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藏起自己之前》落墨写浮生

72、各自的路 时间过去了

　　时间过去了三年。林晓川说不清三年是长还是短。有时候他觉得很长，长到他记不清山里的路有多少个弯。有时候他觉得很短，短到他闭上眼睛还能看到教室里那些长条凳的纹路。三年里，他换了两份工作，搬了三次家，从城南搬到城北，从城北搬到城东。他的住处越来越小，东西越来越少。搬家的时候，他扔掉了很多东西——旧衣服，旧书，旧锅碗瓢盆。但他没有扔掉那本笔记本，没有扔掉那台录音机，没有扔掉赵小燕的画和小军的信。这些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它们占的地方不大，但他在哪里，它们就在哪里。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机构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电梯很慢，每次都要等很久。教室很大，窗户很大，阳光照进来，照在白板上，反光刺眼。他的学生都是城市里的孩子，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名牌书包，说话的声音很大，不怕说错。他们举手的时候手臂伸得直直的，手掌张开，像一面旗。他们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洪亮，眼睛看着老师，不躲闪。他教他们“apple”“cat”“dog”，他们跟着念，一遍就会。不需要画图，不需要手势，不需要蹲下来一个一个地纠正。他站在讲台上，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按下按钮，输出声音。孩子们不需要他，他们需要的是“英语课”，谁上都可以。他们不会在课后跑过来问他“老师，你从哪里来”，不会在作业本上画他的肖像，不会在离别的时候塞给他一颗糖。他们叫他“林老师”，但那个“林老师”和山里的“林老师”不一样。山里的“林老师”是孩子们用嘴巴含着的，含了很久才吐出来。这里的“林老师”是标签，贴在身上，撕下来也不会疼。
　　他在这家机构待了一年。一年里，他教了二十多个班，三百多个学生。他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脸都差不多，校服都差不多，声音都差不多。他走在街上，偶尔有学生喊他“林老师”，他转过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笑一下，说“你好”。他不知道那是谁。他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在这家机构辞职的时候，把工牌放在桌上，走了。没有人留他。前台说“林老师，你的离职手续办好了”。他说“谢谢”。他走出写字楼，阳光照在脸上，暖的。他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的人流。他想起了离开山里的那天，孩子们站在操场上，他没有回头。那天他也没有回头。不一样的是，那天他不敢回头。今天他不想回头。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在一条老街上，办公楼是三层的旧房子，楼梯的木板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扶手上的绿漆剥落了，露出下面褐色的木头。他的办公室在二楼，靠窗，窗外是一棵银杏树。他每天看稿子，改稿子，和作者沟通。稿子大多是教辅书，数学，语文，英语。他看那些稿子的时候，会想起山里的孩子们。他们用的课本是旧的，封面卷起来了，里面的字被手指磨得模糊。他们没有人教他们做教辅，没有人给他们买课外书。他们只有课本，和课本上那些被翻烂了的页面。他在这家出版社待了两年。两年里，他编了三十多本书。每一本书的编委会名单里都有他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小小的，宋体。没有人会看那个名字，但他知道它在。他在。
　　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同事，姓周，五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花白。老周话不多，但每次发工资的时候会问他“够不够用”。林晓川说“够”。老周说“你一个人，够了”。老周不知道他以前教过书，不知道他听过孩子们念“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林晓川没有说。他坐在窗前改稿子，老周坐在对面改稿子，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翻纸的声音，沙沙的，像山里的报纸被风吹。他偶尔抬起头，看窗外的银杏树。春天叶子绿了，夏天叶子密了，秋天叶子黄了，冬天叶子落了。他看了一年又一年。他把银杏叶夹在正在编的书稿里，压平了，留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也许是为了记住这里有一棵树，和山里的那棵不一样。山里的歪脖子树不会变黄，它一直都是绿的，绿得发暗。这里的银杏树会变黄，黄得发亮，亮到刺眼。他看着那些亮黄的叶子，觉得它们像孩子们的笑脸。不是李小梅的笑，不是赵小燕的笑，是另一种笑，他叫不出名字。
　　三年里，他偶尔给陈校长打电话。电话通了，陈校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还是那样，哑哑的，带着烟味。他说“学校开学了，新来了一个年轻老师，也是支教的”。林晓川说“教得好吗”。陈校长说“还行，比你差一点”。林晓川笑了。陈校长说“你笑什么”。林晓川说“没什么”。陈校长说“孩子们问你”。林晓川说“问什么”。陈校长说“问林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林晓川没有说话。陈校长说“我说你现在忙，等不忙了就回来”。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你忙吗”。林晓川说“忙”。陈校长说“那就忙吧”。他挂了。林晓川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的天是灰的，和山里不一样。山里的天也是灰的，但有云的形状，有鸟飞过，有风把云吹散，露出后面的蓝。这里的天没有云，没有鸟，没有风。它只是灰着，灰了一天又一天，灰了一年又一年。他看了很久，直到天黑。
　　第一次，陈校长说起李小梅。那时是春天，杏花开了。陈校长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像是高兴。他说“李小梅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林晓川说“她想当老师”。陈校长说“她说要像你一样”。林晓川说“她比我好”。陈校长说“她说你最好”。林晓川没有说话。陈校长说“她奶奶身体不好，住院了”。林晓川说“什么病”。陈校长说“老了，全身都老了”。林晓川说“你帮我去看看她”。陈校长说“好”。他挂了。林晓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银杏树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条伸向天空，像老人的手指。他想起李小梅的奶奶，那双手，粗糙的，温暖的，把鸡蛋塞进他手里。鸡蛋是热的，她用报纸裹着，怕碎了。她走的时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也许还在医院，也许回家了。他拿出笔记本，翻到李小梅的那一页。她在朗诵会上念“弯弯的月儿”，做了手势。他记得她的手画了一个半圆，身体跟着晃了一下。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第二次，陈校长说起赵小燕。那是秋天，银杏叶黄了。陈校长说“赵小燕没有继续读书，去镇上的工厂打工了”。林晓川说“她还画画吗”。陈校长说“不知道，她妈妈说她下班回来就睡了”。林晓川说“你帮我跟她说，画画不要停”。陈校长说“好”。他说“刘磊去当兵了，走之前来学校看了一眼，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来，走了”。林晓川说“他长高了吗”。陈校长说“高了，比你高了”。林晓川笑了一下。陈校长说“他站在校门口，往里面看了很久”。林晓川说“他看什么”。陈校长说“看教室，看操场，看歪脖子树”。林晓川握着手机，想着那个画面。刘磊站在校门口，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剃了平头。他没有进来，只是站着。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陈校长说“他走的时候哭了”。林晓川没有说话。陈校长说“他让我跟你说，他不漏风了”。林晓川说“我知道”。他挂了。他坐在床边，从枕头下面拿出那张赵小燕的画。画上的有脸的人，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他盯着那张脸，觉得那不像他。那是赵小燕记住的他。她记住了。他拿着画，看了很久。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在落，一片，两片，三片，落在窗台上，叠在一起。他把画放回笔记本里。
　　第三次，陈校长说起王磊。那是冬天，下雪了。陈校长说“王磊的收音机坏了”。林晓川说“什么收音机”。陈校长说“就是他那台，听了四五年的”。林晓川说“能修好吗”。陈校长说“我试试”。过了几天，陈校长打电话说“修好了，我换了根线”。林晓川说“他还听吗”。陈校长说“听，每天晚上听”。林晓川说“他听什么”。陈校长说“还是那个台，外国话，听不懂也听”。林晓川说“那就好”。陈校长说“他问你”。林晓川说“问我什么”。陈校长说“问你有没有学英语”。林晓川说“我在学”。陈校长说“他让你好好学”。林晓川说“好”。他挂了。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出来了，照在雪地上，白茫茫的。他想起王磊念“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声音很小，但每个音都是对的。他的声音在录音机里，在磁带里，在他的耳朵里。他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沙沙声之后，王磊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很小，很远，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他听了三遍，把录音机放回去。
　　第四次，陈校长说起小军。那是春天又来了，杏花又开了。陈校长的声音很平，和平时一样，但林晓川听出了那个“平”的下面是什么。是高兴，压住了的高兴。他说“小军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林晓川说“他考上了”。陈校长说“考上了，成绩很好，全校第三”。林晓川说“他奶奶不在了，他一个人”。陈校长说“他爸妈回来了”。林晓川说“不是在外面打工吗”。陈校长说“疫情过后厂子倒了，他们出不去了”。林晓川说“那他有人陪了”。陈校长说“嗯”。林晓川说“他说话了吗”。陈校长说“说的，他和同学说话”。林晓川说“那就好”。陈校长说“他学普通话，学得很好”。林晓川说“他本来就学得好”。陈校长说“他念了《秋天》”。林晓川说“什么时候”。陈校长说“前几天，他回学校看我，在办公室里念的”。林晓川说“念完了吗”。陈校长说“念完了，一字不漏”。林晓川握着手机，站在窗前。他想起了小军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手里攥着笔。想起了小军第一次开口念“天气凉了，树叶黄了”。只有一句。现在他念完了。他念完了全文。林晓川说“他还会念更多的”。陈校长说“会的”。他挂了。
　　林晓川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床边。他拿出小军的信，读了又读。“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写了回信，一直没有寄出。信纸放在笔记本的夹页里，叠了又叠，折痕处快断了。他把信纸展开，铺在桌上，拿起笔。他写了一行字：“小军，老师为你高兴。你会走得更远。”他写了这行字，看着它，觉得不够。他又写了一行：“老师也学英语，和你一起。”他看了很久，把信纸折好，放回笔记本。他坐在那里，想着小军站在校门口，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他会不会像刘磊一样，在校门口站一会儿，不进来，走了。他会不会看教室，看操场，看歪脖子树。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小军念完了《秋天》。他念完了。他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下面。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录音机，按了一下播放键。磁带开始转，沙沙的。孩子们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李小梅说“我的愿望是林老师不要走”。赵小燕说“我把他的脸画上去”。刘磊说“我的愿望是门牙不要再掉了”。王磊没有说话。小军说“老师，你回来”。他听了一遍，倒带，再听一遍。听到小军的声音时，他按了暂停。那句话停在半空中，“老师，你回来”。他闭上眼睛，想起小军的脸。那张脸在他的记忆里还是九岁的样子，圆圆的，眼睛很大，低着头。他不知道小军现在长什么样了。陈校长说他在长，高了，瘦了。他想象小军长高的样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走在县城的街上。他的普通话应该很好了，不会把“春”念成“村”了。他交了朋友，和同学说话，笑了。他笑了。林晓川想象那个笑，嘴角往上弯，眼睛亮一下。他没有见过小军笑。小军从来没有对他笑过。但他在想象中看到了。他按下播放键，磁带继续转。小军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老师，你回来”。他听了很久，听到磁带转到了头，沙沙沙，然后停了。他把录音机放回枕头下面。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银杏树，叶子绿了，在风里摇。他想起山里的歪脖子树，也是这样的绿。他看了很久，久到风吹干了他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睛红了。不是哭，是风吹的。他把窗户关上，回到床边。他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肩膀。被子很轻，他的身体很轻。他闭着眼睛，想着那些孩子们。李小梅在师范学校，学当老师。赵小燕在工厂，不知道还画不画。刘磊在部队，不漏风了。王磊在听收音机，还在听。小军在重点高中，念完了《秋天》。他们都长大了。他也在长大。他不知道自己长成了什么样。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还是那张脸，眼睛下面是青黑色，嘴唇干裂了。他的头发长了，垂在额前，遮住了半只眼睛。他没有剪。他不知道要剪成什么样。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脖子。被子轻了，他的身体也轻了。他缩在里面，慢慢变暖。他在变暖的过程中睡着了。他梦到孩子们站在操场上，排成一排。李小梅站在最前面，赵小燕在她旁边，刘磊在后面，王磊在角落里，小军在最后面。他们看着他，不说话。他想走过去，脚抬不起来。他喊他们的名字，他们没有反应。他喊“同学们好”，没有人理他。他喊“上课”，没有人理他。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转身走了。一个一个地走，走得很慢。李小梅走了，赵小燕走了，刘磊走了，王磊走了。小军走了。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他看着林晓川，嘴巴动了动，说“老师”。林晓川醒了。天还没亮。窗外的路灯亮着，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白线。他盯着那道白线，等着天亮。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他只知道他在等。等路通了，等疫情过去了，等他能再走那条山路。但他不知道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