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洼三十年》赵之南

17、留守的孩子与女人 二零零

　　二零零三年的后半年，苗苗升了初二。

　　学校的教室搬到了新校区。新校区在南环路那头，离洼里村三里多地，原先是一片麦子地，推平了，盖起了三排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外墙刷了一层米黄色的涂料，在阳光下看着白晃晃的。教室里的桌椅是新的，雪松木的，桌面上刷着一层清漆，能照见人影。每张桌子角上都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纸，写着学生的姓名和学号。苗苗的学号是20010316，意思是2001年入学的第三届学生，排在班里第十六名。

　　教室窗户上装着新玻璃，大块大块的，透亮得能看清对面塬上的苹果树。可玻璃上裂了一道缝，是从教室外头的篮球场飞过来的篮球砸的。裂口像一道闪电，从窗框一直爬到窗中央，没有完全碎，只是中间鼓起了一个小包，看着像谁的大拇指按在上头。

　　苗苗坐在靠窗户的第三排。她的同桌是一个叫王小军的男生，他爸在县城开发廊，他妈在街上卖菜。王小军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鞋帮子上画着一道红色的钩。他下课的时候跟同学说起他爹要领他去运城大酒店吃晚饭，说是一只螃蟹就要三十八块。

　　苗苗听着，没说话。她把课本摊开，一页一页地翻。英语书上的单词她大部分都不认识，像看天书。老师要求每人买一套英语听力磁带，还要买一台随身听，总共四十八块钱。苗苗没跟拴柱说。她知道说了也白说，爹凑不出这四十八块。

　　她课前借了同桌的随身听听过一次。那是一台北极星牌的，比巴掌还小，银色的壳子，里头装着一盘翻录的磁带。耳机是那种泡沫耳塞，塞在耳朵里，外头什么也听不见，只能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着"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 you."。苗苗把音量开到最大，可那声音还是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把随身听还回去的时候，王小军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的耳朵眼儿真小，我把耳机都给你调了半天才塞进去。

　　苗苗没吭声。她知道自己的耳朵眼儿不小，是那副耳机太大了。

　　放学的时候，她没有直接回家。她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有的家长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响；有的家长开着小轿车，车屁股后头冒出一股子白烟；还有的家长步行，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苹果或者橘子。苗苗站在树下，手里攥着书包带子，书包是灰白色的，拉链坏了，用别别针别着。

　　她等了约莫半个钟头，才看见拴柱的身影从南环路那头蹬过来。

　　他骑得很快，车链子咣当咣当地响。他今天下午在县城的工地上卸了一车沙子，干了三个小时，挣了十五块。卸完沙子他没歇，蹬着车一路往南赶，怕误了接娃。他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额头上全是汗，棉袄的前襟敞着，露出里头的灰布褂子，褂子上沾着一层沙土。

　　来了？苗苗问。

　　来了。拴柱刹住车，一只脚支在地上。等久了？

　　没有。苗苗把书包往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一挂，自己侧身坐在后座上。自行车的后座早已磨烂了皮面，露出里头黑乎乎的海绵，海绵也塌陷了，苗苗坐上去直接被里头的铁丝硌着屁股。可她没吭声，两只手抓住了车座下方的弹簧。

　　拴柱蹬起了车。夕阳从塬上照下来，把南环路照成了一条金色的带子。路上的车不多，偶尔有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扬起一片黄土，呛得人睁不开眼。拴柱把下巴缩进棉袄领子里，踩着车往村子的方向去。

　　路过塬上的路口时，他停了一下。

　　从这儿往塬上走，翻两道沟就是秀莲家的果园。拴柱抬头往塬上望了一眼——山坡上黑压压的苹果树，叶子在风里摇晃着，发出哗啦啦的响。从远处看，那满山的树影像是给塬披上了一件深绿色的袍子。可他知道那绿色里头藏着什么——苹果价跌到几分钱一斤，套袋花的工钱和化肥钱全打了水漂，满树的果子挂着，卖不掉，最后只能烂在地窖里。

　　他望了一眼，没往那边去，继续蹬车往家走。

　　苗苗在后座上轻轻地说了一句：爸，学校要交资料费。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他没问多少，只是低低应了一声。他的两条腿机械地踩着脚蹬子，车链子咣当咣当地响，节奏跟他心跳一样。

　　十八块。苗苗补了一句。

　　拴柱没说话。他在心里算了一下——今天早上刚给娘抓了一副药，十二块。昨天挣了十五块。前天帮老李家砌院墙，二十块。加起来四十七块。娘下礼拜还要一副药，又是十二块。米面快没了，得去赊半袋棒子面。还有他的烟钱——他已经从芒果烟降到了旱烟，旱烟叶子是自己种的，不用买，可也得花工夫拾掇。

　　他想了想，说：中。明儿给你。

　　苗苗在后座上哦了一声。她没有说谢谢，这两个字在他们之间是多余的。她只把一只手从车座弹簧上拿下来，伸进棉袄口袋里，攥住了口袋里的那半块橡皮——那是上学期剩的，已经小得跟大拇指盖一样，可她还舍不得扔。

　　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拴柱又停了一下。

　　树下站着一群人，都是些妇女，有老有少。姚三娘站在中间，手里拄着枣木拐棍，嗓门亮得很：都听着！下礼拜县妇联来人，要在咱们村搞留守妇女培训。啥叫留守妇女？就是男人不在家的！培训完了发证书，以后搞合作社用得上！

　　拴柱站在自行车边上，一只脚踩着地。苗苗从后座上跳下来，站在旁边听。

　　姚三娘身旁站着王秀莲。秀莲比前两年更瘦了，脸上晒得黑黢黢的，颧骨上挂着两块红，像擦了劣质的胭脂。她的手插在棉袄袖子里，脚边放着一个竹筐，筐里头装着几个干瘪的苹果——是今年的剩果，被虫蛀过的、被冰雹砸过的，挑了又挑，才挑出这么几个像样的。

　　秀莲见拴柱看过来，朝他点了点头。拴柱也点了点头。两人没说话。他们之间不用说话。这几年拴柱每次上塬帮忙摘苹果，秀莲都会留他吃一碗手擀面。他知道她的难，她也知道他的苦。两个人像两颗被风吹到同一条沟里的石头，不求抱团取暖，只求知道彼此还在。

　　参加培训的报名了！姚三娘的声音像敲锣，把拴柱从走神里拽了回来，县里说了，参加培训的，每人发二十块补贴！

　　人群嗡地一声炸开了。二十块。对塬上这些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张票子的妇女们来说，二十块是一笔不小的钱——能买三十斤白面，或者给娃交一个月的资料费，或者打三瓶酱油五包盐。

　　秀莲没立刻举手。她把双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在围裙上蹭了蹭。那围裙是蓝布的，已经被汗渍和土渍染成了灰黑色。她回头看了看站在边上的另外两个媳妇——老陈家的和老李家的。老陈家的男人去太原打工了，三年没回来；老李家的男人去了更远的南方，据说在东莞的电子厂，去年寄回来五百块钱，今年音信全无。她们仨站在一块儿，像三棵被风刮剩了叶子的树。

　　拴柱。秀莲开口了，声音不高，可足够让周围的人听见，你有空没？后晌帮我把窖里的苹果出出来，再不出就烂完了。

　　拴柱点点头：中。明儿后晌。

　　姚三娘在旁边听见了，拿拐棍杵了杵地：拴柱，你也报个名！你一个大男人，留守也算！

　　拴柱扯了扯嘴角，算是个笑。他蹬上自行车，朝姚三娘摆了摆手：三娘，我就不留守了。我就在家。

　　说完，他驮着苗苗往院子里去了。姚三娘在后头骂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风吹散了。

　　回到家，拴柱生火做饭。

　　今天的晚饭是小米稀粥，里头搀了切碎的红薯叶子——院子后头墙根自己长的，不要钱。娘坐在灶房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一只粗瓷碗，碗沿上磕了三个豁口。她用两只手捧着碗，凑到嘴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啜，啜得像一只过冬的麻雀。

　　拴柱蹲在地上择明天要吃的韭菜。韭菜是秋天腌在瓦罐里的咸菜，捞出来用水泡了半天，泡掉咸味儿，切成段，可以当菜吃。他的手指上裂着口子，泡了水以后更疼，可他顾不上。

　　苗苗在灶房门口写作业。她把课本摊在一只倒扣过来的箩筐上，箩筐底儿平，当桌子用。她的铅笔是去年买的，笔杆上全是牙印子，笔芯只剩一截短的，她舍不得削，写两个字舔一下笔尖，让墨水往木头里渗一渗。

　　爸，苗苗叫了一声，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老师说明儿要穿统一的校服，白球鞋，没有的不能参加运动会。

　　拴柱的手停在了韭菜上。他没有立刻回话。他只是把那段韭菜放在一边，从地上站起来，走到灶台前头，揭开锅盖，用勺搅了搅锅里的小米粥。粥里浮着几片红薯叶子，绿莹莹的，在热水里翻滚着。

　　中。他说。声音从锅里头冒出来，被热气熏得有些发闷。明儿我借一双。

　　苗苗没有问他跟谁借。她只是低下头，继续盯着她的英语书。她的嘴唇在无声地动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她听不懂的单词。

　　第二天是周六。拴柱去了秀莲家的果园。

　　他在塬上走了将近一个钟头。塬上的土路去年夏天被暴雨冲了一道沟，现在还没填平，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路两旁的玉米地早就收了，剩下半截秸秆戳在地里，歪歪斜斜的。远处能听见拖拉机的突突声，不知道是哪家在犁地，准备来年开春种麦子。

　　秀莲家的苹果园在塬的半坡上。拴柱到的时候，秀莲已经在地窖口等着了。她穿着那件灰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草绳，脚上蹬着一双黑布棉鞋，鞋帮子上沾满了泥。她的脸让风吹得发皴，嘴唇裂着一道道口子，像是干裂的土地。

　　来了？她问。

　　来了。拴柱走到地窖口，弯腰掀开了盖在窖口上的棉被。棉花从被子的破洞里探出来，白花花的。他把棉被掀到一边，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方口，一股子凉气从窖口里冒出来，带着浓郁的苹果发酵味——那是去年存下来的果子，已经开始烂了。

　　拴柱顺着梯子爬下窖。窖里很暗，只有从窖口透进来的一小方块天光。他在黑暗里摸索着，摸到了一只柳条筐，然后把筐子一筐一筐地递上去。秀莲在窖口接着，把那筐子放到旁边的空地上。

　　苹果已经烂了一半。好的只有三分之一。把那些烂的全都挑出来，堆在地窖的角落里，等着沤肥。秀莲一边接着筐子，一边说，声音在窖口里回荡，像是隔了一层水。上礼拜来了两个收苹果的贩子，说今年行情不好，一块钱两斤。我算了算，还不够给娃买新课本的。

　　拴柱在窖里没吭声。他摸到一个果子，软乎乎的，已经烂透了，汁液从果皮里渗出来，粘在他手指上，滑腻腻的。他把那个烂果子扔进烂果堆，发出一声闷闷的响。

　　出完了苹果，两人都坐在地窖口歇气。

　　日头已经偏到了西边的塬上，把秀莲家的两间窑洞照成了金黄色。窑洞前头有一棵枣树，光棍秃枝的，还没发芽。树底下拴着一只母鸡，正在刨土，刨两下捡一条虫子吞了。

　　秀莲从怀里掏出一个馍，掰了一半递给拴柱。那馍是硬面馍，干得很，捏在手里梆硬。拴柱接过来，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嚼了两下腮帮子就酸了，可他顾不上，往下咽。

　　福哥来信没？他问。

　　秀莲嚼着馍，摇了摇头。她的下巴随着咀嚼的动作一上一下，嘴唇上沾着一点馍屑。一年前寄回来一千块，说是老板欠了工钱。后来就再没信了。电话也打不通。

　　拴柱没往下问。他能想象那是啥意思——工地上出事了，或者老板跑了，或者人已经不在那儿了。在工地上，这种事不新鲜。每年都有几个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被水泥袋压断腿的、让□□炸掉手指的。出了事就没人管，老板跑了，同乡散了，家里人连个信儿都收不到。

　　他想起自己在深圳的那段时间。工地上每个月都有新来的人，也每个月都有走的人。走了的人有的结了工钱欢欢喜喜地回去，有的挨了半年没拿到一分钱，半夜翻墙跑了的。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仿佛被工地吸干了，然后像一粒沙子一样被风吹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

　　窑后头传来孩子的喊声：娘——饿了——

　　秀莲把剩下的小半块馍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站起身来。拴柱也跟着站了起来。他把肩膀上沾的苹果屑掸了掸，从窖口拎了一只空筐子，准备背回去。
　　拴柱。秀莲喊住了他。

　　他站住了。

　　秀莲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两双鞋垫，塞进拴柱手里。那鞋垫是她纳的，碎布头拼的，针脚密密麻麻。纳得厚实，踩着软和。一双是给拴柱的，一双是给拴柱娘的。

　　拿着。她说。我冬里闲着没事，纳的。不花钱。

　　拴柱接过来，鞋垫沉甸甸的，捏在手里，凸凹不平的针脚硌着掌心。他想从兜里掏出点钱给她——哪怕两块三块，也算个意思。可他兜里只有六块钱，是孩子明天的资料费。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从兜里抽了出来，空着。

　　谢了。他说。

　　秀莲没接话。她只是转过身，往窑后头走去，招呼她的两个孩子吃饭。拴柱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那背影比前几年更瘦了，腰杆弯下去的时候，脊梁骨一节一节鼓出来。可她还是走得很快，两只脚在土路上迈得稳当，像是两根扎在地里的木桩子。

　　拴柱把鞋垫揣进怀里，贴着心口放着。他背着空筐子，顺着塬上的土路往回走。

　　太阳快要落了。塬上的风大了起来，带着一股子黄土的腥气，卷着枯草叶子在人的裤脚边打转。拴柱低着头往前走，肩膀上的筐子随着脚步一颠一颠的。

　　路过半山腰的那片坟地时，他停了一下。

　　坟地里新添了两座土包。一个埋的是前年冬天走的刘老太太，一个埋的是去年秋天走的王老汉。两座坟包上插着白纸幡子，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纸幡子已经褪了色，被雨水淋得发了黄，像是两张揉皱了的旧纸。

　　拴柱站在坟地旁边，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了老根师傅。师傅今年多大了？七十七了？七十八了？他记不清了。他只知道师傅这些年身体越来越不成了，咳嗽越来越重，走路越来越慢。上次他去看师傅，师傅已经下不了炕了，躺在那张旧木板床上，盖着一床黑乎乎的棉被，眼窝陷得深得像两个坑。

　　师傅。拴柱在心里喊了一声，可没有出声。风太大了，把他的声音刮散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秀莲家的窑洞坐落在半坡上，像一只被岁月掏空了壳的老蜗牛，沉默地趴在黄土塬上。烟囱里冒出一缕白烟，被风斜斜地吹散了。

　　那白烟柱在水洗过一样的天幕上飘着，细得像一根线，随时会断。

　　拴柱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他先把两双鞋垫给娘送过去，然后回到灶房，生火做晚饭。晚饭是小米稀饭，馏了两个剩馍，切了一碟咸菜。苗苗坐在门槛上，就着最后一点天光写作业。她的白球鞋问题没有解决——拴柱跑了大半个村子，最后从老李家借了一双。那是一双白色的解放鞋，比苗苗的脚大了一号，鞋帮子上补过一块补丁，用黑色的线歪歪扭扭地缝了一圈。苗苗把鞋穿在脚上，大了的里头塞了两团旧棉花。她走了两步，发出踏踏的声响。

　　老师说白球鞋。她小声说了一句。

　　拴柱从灶膛前头抬起头：这就是白球鞋。

　　苗苗没再说话。她把脚往门槛底下缩了缩，把那双大了一号的解放鞋藏在裤腿的影子里。然后她继续低头写作业，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划过。

　　夜深了。拴柱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风。风从南环路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柏油的焦味。偶尔有一辆汽车从村外头开过，车灯的光柱在窗户上扫过，像一把雪亮的扫帚。

　　他想起秀莲说的话——福哥一年没信了。他想起师傅躺在炕上起不来的样子。他想起白天姚三娘说的"留守妇女培训"，二十块钱的补贴。他想起苗苗那双藏在裤腿里的大号解放鞋。

　　这些事情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停住了，停在了秀莲递过来的那两双鞋垫上。针脚密密麻麻的，用碎布头拼出来的花色。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了那两双鞋垫的边角。针脚硌着他的手指，实实在在的，一针一针，都是力气。

　　他攥着那两双鞋垫，闭着眼睛，等着天亮。天亮了，他就得起，再去扛沙子，再去搬砖，再去地里刨食。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下去，日子就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了。

　　至于那些留守的女人和孩子，那些断了音信的男人，那些等不到音讯的家庭——这些都是日子的常态，不是谁的错，也不是谁能改的。日子就是这样，像这副鞋垫，一针一针地纳，纳完了还算，纳不完也得纳。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被子里头有一股子尘土和汗混合的味儿，可他闻惯了，觉得踏实。他的手指还攥着鞋垫的边角，攥得死紧，像攥着两根救命的绳子。

　　外头的风还在刮，呜呜地响着，像谁在很远的地方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