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藏起自己之前》落墨写浮生

65、去留 培训在镇上

　　培训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林晓川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摊着笔记本。台上的老师在讲普通话教学的理论，他听着，记了几行字。教室里的桌椅比他山里的新，漆面亮亮的，没有刻痕。桌面光滑，反着光，能照出人影。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手指滑动，桌面凉凉的，滑滑的，像冰面。山里的课桌是木头的，表面粗糙，有的地方开裂了，铅笔芯嵌在裂缝里，擦不掉。他用手摸了摸这里的课桌，又摸了自己带来的笔记本的封面。封面是牛皮纸的，磨毛了，边角翘起来了。两种触感不一样，一个是光滑的，一个是粗糙的。他觉得自己像粗糙的那个。不是不好，是不一样。
　　墙上有黑板报，画着向日葵，黄色的花瓣，棕色的花心，花瓣画得很工整，一片一片的，围着花心转。花心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用红色的粉笔描了边，很显眼。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觉得这几个字哪里都有，但在不同的地方，意思不一样。在城里，“好好学习”是为了考好学校，为了排名，为了分数，为了超过别人。在这里，“好好学习”是为了走出去，为了离开这座山，为了见到火车和海。他和孩子们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他说的是“念完了就是赢了”。赢了之后呢？他还没有想好。赢了之后可以走出去，走出去之后呢？走出去之后会看到更大的世界，看到更大的世界之后呢？他不知道。他走出去过，去了格拉斯哥，去了北京，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山里。不是地理上的山，是心里的。他走不出心里的山。也许不需要走出。也许可以在山里做自己的事。他还没有想好。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扎着马尾，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只猫，用彩色铅笔画的很认真，胡须一根一根的，从脸颊两侧伸出来，微微往上翘。眼睛圆圆的，瞳孔是绿色的，里面还有高光，一个白色的小点。她还在猫的旁边画了一条鱼，鱼的鳞片一片一片的，用银色的笔涂了颜色，在灯光下闪了一下。林晓川看了那只猫一眼，又去看黑板。老师在讲声调教学的方法，他说可以用手势辅助，手比划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老师伸出手臂，做了一遍示范。“ā——á——ǎ——à”，声音拖得很长，像在唱歌。最后一个“à”收得很急，像把什么东西切断了。林晓川听到这里，笔停了。这是他做过的事。他在山里的教室里，每天带着孩子们做声调操。孩子们的手臂伸得直直的，手心朝下，跟着他划。一声平，手从左边划到右边，平平的，像在画一条直线。二声扬，手从下往上划，像在抛东西。三声拐弯，手先下后上，像在画一个勾。四声降，手从上往下砍，像在劈柴。他做了很多遍，做到手臂酸了，还在做。现在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在台上讲，他觉得自己在做的事被命名了，被肯定了。但他不需要肯定。他需要的是孩子们会念。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骨，敲了几下，停了。
　　培训中场休息。女老师放下笔，伸了一个懒腰，转过头来，小声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林晓川说“青溪”。女老师说“陈校长那个学校”。林晓川说“嗯”。女老师说“那边条件很苦吧”。林晓川说“还行”。女老师说“听说那边没有自来水”。林晓川说“有水窖”。女老师说“冬天会不会结冰”。林晓川说“会”。女老师说“那你们怎么喝水”。林晓川说“烧开了喝”。女老师看着他，嘴巴张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合上了。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把话咽回去了。她低下头，继续画她的猫。她在猫的头顶上加了一顶帽子，红色的，帽尖上有一个白球。帽子的边沿画了毛茸茸的线条，一根一根的，很密。林晓川看着那顶帽子，觉得那只猫像一个人。他想起格拉斯哥街头的流浪汉，冬天戴着一顶红色的毛线帽，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字。他不认识那些字，但他给了那个流浪汉一枚硬币。流浪汉说“God bless you”。他听了，觉得那句话不是对他说的，是对硬币说的。他的目光从猫的帽子上移开，回到笔记本上。笔记本上空空的，只记了几行字。他拿起笔，又写了两行：“手势教学，配合声调操。录音机跟读，纠正发音。”写完之后，他看着这两行字，觉得它们太简单了。他的方法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做出来的。做了，孩子们就会了。不做，写再多也没有用。
　　培训结束后，林晓川没有马上走。他站在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看着教学楼。三层楼，白色的墙，蓝色的窗户。窗户关着，玻璃反光，看不到里面。他盯着那扇玻璃，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影子是模糊的，只有轮廓，像一幅没画完的画。操场是水泥的，画着跑道，白色的线，从这头画到那头。他沿着跑道走了一段，脚踩在白线上，线很细，他的脚掌盖住了它。他走完了一段白线，停下来。花坛里种着月季，开得正好，红的，粉的，一朵一朵的，花瓣上沾着水珠。水珠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滚落了。他蹲下来，看着一朵红色的月季。花瓣边缘有点焦了，卷起来，颜色变深，像被火烧过。他用手指碰了碰，花瓣软软的，凉凉的，边缘的焦色蹭到他的指尖上，褐色的，很小一块。他缩回手指，看着那点褐色。他想起山里的学校，一排平房，土操场，歪脖子树。操场上没有花，只有草。草是野生的，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人管。他在那个操场上走过很多遍，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走的次数多了，地上踩出了一条小路。路不宽，只够一个人走。他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前后都没有人。他把两个学校放在脑子里比，比不出好坏。中心小学的孩子有更好的条件，有自来水，有暖气，有塑胶跑道，有画着向日葵的黑板报。但他的孩子有他。他不知道这个等式成不成立，但他需要相信成立。不相信的话，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他站起来，把手插进口袋里，手指摸到那张糖纸。糖纸叠得很小，边角扎着手心。他握了一会儿，然后松开。
　　他走到教学楼门口，门是铁的，漆成蓝色，把手磨得发亮，上面有指纹和划痕。他推开门，走进去。走廊很长，两边是教室，门上贴着班级牌。三年级一班，三年级二班，三年级三班。牌子是塑料的，白底红字，用螺丝钉固定在门上。螺丝钉生锈了，锈水往下流，在门上画了一道一道的痕迹。他走过这些牌子，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瓷砖的接缝上。接缝处的勾缝剂脱落了，露出下面的水泥。他数着脚步，一，二，三，四。数到第四步的时候，他到了楼梯口。四年级在二楼。他上了楼梯，楼梯扶手是铁的，漆成绿色，有些地方生锈了，锈迹像地图上的岛屿，一块一块的。他用手指摸了摸锈迹，粗糙的，粉末掉下来，沾在指尖上。他把粉末吹掉，继续上楼。
　　二楼到了。走廊里的光线暗了一些，窗户朝北，阳光照不进来。灯没有开，走廊里灰蒙蒙的，像黄昏。他站在楼梯口，看着走廊的尽头。尽头有一扇窗户，窗户外是山，灰蓝色的，在雾气里若隐若现。他盯着那座山，觉得它和他山里的那座是一样的。山是一样的山，只是站在不同的地方看。他站在这里看，和站在青溪小学的操场上看的是一座山。只不过这边看的是南坡，那边看的是北坡。南坡有太阳，北坡没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前走。他找四年级的教室。一班，二班，三班。牌子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地变大。走到四班的时候，他停下来。门关着，门上的玻璃窗磨砂的，看不到里面。他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声音。有人在念课文，声音不大，隔着门听不太清。他听了几个字，像是“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他站了一会儿，没有推门。他不知道小军在不在这间教室里。也许在，也许不在。他不能在走廊里喊“小军”，他不能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找。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手指摸到那张糖纸。糖纸叠得很小，边角扎着手心。他握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看着窗外的山。山很近，近到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他伸出手，手指碰到玻璃，玻璃凉的。他没有摸到山，摸到了玻璃。玻璃把山挡住了，他只能看，不能碰。他把手收回来，放进口袋里。
　　他走出教学楼，站在操场上。阳光照在他脸上，暖的。他眯着眼睛，看着教学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四班的窗户，三班的窗户，他不知道哪一扇是小军的。他数了数窗户，一共有十二扇。左边六扇，右边六扇。有的窗户开着，有的关着。开着的窗户里有风吹出来，吹动窗帘。窗帘是淡蓝色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帆，又像一个人的肚子。他盯着那些窗户，觉得小军就在其中一扇的后面。也许小军正坐在教室里，低着头写作业。铅笔很短，他的手指捏着笔头，写得很慢。也许他正看着窗外，看操场上的这个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在看，小军在。这够了。他转身走向校门口。校门口有一棵银杏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条伸向天空，像老人的手指。他站在树下，抬头看那些枝条。枝条很细，在风里轻轻摇。他想起Kelvingrove公园里的那棵银杏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他在树下站了很久。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现在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等。他在。
　　面包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车开了，他靠着窗，看着窗外的风景。镇上的街道往后退，商店、邮局、医院、学校。他看到了邮局，铁门关着，门口的信箱是绿色的，漆面起泡了，鼓起来一块一块的。他想起寄给小军的信。信会不会已经送到了？邮递员会不会把它放在传达室的桌子上？传达室的老头会不会把它拿起来，看看信封，喊“四年级，小军，有人找你”？小军会不会跑过去，接过信，看到上面的字——“林晓川寄”？他会不会拆开信，读里面的字？“老师会回去看你的，一定。”他写了“一定”，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是一种态度，不是时间。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把时间从“不知道”变成“知道”。他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凉凉的，他把额头贴着，凉意从太阳穴传进来，像冰敷。窗外的风景在退，树在退，房子在退，人在退。他看到了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孩，小孩的手抱着女人的腰。女人的头发被风吹起来，飘在身后。小孩的脸贴在女人的背上，眼睛闭着，好像在睡觉。他的目光跟着那辆自行车，直到它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自行车不见了，街道上只剩下落叶。他盯着那片落叶，想起了小军给他的那根铅笔。铅笔很短，笔杆上有一圈一圈的牙印。他把那根铅笔放在宿舍的抽屉里，没有再用。他想用的时候，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他舍不得用。不是因为它好，是因为它是小军的。他用其他的铅笔，那些铅笔没有牙印，用完就扔了。小军的那根，他留着。
　　回到学校，天快黑了。他走进校门，看到陈校长的摩托车停在办公室门口。摩托车是旧的，车身有好几处划痕，后视镜裂了一个，用透明胶粘着。透明胶发黄了，边角翘起来，粘着灰。轮胎的气不足了，扁扁的，贴着地面。他走到摩托车旁边，蹲下来，用手按了按轮胎，软的。他站起来，走进办公室。陈校长在办公室里坐着，手里拿着一根烟，没点，叼着。他看到林晓川进来，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桌上，说“回来了”。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培训怎么样”。林晓川说“还行，讲了手势教学”。陈校长说“你那个声调操”。林晓川说“嗯”。陈校长笑了，嘴角往上弯了一下，把烟放在桌上。林晓川第一次看到他笑。陈校长的笑很短，像一道闪电，亮了就灭了。他的脸上有皱纹，额头上的，眼角的，嘴角的。笑起来的时候，皱纹被撑开了，像河面上的波纹，荡开，又合上。林晓川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脸，说“你笑什么”。陈校长说“你教的那些东西，别人在台上讲。你比他们先”。林晓川说“我不需要比他们先”。陈校长说“我知道”。他站起来，把烟放进口袋。他说“你早点休息”，然后走了。他走到门口，拿起靠在墙边的安全帽，戴在头上，扣好扣带。他跨上摩托车，踩了一下启动杆，发动机响了，突突突的，声音很大，在安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响。车灯亮了，光在操场上扫了一下，然后移向山路。林晓川站在操场上，听着那个声音。他没有回宿舍，站在那里，看着车灯的光在黑暗中晃。光在树干上晃了一下，在石头上晃了一下，在路边的野草上晃了一下，然后被山遮住了。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缩了一下脖子，闻到风里有月季的味道。他不知道月季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镇上，风把味道带过来了。也许是从梦里，他在梦里闻到的。他转身走回宿舍。门栓生锈了，他拉了一下，开了。进去之后，拉了一下，扣上了。扣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校舍里回响了一下，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煤炉里的火不旺了，煤块烧了大半，变成了灰白色，裂开了好几道缝，像是干裂的土地。他用火钳把煤块翻了翻，加了两个新煤。新煤是黑色的，方方正正的，表面有光泽，在火光的映照下泛着暗红色的反光。他把新煤放在旧煤的上面，旧煤的热量传递过来，新煤的边缘开始变色，从黑变灰，从灰变红。火慢慢地起来，火苗从煤块的裂缝里钻出来，橘红色的，舔着炉壁。炉壁的铁皮被烧得发红，铁锈在高温下剥落，掉在炉灰里，发出轻轻的“噗”的一声。他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那些火苗。火苗跳来跳去，有的高，有的低，高的像手指，低的像舌头。他盯着最高的那根火苗，它从煤块的中央窜出来，摇摇晃晃的，像一个人站不稳。他想起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也这样看着壁炉里的火。苏晚坐在他旁边，说“你想什么呢”。他说“没想什么”。苏晚说“你骗人”。他说“真的没想什么”。苏晚说“你每次说没想什么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没有回答。他在想白宇。那时候他还在想白宇。想他说的“有病”，想他的笑，想他坐在教室里问他“这里有人吗”。现在不想了。火苗还在跳，和他格拉斯哥看到的一样。他看了很久，久到火苗变小了，新煤烧了大半，旧煤变成了灰。他把目光收回来。
　　他拿出笔记本，翻到写给白宇的那一页，那行字还在——“白宇。我喜欢你七年。不恨了。”他看了很久。这行字写了一个多月了，纸没有发黄，墨没有褪色，字迹还是那么潦草。他用手指摸了摸那行字，指尖在纸面上滑过，能感觉到笔尖压下去的凹痕，凹痕很深，像刻上去的。他盯着“不恨了”三个字，觉得它们是真的。不是写出来骗自己的。是真的不恨了。他不恨白宇，不恨母亲，不恨那些说“你有病”的人。他恨过，恨了很久。恨到胃疼，恨到睡不着。恨的时候，胃里像塞了一块石头，硬的，硌的，消化不了。现在不恨了。不是因为他好了，是因为恨着太累了。恨一个人需要力气，需要时间，需要把那个人放在心里。他不想放了。他想把心空出来，装别的东西。装在声调操上，装在拼音卡片上，装在孩子们身上。他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他拿出录音机，按了一下播放键。磁带开始转，沙沙的，像下雨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持续了好几秒钟。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出来了——“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是李小梅的，念得很慢，每个字都用力。“船”字的声调往上扬了一下，然后落下来，像一个人踮起脚尖又放下。接着是赵小燕的，“天气凉了，树叶黄了”，声音很小，像在说悄悄话，念到“黄了”的时候，声音往下沉，像叶子从树枝上脱落。然后是刘磊的，“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春”念成了“村”，气流从门牙的缺口跑出来，嘶嘶的。他听了一遍，倒带，再听一遍。听到第三遍的时候，他把录音机关了，放在枕头旁边。他靠在床沿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棵倒长的树。树根在灯座那里，树枝伸向四面。树枝有的粗，有的细，粗的那条一直延伸到窗户上方。他盯着那条裂缝，想起第一次走进这间宿舍的时候。那是九月，天还热，窗户上没有报纸，阳光照进来，照在裂缝上，把裂缝照得很清楚。那时候他觉得这条裂缝像一条干枯的河，不会长了。现在他觉得它还在长，只是他看不见。它长得很慢，像他的变化一样慢。慢到他自己察觉不到，但裂缝在变长，他在变。他盯着它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酸了，流泪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继续盯着。裂缝没有变，他变了。他不再害怕它了。以前他怕裂缝会塌，会掉下来，会砸到他。现在他不怕了。裂缝就是裂缝，它不会塌，它已经塌过了。塌过的裂缝，是安全的。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张糖纸，陈诺的。糖纸叠得很小，边角翘起来了，翘起来的地方发白，像是被折了太多次。他把糖纸展开，对着灯看。灯是白炽灯，瓦数很低，光黄黄的，透过糖纸，把褶皱照得很清楚。纹路像地图，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蓝白相间的图案已经褪成了灰白色，大白兔的三个字模糊了，只能看到一个“兔”的轮廓，“兔”字的那一点还在，很小，黑黑的，像一粒芝麻。他盯着那个轮廓，想起陈诺把糖塞进他手心里的那只手。手很小，手指短，指甲剪得很齐，指甲缝里有灰。他接过糖的时候，手指碰到了陈诺的手指，凉凉的。那只手后来就没有握过他的手了。陈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给了糖，然后消失了。他不会对小军那样。他给了糖，他不会消失。他不想做陈诺。他把糖纸叠好，放回口袋。口袋里有两张糖纸，一张是陈诺的，一张是小军的。它们叠在一起，一个褪色，一个还在。它们靠在一起，像两个不同时间的人握了手。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摸着那两张糖纸，一个光滑，一个粗糙。光滑的是小军的，还新。粗糙的是陈诺的，旧了。他摸着它们，想起了两个时间。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他收到了糖，现在他给出去。中间隔了二十三年。他没有白过。
　　他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肩膀。被子干了，蓬松了，盖在身上很轻。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被他睡久了，荞麦壳被压碎了，细小的粉末从枕套里渗出来，粘在脸上。他用手指摸了摸脸，指腹上沾了灰，灰色的，细细的。他没有擦，闭着眼睛。煤炉里的火还燃着，但声音小了，不再是噼里啪啦的，是微微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拍手，拍得很慢，拍一下，停一下，再拍一下。铁壶里的水不响了，壶嘴冒着白气，很细，在灯下扭来扭去，像一条跳舞的蛇。他听着白气的声音，听不到声音，但能看到它在扭。白气扭着扭着，就散了，散在空气里，看不见了。他想着小军。小军在镇上的中心小学，在四年级的某个班。他坐在课桌前，和二十多个同学一起上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会听吗？会举手吗？会站起来念课文吗？他念课文的时候，还会不会低着头？会不会结巴？会不会把“春”念成“村”？他的新牙长出来了吗？那颗白点，他舔了，又舔了，长出来了吗？林晓川不知道。他只知道小军念出了“b”。那是他听到的第一个从那个沉默的嘴巴里出来的声音。一声，很轻，像蚊子在飞。但他听到了。他不会忘。他把被子拉到脖子，身体蜷起来。被子轻了，但他的身体还在蜷。不是冷的，是习惯。他缩了二十三年，缩习惯了。但他在山里学会了一件事——缩了可以伸。不是一下子伸开，是一点一点地。像春天，不是一下子来的，是慢慢来的。来了，就留住了。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裂缝。裂缝在灯光的边缘，暗暗的，看不太清。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闭上眼睛，呼吸变慢，变深。他在呼吸声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