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14、番外三 工部风云 梁山伯在工 ...
-
梁山伯在工部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
说是冷板凳，其实也不完全是。他每天按时到衙门，按时点卯，按时整理文档，按时誊抄公文，偶尔帮钱侍郎写两篇不痛不痒的奏折草稿。同僚们对他客客气气的，但也没有太多亲近——毕竟他是新来的，还是个举人出身，不是进士正途，在那些老资格的官吏眼里，多少有点“不够格”。
但梁山伯不着急。
他每天中午都去食堂吃饭，每次都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每次都能“偶遇”沈墨。两个人端着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天气、聊几句公文格式、聊几句京城哪家铺子的糕点好吃。旁边的人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就算听见了，也只会觉得两个年轻人在闲聊。
但实际上，他们聊的是别的东西。
“黄河治理的卷宗，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去年的《河工物料采购明细》。”沈墨夹了一筷子青菜，声音低得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放在丙字架第三层，夹在一本《工部则例》后面。你明天去借的时候，顺便翻一下。”
梁山伯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汤：“丙字架？那不是放废档的地方吗？”
“对。所以没人会去看。”
“知道了。”
两个人各自低头吃饭，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第二天下午，梁山伯果然去了一趟档案室。他借口要查一份《工部则例》，在丙字架前翻了一会儿，然后“顺手”抽出了那本夹在后面的《河工物料采购明细》。
他翻开一看，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份明细记录了去年黄河某段堤坝加固工程的物料采购情况。石料、木材、石灰、人工，每一项都有数量、单价、总价、经手人签字。表面上看，账目清晰，手续齐全。
但梁山伯发现了一个问题：石料的采购单价，比市场价高了将近三成。木材的采购单价，比市场价高了将近四成。石灰的采购单价，高得更是离谱，几乎翻了一倍。
他算了算，光这三项，就被多报了近两千两银子。
这两千两银子去了哪里？明细上没有写。经手人的签字倒是写得清清楚楚——一个叫“赵志高”的人，职务是“河工监修”。
梁山伯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把那份明细夹回《工部则例》里，放回丙字架第三层，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档案室。
当天晚上，梁山伯把这件事跟祝英台说了。
祝英台正在灯下缝一件袍子——那是给梁山伯做的新外袍，藏蓝色的布料，领口绣了两道暗纹，针脚细密齐整。她听梁山伯说完，手上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穿进去。
“赵志高？”她想了想，“这个人，我好像听银心说过。”
“银心？她怎么会知道工部的人？”
“她跟隔壁王大娘聊天的时候听说的。王大娘的女婿在都察院当差，偶尔会提到一些案子。说是这个赵志高，跟内务府的一个太监走得特别近。”
梁山伯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内务府。沈墨说的没错——黄河治理的拨款，确实流向了内务府。而赵志高就是那个把钱从工部搬到内务府的中间人。
“还有吗？”他问。
“没了。”祝英台咬断线头，把袍子抖了抖，“不过我让银心多去跟王大娘聊聊天，看看能不能再打听出什么来。”
“你倒是会安排。”
“过日子嘛，不就得动脑子。”祝英台站起来，把袍子披在梁山伯身上，“试试合不合身。”
梁山伯站起来，伸开胳膊。袍子长短刚好，肩宽刚好，袖口也刚好。他低头看了看领口的暗纹，心里一暖。
“你什么时候量的尺寸？”
“你睡觉的时候量的。拿根绳子比了一下，心里就有数了。”
“你还会这个？”
“以前在祝家的时候，我娘的嫁衣就是我做的。”祝英台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暗了一瞬，但很快又亮了起来，“快脱下来，我收个边，明天就能穿了。”
梁山伯把袍子脱下来，递给她，看着她低头缝边的侧脸，心里忽然涌上一个念头。
这辈子，他不仅要当个好官，还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是那种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好日子——他知道她不喜欢那种。而是那种她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出门就出门、不用看任何人脸色的好日子。
“英台，”他说，“等我有钱了，给你开一间铺子。”
祝英台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铺子？”
“你想开什么铺子？”
她想了想：“茶馆吧。我不喜欢热闹，茶馆安静，还能听人聊天。”
“那就茶馆。”
“你当官的人，家里开茶馆，不怕被人说闲话？”
“怕什么？我又不卖官鬻爵。卖茶又不犯法。”
祝英台笑了：“行。那我等着。”
第二天，梁山伯穿着那件新袍子去了工部。
藏蓝色的料子衬得他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领口的暗纹在阳光下隐约可见，低调又不失体面。同僚们多看了几眼，有人打趣说“梁主簿是不是娶了个好媳妇”，梁山伯笑了笑，没有否认。
上午，钱侍郎把他叫过去，交代了一件新差事。
“梁主簿，你来了也一个月了，该熟悉的工作都熟悉了吧？”
“回大人，差不多了。”
“那好。今年秋汛快到了，河道那边要报一份防汛预案上来。你帮着起草一下，写完之后拿给我看。”
“是。”
梁山伯回到自己的案前，摊开纸，开始写防汛预案。
他上辈子虽然没当过官，但上上辈子——也就是这辈子重生前的那一辈子——他看书多，各种杂书都翻过。其中有一本《河防通议》，是前朝的治水专著，他记得里面有不少实用的防汛措施。加上重生之后他认真研究过近几年的黄河水情报告，写一份预案对他来说并不难。
他写了三天，改了七稿，最后交到钱侍郎手里的时候，钱侍郎翻了翻，眼睛亮了。
“这篇预案写得不错，条理清晰，措施务实，比去年的那份好多了。”钱侍郎合上预案，看了梁山伯一眼，“你以前学过治水？”
“没有。就是看过一些书。”
“看书能看到这个程度，说明你用心了。”钱侍郎顿了顿，“今年秋汛巡查，你跟着去吧。熟悉熟悉河道的情况，以后也好用得上。”
“谢大人。”
梁山伯走出钱侍郎的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巡查河道，意味着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也意味着他能亲眼看到黄河的情况。纸上谈兵终究不如实地考察，有些账目上的猫腻，到了现场一看，往往就能发现端倪。
他正想着，迎面碰到了沈墨。
沈墨端着一摞公文，看见他，微微点了点头，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说了一句：“赵志高最近在卖宅子。”
梁山伯脚步没停，心里却记下了。
赵志高在卖宅子。这说明什么？要么是缺钱了，要么是想跑路。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好兆头。
当天晚上，梁山伯把这件事跟祝英台说了。
祝英台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到“赵志高卖宅子”这几个字，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若有所思地说：“缺钱？他一个河工监修，油水那么大，怎么会缺钱？”
“除非是有人要查他了，他急着把手里的资产变现，然后跑路。”
“那你要怎么办？”
“我明天让四九去打听一下他的宅子在哪儿，卖给谁了，成交价多少。”梁山伯说，“这些消息，能推算出他卷了多少钱。”
“四九行吗？他笨手笨脚的。”
“他笨归笨，但不会引人怀疑。一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小书童，去打听点市井消息，没人会多想。”
祝英台想了想，觉得有道理：“那你让他小心点。别被人套了话。”
“我知道。”
第二天一早，梁山伯把四九叫过来，交代了一番。四九听完，拍着胸脯说“公子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然后揣着几文铜钱，换了一身旧衣裳，像个进城赶集的乡下小子一样，溜溜达达地出门了。
傍晚，四九回来了。
他带回来的消息不多，但足够让梁山伯心里有数。赵志高的宅子确实在卖，标价八百两，已经有人看过了，但还没成交。买主是个生面孔，据说自称是“南方来的商人”。
南方来的商人？梁山伯心里打了个问号。京城里做生意的南方人不少，但专门跑到工部官员家门口看宅子的，可就值得玩味了。
“四九，你看到那个‘南方来的商人’长什么样了吗？”
“看到了。四十来岁，圆脸，胖胖的，穿一件灰绸袍，说话带点浙江口音。”
浙江口音。梁山伯的心跳了一下。
“他还说什么了？”
“他跟赵家的门房聊了几句，说什么‘这宅子风水好’‘适合开铺子’之类的话。然后说改天再来，就走了。”
梁山伯没有再多问。
但他在心里把“浙江口音”和“南方商人”这两个词圈了起来，跟“赵志高”“内务府”“黄河拨款”连在了一起，画了一条隐约的线。
这条线现在还很模糊。但如果有朝一日能连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又过了三天，钱侍郎召集工部众人，交代秋汛巡查的事宜。
“今年秋汛巡查，分三路。一路去黄河上游，一路去中游，一路去下游。我亲自带队去中游，下游那边，就由梁主簿带队去吧。”
梁山伯愣了一下：“大人，我带？”
“怎么？不敢？”
“不是不敢。卑职才来一个月，怕不熟悉情况，耽误了大事。”
“不熟悉才要去熟悉。”钱侍郎说，“你那份防汛预案写得很好，说明你有这个底子。去吧，带两个老吏，一个懂水文，一个懂工程，再带几个书吏。到了地方，多看多问，不懂的就问他们。回来之后，写一份详细的巡查报告。”
“卑职遵命。”
梁山伯回到自己的案前，开始准备巡查要带的东西。
地图、账册、空白记录纸、笔墨、干粮、换洗衣物。还有一本他手抄的《河防通议》——虽然里面的内容他大部分都记得，但带在身边更踏实。
他正收拾着，沈墨走了过来，递给他一个牛皮纸封的小包。
“什么东西？”
“我爹以前用过的河道勘查笔记。里面记录了一些老河工的口述，比官方的档案要真实。你带在路上看，也许用得上。”
梁山伯接过来，掂了掂：“沈兄，谢了。”
“不用谢。你要是查出什么来，记得带上我。”沈墨笑了笑，转身走了。
梁山伯把那个小包塞进包袱里，继续收拾。
傍晚回到家，他跟祝英台说了巡查的事。
祝英台正在做饭——准确地说，是在跟银心一起做饭，她负责切菜，银心负责炒菜。听到梁山伯要出门巡查，她手上的刀停了一下。
“去多久？”
“预计半个月左右。沿河走一圈，看看堤防情况，走访几个村镇，回来写报告。”
“路上安全吗？”
“带两个老吏，还有一个懂水文的一个懂工程的，都是老手。再加上几个书吏和几个兵丁，十来人，应该没问题。”
“那你自己小心。”祝英台继续切菜，刀起刀落，干脆利落，“河边的村子听说不太平，偶尔有匪徒出没。你晚上别一个人到处乱走。”
“我知道。”
“还有，别仗着你会了两招躲闪功夫就逞能。陈子寒不在你身边，真遇到事，跑比打有用。”
“我知道。”
“还有，多带几件衣服。河边湿气重，晚上凉。”
“我知道。”
祝英台放下刀，转过头来看着他：“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梁山伯笑了笑：“因为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住了。”
祝英台的脸微微红了，转回头继续切菜，声音闷闷的：“油嘴滑舌。”
“是真的。”
“真的也不行。吃饭了。今天做了红烧肉，你最爱吃的。”
餐桌上，四盘菜摆得整整齐齐，中间那盘红烧肉油亮亮的，冒着热气。四九已经端着碗在旁边蹲好了，眼巴巴地等着开饭。
梁山伯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祝英台给他又夹了一块，“出门半个月，外面的饭怕是没家里的好。”
“我会想家里的饭的。”
“想饭，还是想人？”
“都想。”
祝英台低头扒饭，嘴角弯弯的。
第二天一早，梁山伯背着包袱出了门。
四九站在门口送他，眼睛红红的：“公子，你早点回来啊。我一个人在家，少夫人老让我背《千字文》，我都快背傻了。”
“那你好好背。等我回来考你。”
“公子！”
梁山伯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巷口，他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边，车夫是个老吏，姓王，在工部干了三十年，对河道的事门儿清。车里还坐着一个姓刘的老工程，一个姓周的水文书吏，以及几个年轻的书吏和兵丁。
“梁主簿，上车吧。”王老吏招呼了一声。
梁山伯上了马车，一行人晃晃悠悠地出了京城，沿着官道朝黄河下游的方向走去。
路上，梁山伯翻开沈墨给他的那本笔记，一边看一边跟王老吏聊天。
“王老，您在工部干了三十年，黄河的堤防年年修，年年都出事。到底是钱不够，还是人不行？”
王老吏靠在车壁上，眯着眼睛想了想，叹了口气：“钱是够的。人是够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用不对地方。”王老吏的声音低了下去，“梁主簿，你是个聪明人，我不瞒你。这些年河道上的工程，拨下来的银子，有一半花在了实处，另一半——”他伸出一只手，比了个“没”的手势，“你知道去了哪。”
梁山伯沉默了一会儿。
“那您知道赵志高吗？”
王老吏的表情变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
“知道。他是河工监修，管了几年的物料采购。后来调回京里了，听说……混得不错。”
“他调回京里之后，谁接了他的位置？”
“一个叫钱明的人。也是工部出来的，能力一般，但听话。”
听话。梁山伯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两个字。
马车沿着官道走了两天，第三天到了河边。
黄河在下游这一段，水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的堤坝看起来还算齐整。但梁山伯下了车，走近了看，发现不少地方的堤坝都是“外光里糙”——外面抹了一层石灰，看起来光鲜，里面填的却是碎石头和黏土，根本不牢固。
他蹲下来，拿起一块碎石头看了看，又敲了敲旁边的堤面，心里有了数。
“王老，这些堤坝，是哪一年修的？”
王老吏看了看堤坝根部刻着的年份标记：“三年前。”
三年前。那是赵志高还在河道上的时候。
梁山伯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有多说什么。但他心里已经把“赵志高”三个字和“豆腐渣堤坝”连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十天，他们沿着河走了好几百里，走访了七八个村镇，看了十几段堤坝，跟不少老河工和沿岸的村民聊了天。
那些老河工的话，比官方的档案真实得多。
“三年前修的那段堤，根本就没用。钱都被贪了，我们干活的只拿到了一小半工钱，剩下都让上面的人吞了。”
“发大水的时候，那段堤一冲就垮，淹了三个村子，死了好几十口人。报上去说是‘洪汛过大’，其实就是堤不行。”
“上面的人？哪个上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姓赵的监修，后来调走了。”
梁山伯把每个人的话都记了下来，一个字不落。
半个月后，他回到了京城。
他瘦了一圈，脸晒黑了不少，但精神很好。一进院子，就看见祝英台站在枣树下，手里端着一碗茶，正等着他。
“回来了？”
“回来了。”
“瘦了。”
“在外面吃不好。”
“那今晚多吃点。银心炖了鸡汤。”
梁山伯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茶，喝了一口，温热正好。
他忽然觉得，这半个月的奔波、那些调查、那些笔记、那些还没来得及写进报告的东西，都有了意义。
因为有人在家里等他。
院子里，枣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秋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落在两个人的肩上，落在那碗茶里，落在青砖地上。
日子还长，故事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