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树树作证》fan繁华依旧

3、天涯路远 各自沉浮 良平考上大

　　地区一中在赣州市的南郊，坐落在章江岸边，校园里古木参天，有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老钟楼，每到整点就敲响悠扬的钟声。这里的学生来自赣南十八个县市，能考进来的都是各县的尖子生，良平在全县是第一名，到了这里，也不过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开学的第一天，良平在宿舍里铺好床铺，把杨木小人放在枕头边。同宿舍的五个男生都好奇地凑过来看，问他这是什么。良平笑了笑，说：“一个朋友送的。”其他人也没多问，各自忙着收拾东西。

　　高中三年，是良平人生中最苦的三年，也是最拼的三年。

　　每天凌晨五点半，起床铃还没响，他就已经洗漱完毕，坐在教学楼下的花坛边背英语单词。冬天的赣南湿冷刺骨，他穿着一件薄棉袄，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在手心里哈一口气，搓一搓，继续写。夏天蚊子多，晚自习教室里点着蚊香，烟雾缭绕中，他埋头做题做到教学楼熄灯，被管门卫的老头赶出来，又跑到路灯下再看二十分钟。

　　他的成绩一点点往上升，从年级一百多名，到前五十，到前二十，到高二下学期的时候，他已经稳居年级前十。

　　班主任姓刘，教数学的，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对良平寄予厚望，每次考完试都找他谈话，分析试卷，指出不足，鼓励他冲击重点大学。良平每次都认真地听，认真地点头，但刘老师发现，这个学生眼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隔着一层薄雾，看得见光，却透不亮。

　　刘老师不知道的是，良平心里的那盏灯，点在一个叫李家洼的地方。

　　每个月底，良平会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从赣州市区回到县城，再从县城搭班车到镇上，再从镇上走十五里山路回李家洼。这条路他走了无数遍，闭上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弯、哪棵树上有鸟窝。他回去不是为了别的，是想看看秀兰。

　　秀兰在镇上的裁缝铺已经学了两年多的手艺，从最开始的锁边、钉扣子，到后来能独立裁布、做整件的衣服。她学的快，铺子的老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一辈子做裁缝，手上功夫过硬，脾气也大。秀兰刚去的时候，没少挨骂，线走歪了骂，尺寸量错了骂，连针脚太密了也要骂。秀兰从不顶嘴，挨了骂就低着头重新做，做到周师傅满意为止。

　　慢慢的，周师傅的骂声少了，点头的次数多了。到了第三年，周师傅开始把一些重要的活交给她做——给新娘子做嫁衣，给领导干部做中山装，这些都是不能出差错的活。秀兰接过来，一针一线，仔仔细细，做出来的衣服平整合身，周师傅看了，难得地露出了笑脸。

　　良平每次回李家洼，都要绕到镇上去看秀兰。他不敢进铺子里去，怕影响她做工，就站在铺子对面的老槐树下，远远地看一眼。秀兰有时候在裁缝台前画线，有时候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地响，有时候拿着尺子给客人量尺寸。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头发用一根筷子别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侧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安静。

　　良平看一会儿，看够了，就走。他不进去打招呼，不让她知道自己来过。他怕自己一出现，会搅乱她的心思，会让她想起那些不该想的事。她是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裁缝铺的活儿虽然累，但至少能糊口，能帮家里还债，能让弟弟吃药。他不能打扰她。

　　但有一次，秀兰还是发现了他。

　　那是高二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良平从学校回来，照例站在老槐树下。天色将暗未暗，铺子里亮着灯，秀兰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关门。她无意间抬头，透过玻璃门，看见了对面树下那个瘦高的身影。

　　她手里的尺子掉在了地上。

　　她跑出去，站在铺子门口，看着良平。良平被她发现，有点窘迫，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挠了挠头，笑了：“我……路过，路过。”

　　秀兰看着他，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她使劲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声音尽量平稳地说：“你等了多久了？”

　　“没多久，就一会儿。”

　　“骗人。”秀兰说，“你每个月底都来，以为我不知道？陈大妈跟我说了，说有个后生总在树下站着，往我铺子里看。我就知道是你。”

　　良平没想到她早就知道了，讪讪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秀兰转身回铺子里，拿了一个布包出来，塞进良平手里：“拿着。我给你做了一件衬衫，你试试合不合身。还有一罐辣椒酱，你带去学校下饭。还有二十块钱，你拿着，别推，我现在能挣钱了。”

　　良平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叠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密均匀，领口处用白线绣了一个小小的“平”字。他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快试试。”秀兰催他。

　　良平把衬衫抖开，套在身上。大小正合适，肩宽、袖长、腰身，每一处都像是比着他的身体裁的。秀兰退后两步，上下打量了一番，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还行，没量错。”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良平问。

　　秀兰的脸微微一红，低下头去收拾布包，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看你以前穿的衣服，估的。”

　　良平穿着那件新衬衫，站在秋天的暮色里，觉得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了。他想说点什么，比如“你真厉害”，比如“谢谢你”，但这些话都太轻了，配不上这件衬衫背后的一针一线。

　　他最终说了一句：“好看吗？”

　　秀兰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点了点头：“好看。”

　　那一刻，两个人都想起了很多年前，杨梅树下，良平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衫，秀兰穿着碎花褂子，两个人背着书包去县城。那时候的他们不知道未来有多远，不知道路有多难，只记得“杨梅树作证”这五个字。

　　“良平，”秀兰忽然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考最好的大学。你别担心我，我能养活自己。”

　　“我知道。”良平说。

　　“那你别每个月都跑回来了，来回的车票钱够你吃好几顿饭了。你在学校好好读书，放假了再回来。”秀兰的语气像一个大姐姐在叮嘱弟弟，可她只比良平小半岁。

　　良平想了想，点了头：“好。我听你的。”

　　那天晚上，良平没有回李家洼，直接在镇上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赶班车回了赣州。他把那件蓝衬衫挂在宿舍的床头，每天看一眼，像是看到了秀兰。辣椒酱他舍不得多吃，每次只挖一小勺，拌在米饭里，那味道又辣又香，像极了秀兰这个人——看起来温温柔柔的，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辣劲。

　　高三那年，良平进入了冲刺阶段。他的目标很明确——北京大学的数学系。这个目标对于一个赣南山区的孩子来说，大得像天一样。他的同学里有不少人觉得他疯了，北大多少年才出一个赣南的？但良平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只知道，他要考最好的大学，才能有最好的前程，才能让秀兰过上好日子。

　　他把秀兰给他的那尊杨木小人放在课桌的抽屉里，每次做题做到想放弃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眼。那小人眉眼弯弯的，像是在对他说：“加油，我等你。”

　　高考前一个月，良平收到了秀兰的一封信。信是托人从镇上带到赣州的，信封上写着“侯良平收”三个字，字迹娟秀工整，一看就是秀兰的手笔。良平拆开信的时候，手都在抖——这是秀兰第一次给他写信。

　　信写得不长：

　　“良平：见字如面。听说你下个月就要高考了，我在这里为你加油。你不要有太大压力，你尽力就好，无论考成什么样，在我心里你都是最好的。我在裁缝铺里一切都好，周师傅说我出师了，下半年我可以自己接活了。家里的债还了大半，弟弟的身体也好了很多，你不用惦记。你安心考试，考完了回来，我请你吃杨梅。杨梅树今年结了好多果，红彤彤的，我在树下许了愿，希望你金榜题名。秀兰。”

　　良平把信读了五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叠好，和杨木小人放在一起。

　　高考那三天，赣州下了大雨。

　　良平撑着伞走进考场的时候，心里异常平静。他想起秀兰说过的话——“无论考成什么样，在我心里你都是最好的。”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他不再患得患失。他把会做的题都做了，不会做的也不纠结，一门一门地考下来，不慌不忙。

　　最后一门考完，他走出考场，雨已经停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虹，章江的水涨了许多，哗哗地流着，像是在为他喝彩。

　　他站在江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镇上找秀兰。

　　他没有写信告诉她，他想给她一个惊喜。

　　高考结束的第三天，良平搭上了回县的班车。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是秀兰去年给他做的第二件，袖口处绣了一朵小小的兰花——背着一个小包，包里装着那尊杨木小人。他在车上想了很多话，想跟秀兰说。他想说“我考得还行”，想说“谢谢你等我”，想说“以后换我来照顾你”。

　　车子到镇上已经快中午了。良平下了车，脚步轻快地往裁缝铺的方向走。他想象着秀兰见到他时的表情——会不会像上次那样红了眼眶？会不会又塞给他一罐辣椒酱？会不会笑着骂他“你怎么又来了”？

　　但当他走到裁缝铺门口时，门是关着的。

　　卷帘门拉下了大半，只留了一条缝，里面黑漆漆的，不像有人。门口贴着一张纸条，良平凑过去看，上面的字让他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纸条上写着：“铺子转让，有意者请联系周师傅，电话XXXXXXX。”

　　良平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去问隔壁的杂货店老板。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在门口择菜，听良平问起秀兰，抬了抬眼皮，慢悠悠地说：“你说那个小李啊？走了。上个月就走了。”

　　“走了？去哪了？”

　　“说是去广东了。深圳还是东莞来着，我也不清楚。她家里出了点事，急着用钱，这边挣得少，去南方挣得多。挺水灵的一个姑娘，走了怪可惜的。”

　　良平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像是有千百只蜜蜂同时振翅。他张了张嘴，想问更多，但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他转身就往秀兰家跑。从镇上去李家洼，十五里的山路，他几乎是跑着去的。夏天的山路上晒得滚烫，蝉声聒噪得像要把天叫破，良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把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他也不管，只是一路狂奔。

　　到了李家洼，他直奔秀兰家。

　　李万山不在，王秀英一个人在院子里晒豆角。看见良平满头大汗地跑进来，王秀英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

　　“良平……”她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心虚和心疼。

　　“婶，秀兰呢？”良平喘着气问。

　　王秀英放下手里的豆角，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去广东了。上个月初三走的。”

　　“她去广东做什么？”

　　“打工。”王秀英的声音低了下去，“她弟弟……又犯了病，这次更重。地区医院说要去广州的大医院看，要好几千块钱。家里实在是……实在是没法子了。秀兰说镇上裁缝铺一个月挣一百块钱，攒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她有个同学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说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她……她就去了。”

　　王秀英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带着哭腔。她拉着良平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良平，你别怪她。她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说不让我跟你说她去哪儿了，说你高考最关键，不能分心。她让我等你考完了再告诉你。可她走的时候，在杨梅树下哭了很久……”

　　良平站在原地，浑身像被抽空了一样。他松开王秀英的手，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到杨梅树下。

　　六月的杨梅树正是果实累累的时候，满树紫红，压弯了枝头。地上落了一层熟透的杨梅，紫黑色的果浆渗进泥土里，散发出酸甜的气味。良平仰起头，看着那两棵树，看着枝叶间透下来的斑驳光影，忽然觉得眼睛很疼，疼得他想流泪。

　　但他没有流。

　　他想起秀兰信里写的话——“杨梅树今年结了好多果，红彤彤的，我在树下许了愿，希望你金榜题名。”原来她许愿的时候，已经决定要走了。她把自己的愿望挂在树上，把他的前程托付给树，然后一个人去了南方，去了那个他完全陌生的、遥远的、据说遍地是机会也遍地是陷阱的地方。

　　良平在杨梅树下站了很久很久，站到太阳偏西，站到王秀英端了一碗水出来，他也不接。

　　“婶，”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她有留地址吗？”

　　王秀英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服装厂，李秀兰。”

　　良平把纸条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根救命的稻草。

　　那天晚上，良平没有回到家，放下东西就出来，坐在杨梅树下，他爹妈也就是远远看着，都知道他心里苦。给他送来的饭菜也没怎么吃。就这样坐了一整夜。他用石头在树下刻了两行字，刻得很深，像刻在心上一样。

　　“杨梅树作证，我一定会找到你。”

　　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洒在他年轻的脸上。他的眼睛里映着月亮的光，也映着一个遥远的、叫深圳的地方。

　　而此刻的深圳，秀兰正蜷缩在一间十人宿舍的上铺，听着窗外轰隆隆的机器声。她来这个服装厂还不到一个月，已经瘦了十斤。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中间只有四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她在流水线上做车位工，一天要踩十二个小时的缝纫机，手指被针扎过无数次，缠满了胶布。

　　宿舍里没有风扇，深圳的夏天热得像蒸笼。秀兰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还是那张小学毕业的合影，良平站在左边，她站在右边，两个人笑得很傻。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良平，你考得好不好？”她在心里问。

　　没有人回答她。远处传来货车的轰鸣声，近处有舍友的鼾声，还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地飞。秀兰把手背盖在眼睛上，感觉有什么温热的液体从眼角滑下来，滑进耳朵里，痒痒的。

　　她想起离开村子那天，她在杨梅树下站了很久。她伸手摘了一颗最红最大的杨梅，含在嘴里，舍不得嚼，就那么含着，让酸甜的味道在口腔里慢慢化开，像要把整个家乡的味道都装进身体里带走去。

　　“杨梅树作证，”她在树下无声地说，“良平，你一定要过得好。”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出来了。

　　良平以全县第一、赣南地区第三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

　　消息传回李家洼，整个村子都炸了锅。北京大学，那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李家洼自建村以来，别说出一个北大的学生，就连考上中专的都没几个。侯德茂蹲在杨梅树下哭了半天，张桂兰见人就笑，笑得眼泪止不住。老村长放了三千响的鞭炮，比过年还热闹。

　　侯德茂跑到秀兰家，拉着李万山的手说：“万山，良平能有今天，你们家秀兰功不可没。这孩子的学费，我们家想办法凑，但这份情，我们记一辈子。”

　　李万山嗫嚅着嘴唇，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最后只是重重地拍了拍侯德茂的肩膀。他心里想的是，如果秀兰还在读书，以她的聪明，未必考不上大学。

　　良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个人去了镇上的邮局。他给秀兰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秀兰：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你在深圳还好吗？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你。良平。”

　　他把信寄出去之后，等了半个月，没有回音。

　　他又写了一封，寄到同一个地址，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有回音。

　　第三封信，他寄出去之前改了改：“秀兰，我已经到北京了。大学很好，但我更想见你。你给我回一封信，就一封，让我知道你还好。”

　　这封信像前两封一样，石沉大海。

　　良平不知道的是，秀兰在他寄出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那家服装厂。厂里加班太狠，她的眼睛出了毛病，看东西模糊，车线总是歪的，被车间主任骂了好几次，最后被辞退了。她辗转去了东莞，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新工作。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新的地址，包括家里。她给村长家打电话，叫了王秀英来接听，通电话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娘，我换了地方，你别担心，等我安顿好了再联系你们。”

　　王秀英在电话那头哭着喊：“你给良平回个信吧，他急得不行了。”秀兰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娘，你跟他说，我挺好的，让他别找我了。”

　　电话挂了。王秀英握着听筒，听见里面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她的心。

　　秀兰不是不想回信。她趴在东莞一间出租屋的木板床上，铺开信纸，写了无数遍“良平”两个字，又一张一张地撕掉。她想告诉他她的新地址，想告诉他她每天在工厂里做十二个小时的工，想告诉他她多想回李家洼、多想回杨梅树下、多想见他一面的心情。

　　但她不能。

　　她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脸，浮肿的眼皮，因为长期熬夜而干枯发黄的头发，因为营养不艮而凹陷的脸颊。她不能让良平看到她这副模样。他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他是天之骄子，他的人生才刚刚展开，她不能成为他的累赘。

　　“良平，”她撕掉第十七张信纸的时候，对着空气说，“你就当忘了我吧。”

　　然后她把脸埋进枕头里，哭得浑身发抖，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北京的秋天来得比赣南早。

　　良平站在北大的未名湖边，看着博雅塔的倒影在水面上轻轻晃动。他从赣南山沟里走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他穿着秀兰做的衬衫，口袋里装着那尊杨木小人，身边却没有她。

　　大一那年，他给秀兰写了十二封信，每一封都石沉大海。

　　大二那年，他暑假回了李家洼，跑到秀兰家，王秀英哭着告诉他，秀兰换了好几个厂，地址一直在变，连家里都联系不上她了。

　　大三那年，良平寒假去了深圳。他拿着三年前那个旧地址，找到了宝安区西乡镇的那家服装厂，厂子还在，但秀兰早已不在。他问了一圈人，没有人知道秀兰去了哪里。一个老工人告诉他，这里的工人流动性太大了，今天来明天走，谁记得谁？

　　良平站在深圳繁华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第一次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他在数学题上从来没有解不出来的答案，但他解不出秀兰去了哪里。深圳那么大，工厂那么多，他要到哪里去找一个叫李秀兰的女孩？

　　他在深圳待了三天，花光了攒了半年的生活费，一无所获地回了北京。

　　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一直望着窗外。南方的稻田一片连着一片，城市的灯光一点一点远去，像是把什么重要的东西丢在了身后。他把那尊杨木小人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手指摩挲着那些被秀兰抚摸过的纹路，仿佛还能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

　　“杨梅树作证。”他在心里说，“我不会放弃的。”

　　而此时的秀兰，正在东莞厚街镇的一家鞋厂里上夜班。

　　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怯生生的小裁缝了。五年的时间，她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品检组长，一个月能多挣八百块钱。她每个月给家里寄两千多块钱，自己留五百，攒下来的钱还清了家里的债，还帮弟弟做了一次手术。弟弟的身体终于彻底好了，开始在镇上跟人学做泥瓦匠。

　　她变得沉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厂里的工友都说她太闷了，不跟人来往，下班就回宿舍看书。她看的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旧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霍达的《□□的葬礼》、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一些关于写作的教材。宿舍里的女孩们不理解她为什么看书，笑她“装文化人”。秀兰不解释，只是笑笑，继续看。

　　她心里有一个声音，从十五岁那年就埋下了，一直没有死掉——她想写作。她想把大山里的日子写成故事，把杨梅树下的童年写成文字，把她和良平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熬过的夜，都写下来。她不知道这些文字能做什么，但写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离良平近了一些，离那个回不去的李家洼近了一些。

　　有一天晚上，她在一本旧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杨梅红了》。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文章写的是赣南的一个小村子，村口有两棵杨梅树，树下有一对青梅竹马的少年少女。秀兰看到一半就哭了，哭得浑身发抖，把宿舍里的人都吓坏了。

　　她哭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多好，而是因为她知道，那个作者就是良平。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些句子刻进了心里——“杨梅树作证，无论走多远，我都会回来。回来的路也许很长，但我有整个余生可以走。”

　　秀兰把那本杂志压在枕头底下，和那张泛黄的合影放在一起。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做了一个很美的梦。梦里她回到了李家洼，杨梅树还是那两棵杨梅树，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良平站在树下，穿着一件白衬衫，朝她伸出手来。她朝他跑过去，跑啊跑啊，可怎么跑都跑不到他面前。她在梦里急得哭了，哭醒之后，枕头湿了一大片。

　　她坐起来，擦了擦眼泪，打开床头那盏昏黄的小灯，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照片和那本杂志。她看了一遍良平写的文章，又看了一遍，然后铺开信纸，拿起笔，想了很久，写了五个字：

　　“良平，你好吗？”

　　她写完之后，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却没有写地址。那封信在枕头底下压了很久，最终也没有寄出去。

　　她不是不想寄。她是不敢。

　　她怕自己的信会打扰良平的生活，怕他看到自己的信想起过去的事心里难受，怕他因为牵挂她而分心、而耽误学业。她已经耽误了他够多了。从十五岁退学那天起，她就觉得自己是良平身上的一个包袱，一个甩不掉的、沉重的包袱。

　　她不想再当包袱了。

　　她要让自己变强，强到不再是包袱，而是能够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人。

　　在那之前，她不会出现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