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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雪夜里的光 十二月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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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格拉斯哥,天黑得越来越早。林晓川每天下午四点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路灯已经亮了很久。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散开,像一小团一小团的雾。他学会了走路的时候把手插进口袋里,把下巴缩进围巾里。围巾是在Primark买的,灰色的,五英镑,很厚,绕两圈还能剩下一截。他不确定这条围巾是不是真的保暖,但他觉得把自己裹紧一点,风就钻不进来了。
那段时间,格拉斯哥的天气变得格外恶劣。不是冷,是湿。空气里永远都是湿的,像有人拿了一块湿毛巾捂在你的脸上。林晓川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看天气。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花,他用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道,冰花融化成一道水痕,露出外面的灰色天空。他看着那道水痕慢慢扩散,变成一个不规则的圆。他想,这可能是他在格拉斯哥最冷的冬天了。但他不知道,更冷的还在后面。
Kim教授的《社会心理学与少数群体压力》研讨课每周二下午两点到四点。教室在主楼地下一层的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十二把椅子摆成半圆,Kim教授坐在半圆的开口处,有时候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字,有时候坐着,双腿交叉,手里拿着一支笔在指尖转。他转笔的技术很好,笔在手指间翻飞,像一只活的蝴蝶。林晓川每次看到他转笔,都会想起高中的数学老师。那个老师也喜欢转笔,转得没有Kim好,笔经常掉在地上。白宇有一次帮他捡过笔。白宇弯下腰,从地上把笔捡起来,递给他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他的手指。那一瞬间很短,短到只有零点几秒。但林晓川记得那一瞬间,记得白宇的指尖是凉的,干燥的,指甲修得很整齐。他在后来的七年里反复回放这个画面,回放到画面模糊了,回放到他分不清那是真的发生过还是他的大脑在不断地重写。他知道这是病态的。一个人不应该记住另一个人的手指温度记住七年。但他控制不了。他的大脑是一台老旧的录音机,卡带的那种,按下播放键就停不下来。
Kim教授的课在十二月的第二周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内化的污名”。他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写下这两个词,然后转过身来。
“Internalized stigma,” 他说。“When you take the prejudice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turn it against yourself. You start to believe what they say about you. You start to say it to yourself.”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任何人,目光落在半空中,像一个在自言自语的人。但他的声音很清晰,每个词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林晓川的耳朵里。
“The most damaging part of minority stress,” Kim教授继续说,“is not the discrimination you experience from others. It’s the discrimination you start to practice on yourself. You tell yourself you’re wrong. You tell yourself you’re broken. You tell yourself you don’t deserve love. And after a while, you believe it.”
林晓川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裤子的布料。Kim教授的每一句话都在说他。他对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你有病”“你不正常”“你不配被爱”“你最好藏起来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不是他自己的原创。他是从这个世界学来的。他从别人的目光里学,从那些被刻意跳过的话语里学,从白宇的那两个字里学。他把这些学来的话复述给自己听,一遍又一遍,重复了十五年。他不是施暴者,他是受害者。但他对自己施暴了十五年,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门的房间里,一遍遍地审判自己。
“But here’s the thing,” Kim教授说。他停下来,转了一下笔,笔在手指间翻了两圈,然后稳稳地落在他的手心里。“Internalized stigma can be unlearned. It’s not easy. It takes time. It takes a lot of work. But it’s possible. The first step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 voice in your head—the one that tells you you’re not good enough—is not your voice. It’s the voice of the society that you’ve internalized. And once you know it’s not yours, you can start to question it. You can start to talk back.”
“Talk back,” 林晓川在心里默念这个词。顶嘴。他可以对脑子里那个声音顶嘴吗?那个声音说“你有病”,他可以说“我没有”吗?他试过。他说过。在那本笔记本里,他写过“我不是有病”。但那是在纸上的,不是在嘴里的。他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字说出口。他怕说了之后会发现它们是假的。他怕自己都不相信。
下课之后,林晓川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离开。他坐在座位上,看着Kim教授收拾东西。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Kim教授把粉笔放回粉笔盒,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抬起头看着他。
“Do you have a question?” Kim教授问。
林晓川张了张嘴。他想问的很多,但他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他想问“你怎么知道脑子里的那个声音不是自己的”,他想问“talk back有用吗”,他想问“我对自己说了十五年的有病,要花多久才能不说了”。但他没有问出口。因为他觉得这些问题太私密了,私密到他不应该在教室里问一个只认识了几个月的教授。他摇了摇头。“No. Thank you.” 他站起来,拿起书包,走出了教室。
走在长廊里,他的脚步声在石拱下回响。他走得很慢,脑子里转着Kim教授的那句话。那个声音不是你的。它是你从社会那里学来的。如果它不是他的,他就不用听它的。他可以不听吗?他试过不听。但那个声音太大了,大到盖住了所有其他的声音。他试着在里面找自己的声音,但他找不到。他的声音太小了,小到他自己都听不见。也许他需要先把那个大的声音关小,才能听到自己的。他不知道怎么关。但他至少知道了那是一个可以关的东西,不是永恒的,不是他的一部分,是一个从外面装进来的、可以拆掉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拆,但他知道它可以被拆。这就够了。
他走出主楼,站在台阶上。天还是灰的,但云层好像薄了一些。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边脸,然后走下台阶,朝公寓的方向走去。他走了大概五分钟,手机震了。是苏晚发来的消息:“你下课了吗?我在图书馆,你今天来吗?” 他打了“来”,然后改变了方向,朝图书馆走去。
图书馆里人不多,期末前的高峰期还没到。他上了三楼,走到他们常坐的那片区域。苏晚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三本书和一台电脑。她的头发扎成了一条辫子,垂在肩膀上,辫子的末端用一根浅蓝色的橡皮筋系着。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看到他,笑了一下。“你来了。” 林晓川坐到她对面,把书包放在地上,拿出笔记本和Kim教授那堂课的材料。
苏晚看着他,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又没吃饭?” 林晓川想了想,他中午确实没吃。他早上起晚了,赶着去上课,没有时间吃早餐。下课之后直接去了Kim教授的课,忘了饿。现在苏晚问他,他才想起来,他今天只喝了一杯水。苏晚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答案了。她从包里掏出一根香蕉,放在他桌上。“吃。” 林晓川看着那根香蕉。香蕉皮上有一个棕色的小斑点,熟透了。他剥开香蕉皮,咬了一口。甜的,软的,在嘴里化开。他吃完了,把皮扔进垃圾桶。苏晚已经低下头继续看书了。她没有看着他吃,没有问他好吃不好吃。她只是给了他一根香蕉,然后继续做她的事。这是她最近学会的方式——不给他的接受增加负担。你不需要说谢谢,不需要表现出感激,不需要觉得欠了谁。你只需要吃掉那根香蕉。林晓川觉得这可能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蕉。不是因为香蕉本身,是因为它没有被附加任何东西。它只是一根香蕉,一个朋友给的香蕉。
他在图书馆坐了一个多小时,看完了Kim教授课上那篇关于内化污名的论文。论文里有一句话,他用荧光笔画了两道线——“The process of unlearning internalized stigma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reclaiming one's own voice.” 他盯着这句话,想起Kim教授说的“talk back”。顶嘴不是和别人顶嘴,是和脑子里那个声音顶嘴。那个声音说“你不配”,你就要说“我配”。那个声音说“你有病”,你就要说“我没病”。一开始你可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你要说。说多了,也许就信了。他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用,但他觉得可以试试。不是现在,也许是从今天开始,在笔记本上写,或者在没人的时候小声说。他不需要让任何人听到,他只需要让自己听到。
晚上,他回到公寓,做了饭。不是泡面,是真正的饭。他在Tesco买了鸡腿、土豆、胡萝卜,按照网上的食谱炖了一锅。他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水烧开,鸡腿在沸水里翻滚,泡沫浮到表面,他用勺子把泡沫撇掉,撇了很久,直到汤变得清澈。然后他加入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盖上锅盖,调小火,让它慢慢炖。厨房里弥漫着鸡汤的香味,暖暖的,像一个柔软的毯子裹住了整个房间。他站在灶台前,看着锅盖上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珠,一颗一颗地滑下来。他想,这是他到格拉斯哥之后第一次做一顿正经的饭。不是因为它好吃,是因为他需要做一些事。一些手会动、脑子不需要转的事。切土豆的时候,他的手在动,刀在案板上哒哒哒地响。他不需要想任何事情,只需要把土豆切成块,一块一块,大小差不多。他的注意力在刀和土豆之间,不在脑子里。他的脑子难得地安静了几分钟。只有哒哒哒的声音,和锅里的咕嘟咕嘟声。
他炖了一锅,吃了两碗,剩下的放进冰箱,可以吃两三天。他把碗洗了,锅洗了,灶台擦了。厨房恢复了干净。他站在厨房中间,看着整洁的台面和发亮的水槽,觉得有一种满足感。不是高兴,是那种——我做了某件事,它完成了,我可以看到结果。这种满足感很简单,很原始,像小时候把积木搭好然后推倒。不同的是,积木推倒就没了,但这锅汤还在冰箱里,明天还能吃。
他洗完澡,躺到床上。手机震了一下。是苏晚发的一条消息。不是“今天还好吗”,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只猫,橘色的,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眼睛眯成一条线。配文是:“图书馆来了一只猫,大家都在撸它,你不来亏了。” 林晓川看着那张照片,笑了一下。不是嘴角抽动,是真的笑了。他打了“好可爱”,发了出去。苏晚秒回:“你居然用了感叹号!!” 他这才注意到,他打的是“好可爱”,带了一个感叹号。他从来没有用过感叹号。他的消息永远是句号,或者没有标点。今天他用了一个感叹号。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意味,也许只是他今天心情没有那么糟。但他觉得,一个感叹号,也是一步。
十二月的第三周,格拉斯哥下了一场大雪。
那天早上他醒来,拉开窗帘,整个世界都变了。不是灰色的,是白色的。街道白了,屋顶白了,对面那排红砂岩的联排别墅也白了。雪很厚,树枝上堆着雪,像一根一根白色的蜡烛。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穿上最厚的衣服,戴上围巾和手套,走出了门。雪还在下,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他走在雪里,没有打伞,没有戴帽子,就让雪落在他身上。他不觉得冷,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格拉斯哥的冬天。雪落在他的脸上,凉凉的,像有人用冰凉的手指碰了碰他的脸颊。
他走到Kelvingrove公园的时候,发现公园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有人在堆雪人,有人在打雪仗,有人在拍照。孩子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脸冻得通红,但笑得很开心。他站在公园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去。他沿着河边走,河水还没有结冰,但流得很慢,像一条在打瞌睡的蛇。河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白色的,贴着水面。他走到那棵银杏树下。银杏树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上积了一层雪。他站在树下,仰着头,看着那些白色的枝条。雪花从枝条间的缝隙里飘落下来,落在他的脸上。他把眼睛闭上了。他在想,他来到格拉斯哥快三个月了。三个月里,他从一个人都不认识,到现在有了几个可以说几句话的人。他学会了做炖鸡腿,学会了在seminar上发言,学会了对苏晚的消息用感叹号。这些事很小,但它们是他的。他走到这里,用了三个月。他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但他知道他在走。
手机震了。是Callum打来的电话。他接起来,Callum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Lin! Come to the park! We’re having a snowball fight!” 他还没回答,Callum就挂了。他站在银杏树下,犹豫了两秒钟。然后他转身,朝Callum说的那个方向走去。
公园的草坪上,Callum、Aisha、Thomas、苏晚都在。Callum正在滚一个巨大的雪球,雪球已经滚到了他的腰那么高。Aisha在堆雪人的身体,苏晚在找树枝做手臂。Thomas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手机在拍照。林晓川走过去的时候,Callum抬起头,满脸通红,呼出的白气像火车头的蒸汽。“Lin! Help me roll this!” 林晓川走过去,弯下腰,和他一起推那个大雪球。雪球很重,推起来很费力。他们的手套上沾满了雪,雪融化后浸湿了手套,手冻得发僵。但他们继续推。雪球越滚越大,大到推不动了。Callum停下来,喘着气,说:“That’s good. That’s the body.” 然后他开始滚另一个小一点的雪球,做头。
Aisha从地上捡起两颗黑色的小石子,按在雪人的脸上做眼睛。苏晚找来一根弯弯的树枝,做嘴巴。Thomas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胡萝卜,那是他从厨房带来的,插在雪人脸上当鼻子。林晓川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忙活。他没有帮忙,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忙。他从来没有堆过雪人。小时候南方小镇不下雪。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堆雪人——不,是看别人堆雪人。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觉得这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参与,不需要动手,只需要站在那里,看着雪人一点一点地成形。
雪人堆好了。它大概有半人高,歪歪扭扭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胡萝卜鼻子有点歪,嘴巴的树枝往下弯,像在撇嘴。它不是一个好看的雪人,但它是他们的雪人。Callum站在雪人旁边,张开双臂,大声说:“Behold! Our masterpiece!” Aisha在旁边笑,笑得弯了腰。苏晚拿出手机拍照,拍了好几张,然后说:“我们合影吧。” 她环顾四周,找到一个路过的人,请他帮忙拍照。那个人接过手机,他们五个人站到雪人后面。Callum搂着Thomas的肩膀,Thomas面无表情但配合地站直了。Aisha歪着头,双手比着耶。苏晚站在林晓川旁边,她没有搂他的肩膀,也没有碰他,只是站在他旁边,很近。林晓川站得笔直,手插在口袋里。他没有笑,但他的嘴角不是平的,微微往上弯了一点点。那个人喊“one, two, three”,然后按了快门。拍完照,苏晚跑过去看照片,然后举着手机跑回来说:“这张好!” 她把手机屏幕转向林晓川。他看到了照片里的自己。站在雪人后面,左边是苏晚,右边是Callum。他的脸被冻得有点红,头发上落着雪,嘴角微微往上弯。他不确定那算不算笑,但他觉得照片里的那个人看起来没有那么难过了。不是开心,是不那么难过了。他看不出“有病”,看不出“不正常”,看不出任何他以为别人能看到的东西。他只是一个站在雪人旁边的、和朋友们合影的、脸被冻红了的年轻人。
苏晚把照片发到了他们五个人的群里。Callum秒回:“I look like a tomato.” Aisha发了一串笑哭的表情。Thomas发了一个大拇指。林晓川看着那张照片,保存了下来。这是他到格拉斯哥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别人的照片里。
那天晚上,他回到公寓,脱了湿透的鞋和袜子,把脚泡在热水里。他坐在床边,脚盆里蓝色的水被热水烫得有点泛白。他拿出手机,打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看到雪人歪歪扭扭的鼻子,看到Callum通红的脸,看到苏晚歪着的头,看到自己嘴角那一丝不确定是不是笑的弧度。他想,他在格拉斯哥有朋友了。不是“同学”,不是“认识的人”,是朋友。Callum会打电话叫他去堆雪人,Aisha会给他带切好的芒果,Thomas会留纸条问他要不要一起看书,苏晚会叉走他的披萨、给他带香蕉、拍图书馆的猫给他看、问他“你还好吗”然后不问第二遍。这些都是朋友做的事。他有朋友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这个认知来得太突然,突然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以为他会哭,但没有。他以为他会笑,也没有。他只是坐在床边,脚泡在热水里,手机屏幕上的那张照片在他面前慢慢暗下去,然后他按亮,再暗,再按亮。他反复了好几次,直到手机提示电量不足。他把手机放在床上,把脚从水里抬起来,用毛巾擦干。水已经凉了,但他的脚是暖的。
他躺到床上,关了灯。窗外的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出来了,很亮,照在窗帘上,把整个房间照成了银白色。他看着窗帘上那片银白色的光,想起了小时候南方小镇的月光。那时候他躺在杂货铺二楼的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他把手举起来,对着月光看,手指是半透明的,能看出骨头和血管。他觉得那时候的自己离现在很远,远到像另一个人的记忆。但那个人是他。那个从八岁就开始藏的人是他。那个在雪地里堆雪人、和朋友们合影的人也是他。他是同一个人,但他又不是同一个人了。他正在变成另一个人,很慢很慢,慢到他自己都察觉不到。但他身边的人察觉到了。苏晚察觉到了,Callum察觉到了,Aisha和Thomas也察觉到了。他们看到他了,不是看到那个藏起来的、透明的、像幽灵一样的林晓川,是看到这个在雪地里站着、嘴角微微往上弯、头发上落着雪的林晓川。他没有藏好,但他被看到了。被看到之后,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而且没有觉得不舒服。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窗外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闭上了眼睛。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他记得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今天还不错”。不是“还好”,是“还不错”。这两个字的距离,他走了三个月。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没有立刻起床,就那样躺着,让阳光晒着他的脸。阳光是暖的,很淡的暖,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对他微笑。他起了床,洗漱,穿好衣服,背上书包。他走出房间,走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电梯来了,里面站着Callum。Callum手里拿着一杯咖啡,看到他就笑了。“Morning, Lin.” “Morning.” 他们一起走出公寓大门,雪已经停了,但地上还有厚厚的积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Callum走在前面,大步流星,林晓川跟在后面,走得不快不慢。他们并排走了一段路,没有说话。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Callum回过头来说了一句:“You’re different today.” 林晓川问:“How?” Callum想了想,说:“I don’t know. You just are.” 然后他走了,咖啡杯在手里晃了晃。
林晓川站在学校门口,想着Callum的话。他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了?他说不清。但他知道Callum说的是对的。他确实不一样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因为他在这里待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认识了四个人,堆了一个雪人,吃了几根香蕉,喝了一杯热可可,被叉走了两块披萨,收到了一张写着一行字的纸条。这些事加在一起,把他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不是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是变成了一个有裂缝但不碎的人。裂缝还在,光从裂缝里漏进来。他不讨厌那些裂缝了。裂缝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是他在某本书里读到的一句话,当时他觉得那是一句漂亮话,不真实。现在他觉得它是真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光——橘黄色的路灯、银白色的月光、手机屏幕的荧光、苏晚的笑脸、Callum的咖啡杯、雪人歪歪扭扭的胡萝卜鼻子。它们都是从裂缝里漏进来的。他的裂缝很多,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光。
他走进主楼,走上楼梯,走到心理学系的楼层。走廊里已经有同学了,有人在接水,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翻书。他走到教室门口,推开门,走进去。教室里已经有了几个人。Aisha坐在她常坐的位置上,面前摊着一本书。看到他进来,她抬起头,笑了一下。“Morning.” 她说。“Morning,” 林晓川说。他坐到她旁边,把书包放在地上,拿出笔记本。Aisha没有多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看书。林晓川也低下头,翻开笔记本。笔记本翻到了他昨晚写的那一页。他看到自己写的字——“今天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说不出口。但我其实很累。从八岁就累了。但我今天吃了一块披萨,被叉走了两块。我觉得生活好像还可以继续。不是因为披萨好吃,是因为有人叉走了我的披萨。” 他看着这行字,笑了一下。不是嘴角抽动,是真的笑了。很短,但笑了。Aisha没有抬头,没有看到他。但没关系。他自己看到了。他看到了自己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