，原名孙德胜，曾是杭州府仁和县的秀才。卑职当年与他同窗，因他雇凶伤人，卑职报官处理，官府判他革除功名、杖八十、徒一年。”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书，双手呈上：“这是当年官府判决的抄本，以及孙秀才雇凶伤人的供词、受害人的证言。请大人过目。”

　　御史接过去，翻看了几页，眉头慢慢皱了起来，又翻了几页，眉头又松开了。

　　他合上那份文书，又翻了翻那本《科举之弊》，然后放下，看着梁山伯：“梁主簿，这本书里写的东西，你有何看法？”

　　梁山伯不慌不忙地回答：“回大人，书中所写，是作者的看法。卑职无权置喙。但卑职可以说明一点——卑职当年在尼山书院办冲刺班，所有教学内容均为卑职自己研究总结，从未获取过任何非法的考题信息。卑职的学生中，当年参加秋闱者共计二十人，中举者六人。其余十余人虽未中举，但成绩亦有明显提升。这是事实，不是‘押题押中’一句话能概括的。”

　　他顿了顿，又说：“大人若需要，卑职可以将当年的教学笔记、押题宝典草稿、以及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录，一并呈上。”

　　御史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挥了挥手：“不必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回去吧。”

　　梁山伯行了一礼，退出了御史台。

　　他走出大门的时候，天空飘起了细密的雨丝。他把衣领竖起来，沿着长街慢慢地走回家。雨不大，打在身上凉丝丝的，他走得不快不慢，像是刚办完一件普通的事情。

　　回到家的时候，祝英台正在茶馆里给客人泡茶。看见他衣服湿了，放下茶壶走过来：“怎么样？”

　　“没事了。御史说‘到此为止’。”

　　“那孙秀才呢？”

　　“他大概还会在青田县待着吧。那本书，应该不会再印了。”

　　祝英台给他倒了一碗热姜茶：“你倒是不生气。”

　　“不值得。”梁山伯接过茶碗，喝了一口，“一个已经被自己毁掉的人，不值得我再花力气去踩一脚。”

　　那本《科举之弊》后来确实没有再印了。

　　书铺里的存货被收走销毁，流出去的几本也慢慢没了踪迹。孙不二在青田县又熬了一年，私塾的学生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是因为县里的人听说他“写过一本胡说八道的书”，都不敢把孩子送来了。

　　他关了私塾，又不知道去了哪里。

　　梁山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三年后。一个从青田县调到京城的小吏偶然提起：“那个孙不二啊，听说去河东那边做货郎了。卖针线、布头、胭脂水粉，走街串巷的，日子过得还行。就是从来不提自己以前的事。”

　　梁山伯听完，点了点头，没有评价。

　　那天晚上，他在灶膛里添柴火的时候，顺手把那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留在书架的《科举之弊》抽出来，扔了进去。

　　火苗舔着纸页，很快就烧成了灰。

　　那个人，从此再也没有在他的生命里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