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树树作证》fan繁华依旧

2、山风吹散青梅影 家境贫寒

　　县城对于良平和秀兰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宽的马路——柏油铺的，黑油油的路面画着白线，下雨天不会泥泞，晴天也不会扬起尘土。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楼房——三层的、四层的，最高的那栋百货大楼居然有五层，站在楼下仰起脖子才能看见楼顶的旗杆。他们也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自行车，还有偶尔驶过的解放牌卡车和小轿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像一首嘈杂又新奇的城市交响曲。

　　县城的中学叫赣南第三中学，坐落在县城东边的缓坡上，灰砖砌的围墙，铁栅栏大门，门柱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匾。校园里有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土操场，操场的北边有一个大大的讲台，讲台的中心位置立了一根高高的旗杆，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操场边上种了一排法国梧桐，枝叶斑驳，比杨梅树高大得多，却没有杨梅树的亲切。

　　开学报到那天，良平和秀兰拎着各自的行李，站在校门口发了好一阵呆。他们的行李都很简单——良平是一个蛇皮袋，装着被褥、换洗衣服和十个鸡蛋；秀兰是一只藤编箱子，是她娘当年出嫁时的陪嫁，箱子角磨得发亮，里面装着几件旧衣裳、一双新布鞋，还有枕头底下那尊杨木刻的小人。

　　“你说，咱们分在同一个班不？”秀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期待和紧张。

　　“去看看分班榜。”良平领着秀兰走进校门，在一面贴着红纸的木板墙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初一（3）班：侯良平。

　　他赶紧往下看，秀兰的名字在初一（2）班的名单里。

　　两个班，隔着一道走廊。

　　秀兰的脸上掠过一丝失落，但她很快笑了：“没事，就隔一道走廊，下课就能见着。”

　　良平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话都不够。他把自己蛇皮袋里的十个鸡蛋分了五个出来，塞进秀兰的藤箱里，闷声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秀兰想推辞，良平已经把藤箱盖上了，拍了拍箱盖，像是盖章认定。

　　初一（2）班的教室在二楼东头，（3）班在西头，中间隔了楼梯和一间老师办公室。下课铃一响，良平就穿过走廊去找秀兰，有时候秀兰也来找他，两个人在走廊的栏杆边靠着说几句话，上课铃一响又各自散去。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

　　县城中学的伙食比家里好，顿顿有白米饭，一周能吃上两回肉。但对秀兰来说，每一顿饭都是算计——她每个月只有十二块钱的生活费，要管三十天的饭菜票、本子、墨水、牙膏、肥皂。她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早饭只买二两粥、一个窝头，不买菜；午饭打半份最便宜的青菜，米饭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晚饭和早饭一样。一个星期下来，她脸上刚养出来的一点血色又褪了下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显得格外大。

　　良平发现了。他每个月比秀兰多五块钱生活费，虽然也紧巴，但至少能吃饱。他把自己的饭菜票省出一部分，每次去找秀兰的时候偷偷塞进她的口袋里。秀兰发现过几次，又气又急地塞回去，良平就沉下脸来说：“你不收，我就不吃饭了，饿死算了。”

　　秀兰拗不过他，只好收下，转过身去悄悄抹眼泪。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中旬就下了一场薄雪，宿舍里没有取暖的设备，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两块，用报纸糊着，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像针扎一样。秀兰盖着一床薄被子，夜里冻得缩成一团，牙齿咯咯地响。她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还是冷。

　　良平的被子也不厚，但他把自己唯一一件破棉袄借给了秀兰。秀兰不要，说他也冷。良平说：“我是男的，皮糙肉厚不怕冷。你冻病了，花的钱比棉袄贵多了。”秀兰这才收下，夜里裹着那件打着补丁的棉袄，感觉周身都是良平的温度。

　　可是，日子到底还是出了岔子。

　　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秀兰的弟弟生了一场大病。李万山带着儿子去镇上看病，医生说可能是肺炎，要住院。住院费、药费加起来，一下子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亲戚一屁股债。王秀英托人捎信到学校，信上只有歪歪扭扭几行字：“兰兰，弟弟病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下学期你先别念了，等缓过来再说。”

　　秀兰看完信，一个人在宿舍里坐了很久。她没有哭，眼泪已经在那年夏天的杨梅树下哭干了。她把信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去教室上课，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良平是从秀兰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那里听到的消息。那个女生说秀兰这几天吃得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个馒头分三顿吃，晚上在被窝里翻来翻去，好像哭又好像没哭。

　　良平当天晚上就去找秀兰。他们站在宿舍楼下的梧桐树下，路灯昏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你家里的事，我知道了。”良平说。

　　秀兰低着头，不说话。

　　“你打算怎么办？”

　　“回家。”秀兰的声音很轻，像一片枯叶被风卷起来，落在地上，“我弟弟要吃药，家里没钱了。我爹一个人种地，养不活那么多人。”

　　“你回去能干什么？种地？喂猪？你才十五岁。”良平的声音有点急。

　　“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秀兰抬起头，眼睛里有光，但那光是倔强的，不是脆弱的，“良平，你别劝我。我想得很清楚。”

　　良平沉默了很久，夜风从梧桐树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响声。远处的教学楼还亮着几盏灯，几个初三的学生趴在窗台上背英语单词，声音隐约传过来。

　　“你等我。”良平忽然说，然后转身跑了。

　　秀兰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站在树下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良平回来了，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有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毛票。他把钱塞进秀兰手里，说：“你先拿着，下学期的事下学期再说。”

　　秀兰低头一看，那些钱上还带着体温，有几张被汗浸得有点潮。她猛地抬头：“你哪来的钱？”

　　“我找我爹要的。”

　　“你不是说你爹把钱都交了学费了？”

　　良平避开了她的目光，声音低下去：“我……我跟他说这学期买书、买本子、交补课费，让他又寄了二十块来。这十五块你拿着，我自己留五块。”

　　秀兰的手在抖。她不是不知道，侯叔家里也不宽裕，这二十块钱不知是从哪里挤出来的。而良平为了她，把自己那份也分出来大半。她握紧了那把钱，指节发白，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良平，”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你不能这么惯着我。我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完。”

　　“谁让你还了？”良平把手插进裤兜里，偏过头去看别处，路灯的光映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十四岁的少年已经有了成年人的轮廓，“我们说好的，要好一辈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秀兰咬着嘴唇，把那把钱小心翼翼地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藏起一件无价的宝贝。

　　那天晚上，秀兰在宿舍的被窝里把那尊杨木小人掏出来，摩挲了一遍又一遍。她想起良平说过的话——“等以后手艺好了，再给你刻一个更好的。”她想，她等得到那一天吗？

　　第二学期开学，秀兰还是来了。她爹李万山跑到村长家借了三十块钱，又到信用社贷了四十块钱的款，凑够了学费的一半，剩下的由秀兰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附近的饭店洗碗、到街上糊火柴盒挣出来。

　　良平知道秀兰在饭店洗碗的事，是开学后第三周。那天他放学后去街上买墨水，路过一家叫“春风餐馆”的小饭馆，透过油腻的玻璃窗，看见秀兰系着一条蓝布围裙，弯着腰在一个大铁盆里洗碗。盆里的水浑浊油腻，堆着小山一样的碗碟。秀兰的手泡在肥皂水里，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污渍。

　　良平站在窗外看了很久，拳头握得咯吱响。他想冲进去把秀兰拉走，但他知道自己不能。秀兰需要这份工，需要那一个月八块钱的工钱。

　　他最终没有进去，而是转身去了学校的木工房——那是他从一个老师那里借来的地方，放了学他可以去做木工活。他爹侯德茂托人带了一套旧工具给他，说让他别荒废了手艺。良平开始利用晚自习前的时间做一些小物件——小凳子、木盒子、陀螺，拿到街上去卖。一个凳子能卖两块钱，一个陀螺五毛。虽然卖得不多，但一个月也能攒下五六块钱，全给了秀兰。

　　日子就这样在苦涩中一天天挨过去。两个人的成绩都没有落下，良平稳居年级前三，秀兰也在前十五名。班主任找秀兰谈过话，说以她的成绩，考高中、考大学都有希望，让她不要放弃。

　　可是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已经很苦了就对你手下留情。

　　初二上学期，秀兰的弟弟旧病复发，这次更严重，需要转到地区医院去治疗。李万山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一头猪、两只羊、一担谷子，连王秀英陪嫁的一对银手镯也卖了。债欠得越来越多，亲戚朋友家都借遍了，有些亲戚开始躲着他们。

　　秀兰从同村来的一个同学口中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她没有写信回家问，因为问也问不出什么。她知道答案只有一个——这个学，她上不下去了。

　　这一次，她没有哭，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她去找了班主任，说她要退学。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陈，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陈老师听了秀兰的话，摘下眼镜擦了擦，沉默了很久。

　　“秀兰，你是我教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陈老师说，“你的作文写得那么好，你的语文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列。你要是退了学，太可惜了。”

　　“陈老师，我知道。”秀兰的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弟弟要救命，我不能看着我弟弟死。”

　　陈老师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钱包，抽出二十块钱塞进秀兰手里：“这钱你先拿着，不够你再跟我说。学校的困难补助我帮你申请，看看能不能减免一部分学费。你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秀兰看着陈老师眼里泛着的光，终于忍不住哭了。她把那二十块钱推回去，说：“陈老师，您比我更需要这钱。您家里还有一个瘫痪的婆婆、一个上大学的儿子，我知道的。”

　　陈老师愣住了，她没想到秀兰对老师的家事知道得这么清楚。她重新把钱塞进秀兰手里，声音哽咽却坚定：“你收着。我家里是紧巴，但还过得去。你的书要是读不成了，我后半辈子都睡不安稳。”

　　秀兰最终没有收那笔钱。她向陈老师鞠了一个躬，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她去找了良平。

　　那天傍晚，两个人在操场边上的法国梧桐树下站着。秋天的梧桐叶子黄了大半，偶尔有一两片打着旋儿落下来，像疲倦的蝴蝶。

　　秀兰把所有的决定都告诉了良平，没有铺垫，没有试探，就那么直直地说出来。她说完了，两个人之间像隔了一道透明的墙，能看见对方，却够不着。

　　良平靠在树干上，仰起头看天。天边有一抹将沉未沉的晚霞，像谁打翻了胭脂盒，把半边天染成了橘红色。

　　“我不让你走。”良平说。

　　“你不能不让我走。”秀兰说。

　　“那我也不念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你疯了。”秀兰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几分，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尖锐，“侯良平，你说什么胡话？你成绩那么好，你能考大学，你能离开这个地方！你跟我回去种地？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爹你娘想！”

　　“那你呢？”良平低下头，看着秀兰，眼睛红红的，“你就不为你自己想？你就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你作文写那么好，你不想当作家？你不想写书？”

　　秀兰被“作家”两个字击中了，像是有一根针扎进了心脏最柔软的地方。那是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梦——她想当作家，想写书，想把她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写成文字，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山里的日子、杨梅树下的故事。

　　“梦不能当饭吃。”秀兰说，声音终于开始发抖。

　　“可是饭能等，梦等不了。”良平说。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晚霞一点一点熄灭，天暗下来，操场对面的教学楼亮起了灯。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学生们三三两两往教室里走，有几个认识他们的同学回头看了两眼，又匆匆走了。

　　“良平，”秀兰最终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明天就回去了。你别来找我，好好读书。等你有出息了，再回来找我。到时候，杨梅树还长在那儿，我也还长在那儿。”

　　她说完转身走了，脚步很快，几乎是在跑。她怕自己再站一秒就会心软，就会反悔，就会把良平也拖进那个看不见底的泥潭里。

　　良平站在原地，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他想追上去，想拉住秀兰的手，想把她留在身边。可是他知道，他拉不住。秀兰的离开不是因为变心，不是因为软弱，恰恰是因为她太坚强、太清醒、太知道什么对他好、什么对彼此好。

　　这一夜，良平没有回宿舍。他在操场上坐到半夜，秋天的露水重，把他的头发和衣领都打湿了。他想了很多——想小时候在杨梅树下玩泥巴的日子，想秀兰踮起脚尖给他擦鼻血的样子，想她掰一半馒头偷偷放进他书包里的那个动作，想她在班车上攥着杨木小人流泪的侧脸。每一个画面都像刀刻的一样，刻在他十五岁的心里，刻得太深，这辈子都磨不平。

　　第二天天没亮，良平就起来了。他跑到汽车站，在灰蒙蒙的晨光里看见了秀兰。秀兰背着一个蛇皮袋，站在售票窗口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正是良平借给她的那件。她的头发用红头绳扎着，风把碎发吹到脸上，她用手拢了拢，那动作让良平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

　　“秀兰。”良平叫了一声。

　　秀兰回过头，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归于平静。

　　“你怎么来了？”

　　“送你。”

　　秀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她转回去买了一张票——从县城到镇上，再从镇上走十五里山路回家。班车一天只有一班，早晨七点发车。

　　等待发车的半个小时里，两个人就站在车站的角落里，谁都没有说话。车站里弥漫着柴油味和人声的嘈杂，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推着小车来来回回地吆喝，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哭闹的孩子在候车长椅上坐着，一个扛着大包小包的男人匆匆忙忙地往车上挤。

　　这些都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彼此和即将到来的离别。

　　七点整，班车按了两声喇叭，催促未上车的乘客赶紧上车。秀兰把蛇皮袋往肩上一扛，对良平说：“你回去吧，别误了早自习。”

　　良平没有动。

　　秀兰咬了咬嘴唇，忽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良平手里——是那个杨木刻的小人。

　　“你留着。”秀兰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让它替我在你身边。等……等有一天，你再还给我。”

　　良平低头看那个小人，眉眼弯弯的，扎着两根辫子，因为被秀兰摩挲了三年多，木头表面已经磨出了温润的光泽。他攥紧了它，指节用力到发白。

　　“秀兰。”他说，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等我。我一定会回去的。不管多少年，我一定回去。”

　　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串一串的，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没有擦，就那么流着泪，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上了车。

　　班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车身剧烈地抖了一下，缓缓驶出车站。秀兰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灰扑扑的玻璃窗，朝良平挥手。

　　良平追着车跑了几步，跑出了车站大门，跑到了马路上。班车越开越快，越开越远，秀兰的脸从清晰到模糊，从模糊到看不见。良平终于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手里的杨木小人被攥得紧紧的，硌得掌心生疼。

　　深秋的晨风吹过县城空旷的街道，卷起几片枯黄的梧桐叶，在他脚边打着旋。远处的山影层层叠叠，秀兰回家的路就藏在那片苍茫的山影里。

　　良平独自站在萧瑟的风中，把杨木小人慢慢举到眼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最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是做了一个郑重的承诺。

　　“杨梅树作证。”他对着远山说。

　　远山没有回音，只有风呜呜地吹。

　　那一年，良平和秀兰都才十五岁。

　　从那天起，良平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说笑，不再去走廊上发呆，也不再跟任何人提起秀兰。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背书，晚上熄了灯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做题。他的成绩从年级前三冲到了年级第一，而且把第二名甩得越来越远。

　　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突然开了窍，只有良平自己知道，他是在用拼命读书来熬过每一个没有秀兰的日子。他怕自己一停下来，就会想起秀兰在饭馆里洗碗泡得通红的手，就会想起她扛着蛇皮袋站在车站里的背影，就会忍不住跑回李家洼去把她找回来。

　　他不能回去。他答应了秀兰，要有出息，要回去找她。有出息的前提，就是先把书读下去，读出去，读出一个能让她过上好日子的前程。

　　秀兰走后两个月，良平收到了她托人带口信。口信很简短，只有一句话：“我在镇上的裁缝铺学手艺，一切都好，勿念。”

　　良平知道那不是真话。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弟弟还在吃药，她怎么可能“一切都好”？但她说了“勿念”，就是不让他分心的意思。良平把这句话在心底翻来覆去地嚼了很多遍，嚼出了苦涩，也嚼出了力量。

　　他要更努力。

　　初三那年，良平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地区一中。那是整个赣南地区最好的高中，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比例超过一半，被称为“大学的摇篮”。消息传到李家洼，侯德茂和张桂兰高兴得在杨梅树下又放了一挂鞭炮。李万山和王秀英也来了，笑着恭喜，但王秀英的眼圈红红的，因为她知道，秀兰如果还在读书，以她的成绩，也一定考得上。

　　秀兰那天没有露面。她在镇上的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给客人赶制一件过年的棉袄。她知道良平考上了地区一中的消息，是铺子里的收音机播放完新闻之后，广播员随口说的一句“本县中考成绩揭晓”。她手里的针顿了一下，扎进了指腹，一滴血珠子渗出来，她含在嘴里吮了吮，继续踩缝纫机。

　　“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盖过了一切。

　　那天晚上，秀兰回到租住的小屋里，关上门，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那是她和良平在小学毕业时拍的唯一一张合影。良平站在左边，她站在右边，中间隔着半个人的距离，两个人都笑得很傻。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起了毛。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在心里说：“良平，你好好飞。我在这儿等你。”

　　窗外是镇子的夜，星星点点的灯火，远处有狗吠声，再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黑黝黝的山影。

　　而四百公里之外的县城里，良平正坐在宿舍的床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看高中的课本。他把那尊杨木小人放在床头，每天睡前看一眼，每天醒来第一眼也看它。

　　杨梅树作证，他们都会好好活。活到重逢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