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藏起自己之前》落墨写浮生

64、山风 朗诵会结束

　　朗诵会结束后的那个周末，林晓川一个人留在学校。陈校长走之前问他要不要下山去家里吃饭，他说不用。陈校长没再劝，骑上摩托车走了。突突突的声音从山路上传下去，越来越远，最后被山谷吞掉。林晓川站在操场上，听着那个声音消失，转身走回宿舍。他坐在床边，从枕头下面拿出录音机，按了一下播放键。磁带转了，沙沙的。孩子们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他听了一遍，倒带，再听一遍。他把录音机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闭着眼睛。窗外的鸟叫和录音机里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真的。他觉得都是真的。孩子们在这里，在山路上，在教室里，在磁带里。他们在，他就在。
　　第二天，他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睛的时候，阳光从报纸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一道的金线。他盯着那些金线，没有起床。他想起李小梅朗诵时做的手势，想起她的手画了一个半圆，身体跟着晃了一下。他想起赵小燕没有脱鞋子，她穿着脏了的粉色鞋子站在台上，念完了。他想起刘磊说“我是刘磊”，四季都是刘磊。他把这些画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一个在清点库存的人。这些是他的库存。不是钱，不是物，是记忆。他的口袋里没有钱，枕头下面没有贵重物品，但他的脑子里有很多画面。这些画面够他活很久。
　　他起来，烧水，泡茶。端着茶杯坐在窗前。窗外没有雾，山看得很清楚。深绿色的，浅绿色的，远处那个山头在阳光下泛着灰蓝色。他看着那座山，想着陈校长说的话——“你还会待多久。”他来这里快六个月了。半年。他没有想过待多久。他来的时候在报名表上写了“一年”，后来在心里说“两年”，现在他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不是因为他不想待了，是因为他在想——待得越久，走的时候越难。这个念头从脑子里冒出来，他没有赶走它。他让它待在那里。它会自己走的。
　　下午，他整理教案。教案本写了大半本，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他把本子翻到第一页，看到自己写的教学目标：“正确朗读课文，认识生字，能说出课文大意。”这些目标他都达到了。孩子们会念课文了，会认字了，会用自己的话说出课文讲了什么。他们在进步。他看着这些字，觉得它们很小，他做的事也很小。但小的东西堆在一起，会变成大的。他合上教案本，放在桌上。
　　晚上，他接到母亲的电话。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母亲说“你爸住院了”。林晓川握着手机，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他的头发被吹乱了。他说“什么病”。母亲说“医生说是糖尿病，血糖太高，要住院调理”。林晓川说“严重吗”。母亲说“不严重，医生说住几天就好了”。林晓川没有说话。母亲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林晓川说“不知道”。母亲说“你爸住院你也不回来”。林晓川说“他不是不严重吗”。母亲没有说话了。电话里有电流声，滋滋的。母亲说“随便你”。挂了。林晓川拿着手机，听着忙音。忙音嘟——嘟——嘟——很响，刺耳。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站在操场上。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星星很密。他仰着头，看着那些星星。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样子，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换了台，继续盯着。他从医院回来会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糖纸。糖纸叠得很小，边角扎着手心。他握紧了。
　　那晚他没有睡好。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在转。父亲住院了，他在山里。母亲打电话叫他回去，他说“不严重”。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找借口。不严重，所以不用回去。如果严重了，他会回去吗？他不知道。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脖子。被子干了，蓬松了，盖在身上不重了。他把自己裹在里面，缩成一团。他想起父亲住院，母亲一个人在家。他妈怕黑，以前他爸不在家的时候，他妈会把客厅的灯开着，一直开到天亮。现在他爸在医院，他妈一个人在家，客厅的灯会开着。他会开着的。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湿了，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汗。他用手指摸了摸，是咸的。
　　周一，陈校长来了。他走进办公室，坐下来，点了一根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阳光里飘。陈校长说“你脸色不好”。林晓川说“没睡好”。陈校长说“怎么了”。林晓川说“我爸住院了”。陈校长吸了一口烟，说“什么病”。林晓川说“糖尿病”。陈校长说“严重吗”。林晓川说“不严重”。陈校长没有说话，吸完那根烟，把烟头掐灭在石头缝里。他说“你回去看看吧”。林晓川说“不用”。陈校长看着他，没有追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你在这里，孩子们高兴。但家里的事，你也要顾”。他走了。林晓川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的背影。摩托车发动了，突突突的，下山了。林晓川站在门口，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叶子枯了，卷成筒状，在地上滚。
　　上午，他去教室上课。他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李小梅坐在第二排，赵小燕坐在第三排，刘磊坐在第四排。小军的座位空着，最后一排，靠墙。课桌上有一层灰，粉笔灰和灰尘混在一起，灰白色的。他用手抹了一下课桌，手指上沾了灰。他没有擦，收回手。他翻开课本，今天要教《狐假虎威》。他把课文抄在黑板上，“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窜过。老虎扑过去，把狐狸逮住了。”粉笔又短了，他捏着粉笔头，手指贴着黑板。写完之后，手指全是粉笔灰。他转过身，说“今天我们来读一篇新课文”。孩子们翻开课本，眼睛看着字。刘磊读得最大声，“狐假虎威”，“虎”字念成了“府”，“威”字念成了“为”。他没有纠正。读下去，读下去就对了。
　　下课之后，李小梅跑到讲台前，问“老师，你爸病好了吗”。林晓川愣了一下。他不知道李小梅怎么知道的，也许是陈校长说的，也许是听到他打电话。他说“快好了”。李小梅说“那你不回去看他吗”。林晓川说“他会回来的”。李小梅说“我妈妈也会回来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山，山的那边是镇，镇的那边是县城，县城的那边是更远的地方。她妈妈在更远的地方。林晓川没有说话。他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粉笔。粉笔断了，一截掉在地上，滚到讲台下面。他没有捡。
　　下午，他去镇上寄信。小军的回信还在抽屉里，他上次去县城的时候忘了寄。他把信装进口袋，坐面包车到镇上。邮局还在，门开着，里面没有人。他站在柜台前，把信封递过去。柜员是一个中年女人，戴着老花镜，接过信封看了看，说“镇中心小学，哪个班”。林晓川说“不知道”。她说“没写班级寄不到”。林晓川说“那怎么办”。她说“你写个班级”。林晓川想了想，小军在哪个班，他不知道。他拿起笔，在信封上写了“四年级”。他也不知道小军是不是四年级。他把信封递给柜员。柜员看了看，说“行吧”，盖了戳，把信封扔进布袋里。林晓川站在柜台前，看着那个布袋。布袋是白色的，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很多信。他的信在里面，和别的信混在一起。他不知道小军能不能收到，但他寄了。他能做的只有这些。
　　从邮局出来，他在街上走了一圈。买了一袋馒头，一瓶酱油，一包盐。他提着袋子走回车站，等面包车。面包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车上人很多，挤在一起。他把袋子抱在怀里，怕被人挤破了。车开了，山路颠簸，袋子的提手勒着他的手指。他换了一只手，继续提着。
　　回到学校，天快黑了。他把馒头放在桌上，把酱油和盐放在煤炉旁边。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天。天从蓝色变成灰色，从灰色变成黑色。星星出来了，一颗一颗的，先亮的，后亮的，越来越密。他找到那颗最亮的，看着它。他想起小军，小军问“老师，天上的星星有名字吗”。他说有。小军说“你告诉我几个”。他说了北斗七星，说了牛郎织女。小军听了，没有说话。他那时候想对小军说——那颗最亮的，是你的名字。他没有说出口。现在他对着那颗星，在心里说——小军，那顆是你的。星不会回答，但它在那里。它的光走了很多年才走到这里，走到他的眼睛里。他看到了，就够了。
　　周二，他收到小军的第二封信。信是托陈校长带上来的，信封上写着“林晓川老师收”。字比上一封工整了，“林”字的木字旁写得很正。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老师，我收到你的信了。我会好好学普通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小军。”他读了很久。信纸上的字写得很用力，铅笔印很深，翻过来能看到凹痕。他把信纸贴在脸上，闻到纸的味道，铅笔的味道。他闭上眼睛，想小军写这封信的画面。小军趴在桌上，头很低，铅笔很短，他的手指捏着笔头，写得很慢。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地址。然后他跑去找陈校长，把信交给他。陈校长说“我会带上去”。小军说“谢谢”。他没有跑，站在那里，看着陈校长把信放进口袋。林晓川想象这个画面，觉得小军长大了。他站着，没有跑。他等。林晓川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放在枕头下面。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拿出笔记本。他翻到新的一页，写道：“小军的第二封信。字比上次好了。他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等。等的人比走的人更累。”他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下面。煤炉里的火还燃着，铁壶里的水在响。他倒了一杯水，端着杯子坐在床边。水很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口，烫了舌头。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等它凉。他从小在等。等母亲看他一眼，等父亲说一句话，等白宇回一条消息，等小军开口。他等了很多年，等到了，也等不到。等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做事。等水凉，等煤炉烧旺，等孩子们念完课文。等的时候，他的手在动。他在做事。做事的时候，时间就过去了。时间过去了，该来的就来了。
　　周三，陈校长说镇上要搞一个教师培训，所有年轻老师都要参加。林晓川说“我算年轻吗”。陈校长说“你算”。林晓川说“那我去”。陈校长说“明天一早出发”。林晓川说“好”。他回到宿舍，收拾东西。把笔记本装进书包，一支笔，一瓶水。他想了想，又把录音机装进去了。不是要用，是想带着。录音机里有孩子们的声音，带着它们，他就带着孩子们。他把书包放在桌上，躺到床上。窗外的风大了，吹得报纸哗哗地响。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晚上。那时候他睡不着，觉得报纸的声音像很多人在说话。现在他不觉得了。报纸的声音就是报纸的声音。风来了，它响，风停了，它静。他不会在上面加任何东西了。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