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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新年 新年就是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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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来了。
我知道新年来了,因为周老板娘开始大扫除了。她叫了几个人来,把沙发垫子全掀了,把茶几上的东西全收进柜子里,把窗帘拆下来,把发财的狗屋从后院搬到走廊里,又把发财的狗屋从走廊里搬回后院,来回搬了三趟,发财跟着她跑了三趟,尾巴摇得像直升机的旋翼。
周老板在门口贴了对联,红纸黑字,墨水味冲得我打了两个喷嚏。他贴完退后两步看了看,又拿下来重新贴,又退后两步看了看,满意了,拍了拍手上的灰,厨房里炖着肉,咕嘟咕嘟的,盖子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的。
从腊月二十几开始,家里就没断过人。
先来的是周老板的姐姐,带着她老公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一个高一个矮,矮的那个看到我就尖叫了一声“猫——”,然后追着我跑了半个院子。我钻进了丝瓜架下面的枯叶堆里,他进不来,在架子外面蹲着叫我,“咪咪咪咪咪咪”。我不是咪咪,我是九万。但我不打算告诉他。等他叫够了、被周老板娘喊进去吃橘子了,我才从枯叶堆里爬出来,抖了抖身上的碎叶子,跳上墙头,蹲在墙头上面看着院子里来来去去的人。
后来来的人我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周老板家的亲戚,周老板娘家的亲戚,还有不是亲戚但每年都来的朋友。他们提着箱子、袋子、盒子,从门口进来,在客厅坐下,喝茶,嗑瓜子,剥花生,聊天。聊天的声音从早上响到晚上,像一台永远关不掉的收音机,频道在换,音量不减。有的嗓门大,有的嗓门小,但人数太多了,小嗓门加在一起也变成了大嗓门。
发财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尾巴摇着,鼻子拱着每一个伸过来摸它的手。发财喜欢新年。新年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摸它、更多的人跟它说话、更多的人在饭桌下面偷偷扔给它骨头和肉皮。它不挑,谁来它都高兴,谁摸它它都摇尾巴,谁扔吃的它都接住——用嘴接,接不住就用脸接,脸接住了再用嘴捡起来。
我不喜欢新年。猫都不喜欢新年。新年太吵了。人平时就吵,新年的时候他们把“吵”的开关拧到了最大,然后拧断了,关不掉了。我在墙头上蹲了一会儿,又跳到了屋顶上。屋顶比墙头高,离地面的声音远一些。但屋顶上冷,风从北边来,把我的毛吹得倒伏下去又竖起来,竖起来又倒伏下去。我在屋顶上蹲了一下午,看着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看着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看着发财的尾巴一刻不停地摇。
过年了。我忽然想到老金。
水池的冰应该还没化,它还在土里缩着,不吃不喝,不动不醒。水月石在守村人的壁龛里,在火柴盒和盐包后面,□□辣椒挡着,落了一层新的灰。这些都是很远的、很旧的事。像压在箱子底下的旧棉袄,你知道它在,但你不去翻,它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我把它们压在箱子底下已经有一阵子了。
新年来了,箱子上面堆了更多新的东西——红纸、烟花、炖肉的气味、亲戚的笑声
那个从半空中接住佛头的“新技能”,最近也没什么进展。我在院子里练了很多次,从高的地方往下跳,在空中做各种动作,但没有一次再出现那种“身体自己会了”的感觉。有时候我跳下去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的,落地的时候爪子的位置跟我想的不一样,但也不算错,就是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是那天晚上的那种不一样。我知道这不是同一回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回到那天的状态。
那天有佛头,有时间停了的那几秒,有发财趴在地毯上,有周老板不在家。这些条件缺了一个,那个状态就回不来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后来我不试了,不是放弃了,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靠“练”能练出来的。
我从屋顶上跳下来,没有进院子,又跳上墙头。发财在院子里看到我,“呜”了一声。外面的巷子比家里安静多了。不是真的安静,是人的声音被墙挡住了,传到这里只剩下模糊的嗡嗡声,像一群蜜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我沿着巷子往西走,穿过菜地,穿过田埂,到了水池边上。
池沿上的青苔还是褐色的,干巴巴的,像一块块旧伤疤。水面结了冰,冰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厚了,灰白色的,看不清下面的水。睡莲的叶子冻在冰里,枯黄的,卷着的,像一只只攥紧了的拳头。我在池沿上蹲了一会儿,然后下去了。石缝还是那个石缝,窄得只容一只猫挤过去。我挤进去了。石洞里没有绿光。不是“暗”,是“没有光”。以前那些发着荧荧绿光的菌丝,不知道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一点光都没有了。洞壁上是干的,没有水汽,没有苔藓,只有灰白色的石头,像一层骨头露在外面。泉水还在,但水面低了,露出了一圈干涸的痕迹,像浴缸里的水放掉之后留下的那道线。那块白玉石还在,上面空空的。
老金不在。
我早就知道它不在。它在冬眠。
我蹲在白玉石旁边,用爪子摸了摸石头的表面。石头是凉的,不是冰的那种凉,是那种很久没有活物趴在上面的凉。
我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出了石洞。从水池里爬出来的时候,身上沾了泥和碎冰碴子,我用嘴叼掉了几块大的,小的懒得管了。天快黑了,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不是正式放,是小孩在玩摔炮,啪,啪,啪,像有人在远处拍巴掌。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走到巷口的时候,看到我家门口站着好几个人。不是站,是围成一圈,低着头,在弄什么东西。周老板也在里面,他蹲着,手里拿着什么,旁边的人给他打手电。
我走近了,从人群的腿缝里钻进去。地上摆着一堆小山一样的烟花,周老板手里拿着打火机,拇指按在打火机的齿轮上,但没有打。旁边的人说:“等一等,等饭菜上桌再放。”另一个说:“先摆好,摆好了就别动了,一会儿直接点。”周老板把打火机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看到我了,说了一句“九万回来了”,然后转身进了院子。
人群散了几个,又来了几个。小孩子在炮旁边跑来跑去,大人喊“别踩到了”,小孩子不听,继续跑。发财从门里探出头来,看到我,尾巴摇了摇,但没有出来。
我怕放炮。
不是那种“不喜欢”,是怕。从骨子里怕。那个声音太突然了,太响了,没有任何预兆。你蹲得好好的,它突然炸了,像有人在你耳边摔碎了一个陶罐。你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炸、在哪里炸、多大声。你的耳朵在等那个声音,但你的身体在躲那个声音。等和躲同时存在,把你的神经拉成了一根绷紧了的弦。
我知道规定是不让放炮的。周老板前几天在牌桌上有人聊天的时候说过,说镇上发了通知,禁放,今年抓得严,谁放罚谁。周老板当时在旁边坐着看手机,没说话。
周老板娘问他:“你听到没有?”
周老板放下手机说:“买了不一定放,放了不一定罚。”
我以为他不放了。我低估了新年对人的诱惑力。年三十的晚上,一整年的规矩都可以在这一天破掉。禁放?禁放是给别人看的。
周老板在门口摆好烟花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我很少见到的表情。不是叛逆,不是侥幸,是一种“今天我说了算”的满足。
饭还没好,但快了。他在等。等饭菜上桌,等全家人坐下,等酒杯倒满,然后他出来点。然后走进屋,端起酒杯,说一句“新年快乐”,大家碰杯,开始吃饭。这个流程在他脑子里预演了不知道多少遍。他不会因为一张纸上的规定就不做了。规定是人定的,年也是人定的。人定的东西跟人定的东西打架的时候,人会选那个让自己高兴的。
我在客厅角落里蹲着。客厅的角落是鞋柜和墙壁之间的一道缝,宽不到一尺,刚好够我侧身挤进去。缝里面黑,暖和,没有风吹进来。我把身体缩成一个团,尾巴盖住鼻子,耳朵压平,贴在脑壳上。发财在客厅正中间趴着,尾巴摇着,嘴巴张着,舌头耷拉着,等着开饭。它不怕放炮。金毛狗不应该怕放炮,但有些金毛狗怕,发财不怕。它什么都不怕,它只怕没人摸它。鞭炮在地上盘着,红色的,像一条睡着的蛇。大人们在门口站着,聊天,笑,有的人已经端起了酒杯。小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手里的摔炮啪、啪、啪地响,每响一声,我的耳朵就往脑壳上压一压,压到不能再压了,就贴着,等下一声。
我在角落里。我把眼睛闭上了。不是想睡觉,是不想看。不看,声音还在。我把耳朵也闭上了——猫不能把耳朵闭上,但我把耳朵的朝向转了,转到了墙壁那一面。墙壁是实心的,声音从墙外面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被子。但我知道那个大的还没有来。那个大的会把这一整条街的安静都炸碎。
发财从客厅中央站起来,走到角落外面,把鼻子伸进缝隙里,拱了拱我的耳朵。它的鼻子湿湿的,凉凉的,拱得我耳朵痒。我没有动。发财缩回鼻子,在角落里趴下来。它的身体太大,挤不进来,但它把脑袋塞进了缝隙,下巴搁在我的尾巴上。它的眼睛看着我,棕色的,亮亮的,尾巴在地上慢慢扫着。它不懂我为什么怕。它觉得鞭炮是声音,声音没什么好怕的。它不知道,我怕的不是声音,是声音的突然。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你只能等。等比听更累。我在等。发财在陪我等。门口传来周老板的声音,他在跟谁说话,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有那种“准备好了”的兴奋。“饭菜上桌了,”有人说,“放吧。”
我的身体缩得更紧了。不是我想缩,是身体自己缩的。像一张纸被揉成了团,每一道褶皱都不是画上去的,是被人用手捏出来的。我在那个鞋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把自己捏成了一个灰黑色的、有耳朵的、心跳很快的纸团。
发财凑过去闻了闻箱子,打了个喷嚏,退了两步。周老板把成堆箱子搬到院子中间。
周老板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因为所有人都在同时说话。我只听到了最后一句,他声音提高了:“新年快乐!”所有人跟着喊:“新年快乐!”发财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但它很快发现这不是鞭炮,是人的喊声,于是它也“汪”了一声。它的“汪”被淹没在人的声音里,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大河。但它不在乎,它喊了,它就是过年了。
我还在那个缝隙里。我的身体从缩成一团变成了半蹲着,前爪撑着地,后腿蜷着。
我从缝隙里看到发财走到了门口。它用鼻子顶开了纱门,半个脑袋探了出去。院子里的光一闪一闪的,把发财的脸照得五颜六色——一下白了,一下绿了,一下红了,像有人在它脸上不停地换滤镜。发财的尾巴从纱门缝里翘起来,摇得很快,快到我只能看到一团金黄色的残影。它在兴奋。它不知道烟花是什么,不知道过年是什么,不知道这些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意味着什么。但它知道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所有人都在笑,都在喊,仰起头,看着天上绽开的花。
发财觉得这件事好。只要是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发财就觉得好。它不需要理解,它只需要参与。
我没有跑。因为我没有地方跑。缝隙是我能找到的最深的地方了。鞋柜和墙壁之间的这一尺不到的宽度,像一个战壕,我在战壕里蹲着,炮弹从头顶飞过去,炸在天上,碎片落下来,落不到我身上。那些碎片是光,是颜色,是纸屑,是灰烬。
烟花的声音变得密了。不是同时放的,是这支放完了那支接上,嘭,嘭,嘭,间隔几秒,像一个人在慢悠悠地敲一面很大很大的鼓。每一声“嘭”之前都有一道“咻——”,是烟花从筒子里蹿上去的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一根针从地上扎向天空。我听到那根针扎上去,绷紧了全身,等那一声“嘭”。“嘭”来了,我的后腿的肌肉跳了一下,不是我想让它跳的,是它自己跳的。像一根被拨动了的琴弦,震了,然后停了,等着下一根。
院子里站了好多人,大人小孩都有。他们仰着头,嘴巴张着,呼出的白气在烟花的光里变成了彩色的雾。有的人拿着手机在拍,屏幕上的烟花比天上的烟花小很多,但亮很多。小孩在叫,不是害怕的叫,是高兴的叫。每炸开一朵,他们就“哇”一声,像一群被训练好的海豹。
周老板站在院子中央,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嘴角挂着笑。他的笑不是那种大笑,是那种“我买的东西,你们喜欢,我就高兴”的笑。他没有看手机,没有拍照,就是仰着头,看着天,看着那些他亲手点燃的花一朵一朵地开、一朵一朵地谢。
我听到发财从院子里跑进来的脚步声。它的爪子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跑到了客厅,跑到了茶几旁边,叼起了那条橙色皮筋,跑到了角落里,把皮筋塞进了缝隙。我没有动。我的身体还保持着那个紧的、圆的、缩着的形状。
院子里的烟花放完了。不是一下子没有的,是越来越稀,间隔越来越长,嘭——等很久,嘭——再等很久,嘭——然后不响了。最后一声“嘭”之后,院子里安静了几秒。然后人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比之前大了,因为不用跟烟花比音量了。他们笑着,感叹着,说哪一朵好看,哪一朵不够高,哪一朵的颜色没见过。小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踩在烟花碎屑上,咔嚓咔嚓的。
发财把皮筋塞进了我的鼻子下面。软软的,有牙印,有口水。发财用鼻子拱了拱我的耳朵,拱了一次,又拱了一次,又拱了一次。它的意思是:出来。
我出来了。从缝隙里挤出来,身上沾了墙壁的白灰,灰黑色的条纹变成了灰白色的条纹。发财用鼻子在我身上闻了闻,闻到了白灰的味道,打了个喷嚏。
院子里没有人了。人都进去了。
周老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茶杯,电视开着,春晚的声音很大,笑声和掌声从里面涌出来。
我走到门口,蹲在门槛上。院子里有烟花的味道,硫磺味混着纸屑烧焦的糊味,冷冷的空气把这些气味压得很低,贴在地面上,像一层看不见的雾。
新年就是吵,就是人多,就是烟花在头顶上炸开,就是发财高兴,就是周老板笑,就是周老板娘进进出出。这些跟我没有关系,又跟我有关系。我不是新年的一部分,但新年是周老板生活的一部分,周老板的生活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新年也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喜欢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