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介人间》阿依旺

18、时间停滞 也许我根本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周老板的骂声吵醒的。
　　不是那种生气的骂，是那种——花了钱没买到好东西的骂。周老板平时不爱骂人，打麻将输了不骂，他钓鱼竿被水草缠住，饵料掉河里了也不骂。但他花了钱没买到好东西，他骂。我从台阶上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灰，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发财已经醒了，在院子里追一只误入歧途的蚂蚱，蚂蚱在冬天还能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发财追了三圈没追到，蚂蚱跳进了丝瓜架下面的枯叶堆里，不见了。发财用鼻子拱了拱枯叶，拱了一鼻子灰，打了个喷嚏。
　　周老板站在客厅里，左手举着一只手表，右手举着一个小方盒子，盒子上有屏幕，屏幕亮着，显示着什么数据。他的脸涨得比平时钓鱼晒的还红。“什么破表！什么多功能！什么联网！才几天就坏了！”他把手表戴回手腕上，又摘下来，又戴上，又摘下来。手表是新的，表盘亮得像一面小镜子。
　　周老板把手表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又把那个小方盒子也放在旁边，“血压也量不了了，时间也看不了了，昨天还好好的。我在山上锻炼的时候还好好的。从山上下来，路过哑巴那房子——哎，我早上路过哑巴那房子，看见门开着，九万从里头出来，我进去叫了一声，没人。出来就看表坏了。”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
　　周老板继续说，像是在跟周老板娘说，又像是在跟自己说：“你说邪门不邪门？在山上还好好的，下了山就坏了。也没磕没碰，也没进水，就那么——坏了。高价买的，破表。”周老板娘端着煎鸡蛋从厨房出来，瞥了一眼茶几上的表，又瞥了一眼周老板，说：“你一天看八百回，看坏了。”
　　我蹲在门口，把周老板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从山上下来。路过守村人的房子。看见门开着。九万从里头出来。进去叫了一声。没人。出来表就坏了。
　　我想了想自己早上在干什么。在睡觉。发财追蚂蚱之前我在睡觉，发财追蚂蚱的时候我在睡觉，发财打了个喷嚏我才醒了一下。我没有去过村西头。那周老板看到的是谁？他从守村人房子里出来的那只猫——是我。但不是我的。是长得像我的什么东西？还是我梦游了？还是周老板看错了？天刚亮，光线不好，看错了也有可能。但表坏了。表不会撒谎。表是机器，机器不会看错。
　　我从门口走到院子里，蹲在丝瓜架下面。冬天的太阳升起来了，不暖，白白的，像一张纸贴在灰蓝色的天上。我想起昨天从守村人房子里出来的时候，月亮跑得太快，云跑得太快，时间不对。今天周老板的表坏了，在守村人房子附近坏的。两件事之间有一条线，我看到了那条线，但不知道线的两头拴着什么。
　　下午，周老板把那块坏表扔进了抽屉里，又换了一块。不是新的，是旧的，机械表，不用电池，不用联网，上发条就能走。他把表戴在手腕上，在客厅里走了一圈，看了看表盘，满意地哼了一声。周老板娘说：“你不是说机械表过时吗？”周老板说：“过时也比不走的好。”
　　我等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跳上墙头。发财在后面呜呜了两声，我没有回头。村西头的路在月光下是灰白色的，像一条褪了色的布带子，从巷口一直铺到矮房子门口。矮房子的门还开着。周老板早上进去过，出来的时候没有关门。门就那么敞着，像一个张开的嘴，在月光下黑洞洞的。
　　我没有进去。我先在门口蹲了一会儿，看了看月亮。月亮的位置——我盯着看了很久。月亮在慢慢走。慢得正常。云也在飘，正常的速度。我站起来，走进屋子。屋子里跟昨天一样暗，一样安静，一样有旧木头和灶灰的气味。我把嘴里叼着的东西放在地上——一块手表。周老板的机械表。我下午从抽屉里顺出来的。手表不大，表盘是白色的，指针在月光里看得清大概的位置。我蹲在手表旁边，盯着指针。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指针没有动。不是走得慢，是不走。秒针停在那里，分针停在那里，时针也停在那里。像被人按了暂停键。我用爪子拨了一下手表。表在泥地上滚了半圈，表盘朝上，指针还是没动。我想了想，叼起手表，走到屋子外面，放在门口的泥地上。月光照在表盘上，白色的底子泛着冷光。秒针跳了一下。然后又开始走了。一下，一下，一下，像一颗小小的、急促的心在跳。
　　我盯着那颗跳动的心，蹲了很久。我叼起手表，又走进屋子。放在地上。秒针停了。我叼起手表，走出屋子。秒针走了。我叼起手表，走进屋子。秒针停了。我叼起手表，走出屋子。秒针走了。三次。三次都是这样。屋子里有什么东西，让表停下来了。不是砸坏的，不是摔坏的，不是进水了，不是没电了。是屋子本身，让表停了。我在门槛上蹲下来，一半身子在里面，一半在外面。表在我面前的泥地上，秒针在走。我把表叼起来，放在门槛内侧。秒针停了。我把表叼起来，放在门槛外侧。秒针走了。
　　门槛是那条线。屋子里面的东西，在门槛里面，不会出来。时间在里面，也许也不出来。或者时间在里面走得不正常，走得慢，慢到表感觉不到，就不走了。昨天我在屋子里待了多久？我以为是一盏茶的工夫，也许是半个时辰，也许是一整天。我不知道。也许在里面的时候，我的时间跟外面的时间不一样。我以为我没有拿那颗石头，也许我拿了，又放回去了。也许我拿了，放回去的不是原来那颗。也许我根本没有进去过，是另一个我进去的，周老板早上看到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我，是昨天的我，还是明天的我？
　　我把表叼起来，走到屋子的最深处，壁龛下面。我抬起头，看着壁龛。火柴盒，盐包，干辣椒。石头在后面。我没有动。我蹲了一会儿，然后叼着手表走了出去。到了门口，我把表放下，回头看了一眼屋子。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开的嘴，像什么话说到一半停住了，留着后半句，等有人进来的时候再说。我叼起手表，沿着灰白色的路往回走。月亮还在天上，不紧不慢地走着。云也正常。时间在我身上、在表上、在路上、在月亮上，都正常。只有那间屋子里的时间不正常。只有那间屋子。
　　我决定不去那间小屋了。不去了。不是害怕，是不靠谱。那间屋子里时间不走，表进去就停，猫进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在门槛上进出了几回，表停了又走、走了又停，像一个坏掉的开关，你不知道哪一下是开哪一下是关。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也许一盏茶，也许一整天，也许我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或者只过去了一眨眼。这种不确定让我后脖颈上的毛一直竖着，竖了整整一天，怎么都落不下去。
　　不去了。
　　但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我并没有觉得轻松。像你决定不吃一种东西了，但那个东西的香味还挂在鼻子上，走哪儿跟哪儿。小屋子的事情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不是我想去想，是那个根自己往下扎，扎到我想忽略都忽略不了的地方。我蹲在台阶上晒太阳，阳光把后背焙得暖洋洋的，骨头里的懒劲儿都泛上来了，但脑子里那根刺还在往下扎。
　　麻将馆不大，但现在塞了两张桌子。一张坐着周老板娘、胖子刘、李阿姨和沈小姐——沈小姐今天来了，没带猫。另一张空着，堆着几箱啤酒和饮料。我跳上鞋柜，在鞋柜上盘起来，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周老板娘正在洗牌，看到我了，没理我。沈小姐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也没说话。胖子刘在算上把输了多少钱，算不清楚，李阿姨在帮他算，两个人算了两遍，数字不一样，又算第三遍。
　　我把下巴搁在前爪上，半闭着眼睛听他们说话。
　　打了三四圈，话就多了。胖子刘说他儿子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李阿姨说她家水管漏了叫了工人来修，周老板娘说最近手气不好连输了三天。沈小姐一直没怎么说话，她打牌安静，出牌轻，不催上家，不骂下家，输了笑一笑，赢了也笑一笑。我觉得她比周老板更像老板，但这话我不敢说，说了周老板能三天不给我换猫砂。
　　话题不知道怎么就拐到了小孩身上。胖子刘说他女儿要报补习班，一年好几万。李阿姨说她外孙女学钢琴，一架钢琴多少钱。周老板娘说她没孩子，只有猫。沈小姐忽然放下手里的牌，说了一句：“对了，上次那个小孩，找回家了。”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
　　“哪个小孩？”周老板问。沈小姐看了鞋柜上的我一眼，说：“就是那只猫捡的那个。在树林里那个。你们家九万找的那个。”周老板的牌停在半空中，想了想，好像想起来了。“哦，那个小孩。找回家了？谁家的？”“邻县的。”沈小姐说，“报了失踪，派出所一直在找。后来比对上了，DNA做的。小孩有八岁了。”
　　我从鞋柜上站了起来。
　　八岁。我在脑子里把那个小孩的样子翻出来——圆圆的脸，翘翘的鼻头，嘴唇薄薄的，抿成一条线。头发稀稀的，黄黄的，扎着两个快要散开的揪揪。她蜷在周老板的臂弯里，小得像一团棉花。不是“像”一团棉花，就是一团棉花，一只手就能托起来。八岁的孩子有那么小吗？我没见过多少人类的小孩，但我见过周老板妹妹家的孩子，那个小孩六岁，已经到周老板腰那么高了，跑起来咚咚咚的，地板都震。这个小女孩，我以为最多两三岁。因为她在树根缝隙里蹲着的样子，她蜷在副驾驶座上的样子，她在警局长椅上盖着军大衣只露出一小截鼻尖的样子——全部是两三岁的样子，不是八岁。
　　“八岁了？看着不像啊。”周老板替我说了我想说的话。沈小姐打出一张牌，说：“自闭症。医生说是一种发育障碍，有些孩子不怎么长个子，就停在很小的样子。这个小孩比较严重，不说话，也不会自己吃饭穿衣。家里人找了她大半年，都快放弃了。”
　　我蹲在鞋柜上，把沈小姐的话在嘴里嚼了又嚼。自闭症。发育障碍。不长个儿，不怎么长脑子。停在很小的样子。这些词我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但我听到了“停”这个字。
　　停。停了。
　　我想起那间小屋。手表进去，指针停了。时间在里面不走，或者走得慢到感觉不到。表在门槛外侧走得好好的，一过了门槛，就不走了。小女孩也是。她停在两三岁的样子，停了也许六年，也许更久。她不是不长，是被什么东西按住了，按在一个小小的、不会长大的身体里，像表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摁住了，不走了。
　　我的后脖颈又开始炸毛了。
　　我不想这些。真的不想。我是九万，我是猫。脖子上戴着两万多的项圈，喜欢吃新鲜鸡肉，无聊了就出门转转。我不是老金，不是沈离，不是守村人。我没有义务去想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小女孩找回家了，有父母照顾了，这件事就结束了。我不认识她，她不是我的猫，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任何什么。她是一个我偶然在树根缝隙里发现的、不会说话的小东西。我把周老板叫来了，周老板把她抱出来了，警察把她送回家了。故事结束了。八岁也好，三岁也好，自闭症也好，跟我没有关系了。
　　但那个“停”字像一根刺，扎在我的脑子里，拔不出来。
　　我想起小女孩在车上睁开眼睛，看着车顶，嘴唇动了动。我以为她在说话，以为她在说只有猫能听懂的话。也许她根本没有说话，也许她的嘴唇动是因为别的原因——冷，或者害怕，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动作。也许我听到的那些“话”是我自己脑子编出来的，因为我想听到她说话，因为我觉得一个能从树根缝隙里被猫找到的小孩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许她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她只是一个走丢的、有病的、不会长大的小孩。跟那间小屋没有关系，跟停了的表没有关系，跟水月石没有关系，跟守村人没有关系。她就是她，她就是病了，停了，不长不走了。
　　我蹲在鞋柜上，把这些话在心里说了一遍，又反着说了一遍。我的头疼了。不是那种剧烈的、像被什么东西砸中的疼，是那种隐隐的、闷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膨胀的疼。我不是一个爱思考的猫。我爱探险，爱跑，爱跳，爱在屋顶上追别的猫，爱在田埂上扑蚂蚱。我爱的是身体上的动，不是脑子里的动。脑子里的动太累了，像扛着一袋水泥走路，走不远，走一会儿就想放下。
　　沈小姐又打出一张牌，说：“那小孩不说话，但她会跟猫玩。她家里人说，她以前从来不跟任何东西玩。走丢那段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去之后她开始摸猫了。邻居家有一只橘猫，她每天都要去看。”
　　我的耳朵动了一下。我没有抬头，没有站起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我的耳朵动了一下。
　　小女孩会跟猫玩了。以前不跟任何东西玩。走丢那段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她没有在树根缝隙里说那些只有猫能听懂的话。也许她只是蹲在那里，而猫——那三只小猫，还有我——从她身上读出了什么，不是听到的，是读到的。像人读一本书，书不会说话，但人读到了故事。
　　我把下巴搁回前爪上，闭上眼睛。周老板的“碰”声、胖子刘的“哎”声、李阿姨的笑声、沈小姐轻轻出牌的声音，像水一样从我身上流过去，不湿，不冷，不热。我不想那间小屋了。不去了。小女孩找回家了。守村人在医院里。老金在水池底下睡觉。沈离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些事各自待在各自的地方，像一百四十四张麻将牌被码得整整齐齐，牌面朝下，不知道哪张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们都在桌上，没有丢，没有少，只是没有翻开。
　　我翻了个身，换了个姿势，把项圈扶正了。玉坠子贴在胸口，凉丝丝的。我把尾巴盖在鼻子上，在那片凉丝丝的、混着烟味和茶香的空气里，慢慢地把脑子里的那根刺也盖住了。不是拔掉了，是盖住了。像用一片树叶盖住了一个蚂蚁洞，蚂蚁还在下面爬，但你看不见了。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