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树知道的事 旧庙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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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庙镇的孩子，都是被树看着长大的。
这话一点不假。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部那片方圆三百二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树是比人更古老的居民。它们站在村口、山顶、墙根、道旁，把根须深深扎进辽西北那片带着沙性的黄土里，一站就是几百年。我们那时候一帮半大孩子，一放暑假就像撒了绳的野狗，往镇子外头疯跑。大人们也不怎么管，只要晚饭前能看见人影，晓得没掉进河沟里，就由着我们去野。旧庙镇的夏天长，日头从早上四点亮到晚上八点才恋恋不舍地沉下去，这么长的一整天，足够我们从镇子这头跑到那头，把几棵有名的老树都拜一遍。
那时候我们心里有张地图，不是大人那种画在纸上的，是画在脚底板和记忆里的。哪条土路通向哪棵老树，哪道山梁后面藏着什么秘密，比课本上的知识记得还牢。而所有路线最终都会指向那些树——它们像一个个沉默的驿站，见证着我们跌跌撞撞的童年。
一
阿哈来村有棵“杨树王“，全镇没人不知道，可真正亲眼见过的孩子并不多。我们第一次见它，是小学四年级暑假，跟着六个大孩子骑车去的。那天天没大亮，我们就从各自家里溜出来，在镇口老供销社的墙根底下集合。二柱子骑的是他爹那辆二八大杠，横梁上缠着布条，他够不着座，就斜挎着身子从三角架里钻过去骑，我们叫那种骑法“掏螃蟹“。我骑的是辆小轮车，链子总掉，一路骑一路修，骑到阿哈来村时，屁股都麻了，大腿根火辣辣地疼。
可一看见那棵树，所有人都把疼忘了。
那杨树站在孟家窝铺屯正中央，像一位端坐在村子心脏位置的老神仙。粗得要两个大人张开胳膊才能合抱，我们七个孩子手拉手围了一圈，还差一大截才能接上。树冠圆得像个扣在地上的巨大绿蘑菇，夏天太阳最毒的时候，底下能站半个屯子的人乘凉。我们围着它跑，一圈又一圈，跑累了就躺树根上喘气。树皮糙得像砂纸，可贴着脸却凉丝丝的，带着一股子潮湿的木头味儿，像是树在呼吸。
屯里八十多岁的闫国富爷爷坐在树底下抽旱烟，铜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我们围上去问这树的年纪，闫爷爷眯着眼，脸上的皱纹比树皮还深：“我奶奶二十岁那年嫁过来，这树就已经这么粗了，两个人合抱不过来。如今我八十多了，你们算算，它得有多少岁？“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三百岁？四百岁？那得比我们爷爷的爷爷还老。二柱子忽然说：“这树里头准住着个神仙，就是不爱说话。“我们仰头看，风吹过来，满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像是谁在低声笑。
闫爷爷告诉我们，早年间闹饥荒，这树的叶子、树皮都被人捋下来充饥，可它愣是挺过来了。后来年景好了，屯子里的人把它当神树供着，谁家有了难处，就来树下烧炷香，跟树说说。我不信神，可躺在树根上，透过层层叠叠的叶子看蓝天，那些光斑在眼皮上跳，真就觉得这树是有灵性的。它见过清朝的人，见过民国的人，见过日本鬼子来过又走，见过解放军的伤员在屯子里养伤，如今又看着我们这些穿着塑料凉鞋、背着军绿书包的孩子在它底下打滚。三百年的光阴，对它来说不过是多了一圈年轮，对我们来说，却是从老祖宗到我们这辈的整个人世。
我们在杨树王底下玩了一整天。用树籽当子弹互相扔，在裸露的树根上走平衡木，把玻璃球埋在树底下的土里做“宝藏“。中午时分，闫爷爷的老伴儿给我们端来一瓢凉水，水是用井里刚打上来的，盛在粗瓷大碗里，碗边磕了好几个豁口。那水喝下去，从嗓子眼凉到肚脐眼，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闫奶奶说：“这水好，是树底下那口老井的水，甜着呢。“我们喝完，又疯跑起来，直到夕阳西下，树影拉得老长，像是要把我们这些外乡来的孩子搂进怀里。
临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杨树王在暮色中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影，树冠的轮廓被夕阳镶了一道金边。我忽然有点舍不得，好像这一走，它就又要独自站很久，等下一拨孩子来。二柱子喊我：“磨蹭啥呢，天黑了有狼！“我应了一声，蹬上车子，可心里知道，这棵树从此在我心里扎了根，和它的根一样深。
二
从杨树王往东走，翻过一道矮梁，便是东山。那山不陡，坡缓得很，可山顶上站着三棵古榆，远远望去一字排开，黑压压的树冠像条要腾飞的巨龙，在旱季枯黄的坡地上显得格外突兀。
我们第二次去东山，是专门为了那三棵古榆。那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约好了去“探险“。说是探险，其实不过是从没去过的地方罢了。旧庙镇的孩子，把没去过的地方都叫探险。我们带了干粮——每人两个玉米面饼子，是家里灶台上永远温热的吃食，用布包了塞在兜里。二柱子还带了他爹的柴刀，说要万一遇见蛇，能防身。我们笑他，那刀锈得连草都割不动，何况蛇。
爬山的过程比想象中长。辽西北的山，看着不高，可走起来费鞋。土路被车辙压出一道道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裤腿上沾满了苍耳子和鬼针草。半道上歇气，回头望旧庙镇，镇子缩成一小片灰白色的积木，散落在绿色的田野里。远处的石佛山若隐若现，山尖上似乎有块石头在反光。
终于爬到山顶，三棵古榆近在眼前时，我们反而不敢大声说话了。
它们太老了。老得不像这个时代的树。走近了看，树枝交错，树皮粗裂，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瘤，像老人身上长的瘊子。中间那株最奇，树干上有一个大大的、上下串通的树洞，能钻进去一个成年人。二柱子又要逞能，把饼子塞给我，缩着身子就往洞里钻。我们在外头喊：“里头有蛇没？有黄鼠狼没？“他闷声闷气地回：“有龙王！“吓得几个小丫头往后躲，却又忍不住凑近看。
我凑到树洞前，里头黑漆漆的，有一股陈年的木头腐朽味，混着泥土的气息。阳光从洞顶漏下来，照在洞壁上，那些纹理像一幅幅抽象的画。我忽然觉得，这树洞是个时光隧道，钻进去，说不定能从另一头出来，就回到了三百年前。二柱子钻了一半，卡住了，嗷嗷叫着让我们拽他。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拖出来，他满头都是蜘蛛网和木屑，却咧着嘴笑：“里头宽敞着呢，能站直！“
我们不明白，树干都空了，它怎么还能活？树皮裂得像老人手上的青筋，树瘤一个摞一个，枝头上还有不少枯死的干枝，可整棵树却倔强地绿着。那叶子绿得发亮，厚墩墩的，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绿光，那种绿，耀眼得很，山下幼年的榆树都没有老树的叶儿绿。我们躺在树下，看那些绿叶子在风中晃，一片叶子落在脸上，凉凉的，带着一股清香。
闫爷爷说过，树和人一样，只要根还抓着土，就死不了。我们似懂非懂，却从此对那三棵古榆生了敬畏。以前见树就踹、就爬、就掰树枝，可面对这三棵空心的老榆，我们自动放轻了脚步，说话也小声了。好像它们不是树，是三位坐在山顶打坐的老神仙，看惯了云起云落，懒得搭理我们这些毛孩子，可我们却不能不敬着。
下山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回头望，三棵古榆在山顶的剪影，真像一条巨龙卧在那里，守着旧庙镇东面的门户。二柱子忽然不闹了，安安静静地走路。我问他咋了，他说：“刚才在树洞里，我好像听见有人喘气。“我们都知道那是风声，可谁也没有笑话他。那天的晚饭，我吃得格外香，玉米面糊糊喝得碗底朝天，奶奶问我去哪疯了，我说：“去东山了，看了三棵老树。“奶奶点点头：“那树啊，我小的时候就在了。“
原来，我们都是被同一批树看着长大的，只是我们不晓得罢了。
三
春上的时候，旧庙最热闹的不是庙会，是梨花。
旧庙镇的土地面积虽然大，可最让人心痒的是梁南村山后那一片梨园。一过旧庙北梁，远远就能望见那一片白，像谁把天上的云扯下来铺在了山坡上，又像是冬天忘了走，把最后一场雪留在了那里。五一是最好的日子，学校放假，大人也闲，我们便跟着去梨园帮忙。说是帮忙，其实是去疯。可大人都明白，孩子哪是帮忙的料，不过是给个由头，让我们去花地里撒欢。
我们第一次正经赏梨花，是跟着白文奇大爷家的梨园去的。白大爷是出了名的勤快人，二十亩梨园，管理得横是横竖是竖，树一样高，树盘一样大，连我们小孩子都看得出，这家人过日子是极认真的。一进梨园，淡淡的雅香就扑面而来，那香味不冲人，却往肺腑里钻，像是有只无形的手，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捋顺了。我们站在梨园入口，一时间竟忘了往里跑。
梨花开得正盛。眼前这梨花开的是那么的白，像雪一样洁白，亦如珍珠般透明。那含苞欲放的姿态，犹如冰清玉洁的仕女含羞的样子。二柱子忽然念了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们刚学过的诗，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那一刻，满树的白花、满地的花瓣、满鼻子的香气，真让我们觉得，旧庙镇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我们在梨树行子里钻来钻去，花瓣落在头发上、肩膀上，抖都抖不掉。女孩子们把花瓣攒在手里，说是要回去夹在书里做标本。男孩子们更野，攀着矮处的枝子摇晃，下一场“花瓣雨“，惹得白大爷拿着剪枝的剪刀追过来骂：“小兔崽子，摇坏了花，秋天没梨吃！“我们一哄而散，躲到另一行树后头，等他走远了，又接着摇。
梨园里不光有花，还有干活的人。大人们弯腰在树下除草、施肥，戴着草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远远望去，雪白的梨花、翠绿的新叶、赭黄的土、劳作的人，恰似一幅秀美的新农村图画。我站在梨园之中，感受和品味着那芬芳四溢的梨花香，久久地徘徊在梨花枝下，不忍离去。风一吹，花瓣纷纷扬扬，落在我的头发里、脖颈里，痒酥酥的。我想，所谓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吧。
中午是在梨园边上吃的。白大娘家给蒸了高粱米饭，炖了自家养的小鸡，还拌了一盘新从大地里挖回来的小蒜、苦麻子、苣荬菜。那野菜带着泥土的腥甜，蘸着大酱吃，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二柱子吃得嘴角流油，还嚷着要添饭。白大爷笑着说：“慢点吃，管够。“那一刻，我觉得旧庙镇的人，和这梨树一样，实在、厚道，把最好的东西都往外掏。
临走时，白大爷给我们每人塞了一个去年的秋梨干，琥珀色的，甜得粘牙。他说：“等今年秋下了梨，你们再来。“我们满口答应，可心里知道，童年里的承诺，多半是要打折扣的。但那梨花的白、那花香的雅、那高梁米饭的香，却实打实地留在了记忆里，比任何承诺都牢靠。
四
镇子东头的石佛山，是我们男孩子的“探险圣地“。
旧庙镇东部的最高点，便是这座山。它出名不是因为高，而是因为山上的石头怪得很——有像佛的，有像蛇的，有像老鹰蹲在那儿的，还有像孔雀开屏的。我们第一次上去，是听说山上有“宝藏“。所谓宝藏，不过是前几届孩子埋的一堆玻璃球和烟盒纸，可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天大的秘密。
爬山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石佛山不像东山那么缓，石头多，土少，爬几步就要手脚并用。山半腰有片野酸枣林，秋天结了果，黄豆粒大小，红得发紫，酸得人脸皱成包子皮。我们抢着摘，抢着尝，酸得直流口水，却谁也不肯吐出来，仿佛谁先吐了谁就输了。二柱子被酸枣核硌了牙，捂着腮帮子嗷嗷叫，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石头上滚下去。
到了山顶，那些怪石就在眼前。最大的一块，远远望去真像一尊坐佛，低着头，像是在看芸芸众生。旁边一块细长条，盘在那里，活像一条石蛇。更远处有块突出的石头，侧面看，鹰嘴、鹰眼都惟妙惟肖。我们比赛谁找得多，找到了就编故事：那石佛是镇压石蛇的，老鹰是看守宝藏的，孔雀是仙女变的……其实哪有什么宝藏，可我们说得有鼻子有眼，连自己都信了。
站在石佛山顶俯瞰旧庙镇，视野开阔得让人想大喊。镇子、村庄、道路、梨园、农田，像一幅巨大的棋盘铺展在脚下。远处的杨树王只能看见一个绿点子，东山的三棵古榆像三根小牙签。风从北面吹来，带着蒙古高原的干爽气息。二柱子忽然对着山谷大喊：“旧庙——我来了——“回声荡回来，惊起一群山雀。我们也跟着喊，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在一起，在山谷里撞来撞去。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国王，整个旧庙镇都是我的领地。那些树、那些石头、那些花、那些田，都是我领土上的臣民。当然，这种幻觉只维持到下山，回到家，我妈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衣裳挂破了，又去哪疯了？“可即便挨了骂，心里头还是美滋滋的，因为石佛山的石头知道，我曾经站在山顶，做过一分钟的国王。
五
最让我心里发紧的，是代海营子屯的那堵土墙。
那是阜蒙县第一个人民政府的旧址，墙已经一百多年了，土夯的，矮矮一截，墙头上还有黑乎乎的印子。我们第一次见它，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跟着学校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去的。去之前，我以为会是像电影里那样雄伟的建筑，没想到只是一堵残墙，立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旁边就是寻常的农家院，鸡在墙根底下刨食，狗趴在门槛上打盹。
可当我们走近了，听屯里的老爷爷讲过去的事，那堵墙忽然就高大了起来。
老爷爷说，东北解放那会儿，旧庙区是我军后方疗养所，数百伤员入住，多个村建食堂，负责伤员饮食。这堵墙，就是那时候的旧院墙。他指着墙头上的黑印子：“看，那就是枪子儿打的痕。“我们凑上去看，那些痕迹已经风化得模糊，可用手摸，确实能感到土墙表面有坑洼。一百多年的风雨，没能把它们完全磨平。
老爷爷又说，那时候日子苦，可旧庙镇的人没一个躲懒的。妇女们轮流去照顾伤员，熬药、缝衣裳、喂饭，男人们帮着转运物资、站岗放哨。这第一个人民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成立的。他说着，伸出干枯的手指，轻轻抚过墙皮：“这墙土里头，还混着当年熬粥的烟火气呢。“
我们听着，手里的草兔子就不编了。我摸着那堵墙，指腹蹭过粗糙的泥皮，总觉得能蹭出火药味来。墙根底下长满了野草，我们拔了草编兔子，编蚂蚱，可那天谁也没心思比赛谁编得好。墙缝里钻出来的风，带着股严肃劲儿，不像杨树王底下的风那么温柔，也不像石佛山上的风那么爽朗，它沉甸甸的，像是在提醒我们：你们现在能满世界疯跑，是因为有人在这堵墙后头，流过血。
临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堵土墙在暮色中沉默着，像一位卸了甲的老兵，不需要勋章，也不需要赞美，就那么站着，把往事都压在夯土里。我忽然明白了，旧庙镇不只有古树和梨花，它还有骨头。那些骨头，就藏在这一堵堵老墙里，藏在老人们的故事里，等着我们这些孩子慢慢长大，慢慢听懂。
六
旧庙镇的奇景，除了古树、怪石、梨花、老墙，还有一样，是别处见不到的。
那是祎景村满井屯贺云江大爷家门口那棵老榆树。
我们听说这棵树，是在镇上的集市里。卖旱烟的老汉说：“满井屯老贺家门口，有棵老榆树，成了精了，枝子弯成了大门眉，你们见过没？“我们没见过，于是找了个礼拜天，骑了十几里路去看。
到了跟前，真就愣住了。
那树粗得周长近三米，树皮皴裂如鳞，怕是也有二三百年。最奇的是，其中一个枝杈从主干上横着长出去，到了贺家大门的位置，忽然弯成一道优美的拱形，正好做了大门的门眉。贺家后来砌门时，没舍得锯那枝子，就让砖墙从枝子底下穿过，树和门，就这么长成了一体。夏天枝繁叶茂时，整个大门都笼罩在绿荫里，进门的人，先要穿过这道天然的绿拱门。
贺大爷见我们围着树转来转去，笑着出来招呼：“看够没？这树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老。“我们问：“为啥不锯了它，多不方便？“贺大爷摇摇头：“树长这么大，不容易。它没碍着人，人凭啥碍着它？就这么长着，挺好。“
我们站在门下头仰着脖子看，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一地碎金子。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是在说：我在这儿住得好好的，你们进来坐坐？贺大娘从屋里端出一簸箕炒瓜子，让我们嗑。我们坐在门槛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树，看树影在院墙上慢慢移动。
那一刻，我觉得贺大爷家是旧庙镇最富有的人。谁家有棵活了几百年的树给看门呢？这不是钱能买来的。这是旧庙镇人与树、与土地相处的方式——不是征服，不是占有，是互相让着，互相陪着，你长你的，我过我的，谁也别欺负谁。
临走时，贺大爷送我们到门口，我们穿过那道树拱门，忽然觉得像穿过了一个古老的仪式。二柱子说：“以后我有了房子，也要在门口种棵榆树，等它长成门眉。“我们都笑他，可心里头，谁没偷偷想过呢？
七
那时候不懂，以为这些树、这些山、这堵墙、这道门眉，会永远在那儿，等我们长大了随时回来看。
后来才慢慢明白，真正永远留在那儿的，是那个在杨树下躺过、在树洞里钻过、在梨花雨中跑过、在旧墙根底下听过故事、在树拱门下嗑过瓜子的自己。那些树知道的事，比人多。它们知道哪一年雨水好，哪一年风大，哪一年来了蝗虫，哪一年下了暴雪。它们知道哪个孩子曾经抱着它的树干，偷偷流过眼泪——因为考试考砸了，因为被大人骂了，因为喜欢的女生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树都不说，只是把叶子摇得沙沙响，像是在叹气，又像是在安慰。
如今我离开旧庙镇很多年了，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地铁呼啸而过，霓虹闪烁不停。有时候加班到深夜，从写字楼里出来，忽然闻到一阵花香，或是看见路边一棵老树，就会愣住。那一刻，故乡在轻轻拽我的衣角，不是拽我的衣裳，是拽我心里头那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那个孩子，此刻也许正躺在杨树王的树根上，看光斑在眼皮上跳；也许正从东山古榆的树洞里钻出来，满头蜘蛛网却咧着嘴笑；也许正在梨花雨中奔跑，花瓣落了一肩膀；也许正站在石佛山顶大喊，要做一分钟的国王；也许正摸着代海营子屯的土墙，试图蹭出一百多年前的火药味；也许正坐在贺大爷家的门槛上，仰着脖子看树拱门上的碎金子。
树知道所有的事。它知道旧庙镇的童年，知道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清脆的笑声、那些悄悄话、那些誓言和谎言。它知道我们终将长大，终将离开，终将把泥土里的根须拔出来，变成漂泊的叶子。可它也知道，只要有一天我们回去，它还在那儿，沉默地站着，用沙沙的叶子说：回来了？歇会儿吧，不赶路。
旧庙镇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它是每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又被风吹向远方的人，共同的记忆坐标。那些青石板路上的车辙、供销社玻璃柜台后的糖纸、灶台上永远温热的玉米面糊糊、梨园里白文奇大爷的高粱米饭、贺大爷门槛上的炒瓜子、代海营子屯老爷爷的旱烟锅……它们或许换作你的故乡，是另一条河、另一棵树、另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但那份被土地真实养育过的温度，是相通的。
这本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一个个普通人，在四季轮回中，如何把苦日子过出甜味，如何把平淡光阴熬成值得反复回味的浓汤。我写它，是因为我害怕遗忘——不是怕忘记那些地方，是怕忘记那个曾经置身其中的自己。那个会为一只铁皮青蛙攒三个月零花钱的孩子，那个听完鬼故事一路狂奔回家的少年，那个在祖父坟前第一次触摸到生死边界的自己。
如果你正坐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地铁呼啸而过，霓虹闪烁不停，忽然在某一刻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落——那或许就是故乡在轻轻拽你的衣角。翻开这本书，让它陪你坐一会儿。我们不赶路。
因为树知道的事，时间都带不走。它们站在旧庙镇的风里，一站就是几百年，等着某个瞬间，在你心里重新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