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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配突遇阴霾罩 毕业时,陈 ...

  •   六月的汉东大学,梧桐叶子已经绿得发黑。

      早晨七点,公告栏前就挤满了人。白底黑字的分配通知一张一张贴出来,浆糊还没干透,在晨光里泛着黏稠的光。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单位,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市中院,区司法局。字很小,挤在一起,像一群急着找窝的蚂蚁。

      祁同伟站在人群外围,没往前挤。他穿着那件旧棉袄——六月了,还穿着,袖口那里有一圈深色的水渍印子,是上周夜雨打的,还没完全干透。棉袄很厚,捂得他后背出汗,但他没脱。汗顺着脊椎往下流,痒痒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爬。

      他等了一会儿,等人散了些,才走过去。

      公告栏是铁皮的,边角锈了,摸上去有粗糙的颗粒感。他的手指从一个个名字上滑过:陈海,省公安厅。侯亮平,省检察院。张伟,市中院。李想,区司法局。滑到第三张纸的中间偏下位置,他停住了。

      祁同伟。岩台市孤山岭镇司法所。九个字。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岩,台,市,孤,山,岭,镇,司,法,所。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外语。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久到周围的嘈杂声都退远了,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砸在耳膜上。

      阳光从梧桐叶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公告栏玻璃上,反光刺眼。他眯了眯眼,抬手挡了一下。袖口那圈水渍印子正好对着光,颜色深得像一道疤。

      系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很长,回声很大。祁同伟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响,每一声都撞在墙壁上,又弹回来,叠在一起,嗡嗡的。

      门开着,辅导员坐在里面喝茶,茶杯是玻璃的,茶叶一根一根竖着。见祁同伟进来,辅导员放下杯子,茶叶慢慢沉下去。

      “老师,”祁同伟说,声音有点哑,“我想问问分配的事。”

      辅导员看了他一眼,又端起杯子,吹了吹水面。“分配通知不是贴出来了吗?都定了。”

      “岩台市孤山岭镇司法所,”祁同伟说,“是不是搞错了?我成绩……”

      “没搞错,”辅导员打断他,语气很平,“成绩是成绩,分配是分配。今年基层司法所缺人,系里综合考虑,觉得你适合。”

      “综合考虑?”祁同伟重复了一遍。辅导员没接话,只是喝茶。茶水很烫,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声音很响。喝完了,他放下杯子,说:“回去准备吧,七月一号报到。”

      祁同伟站着没动。辅导员不再看他,拿起桌上的文件看起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文件纸上,白花花一片。祁同伟看着那份文件,看着辅导员的手指在纸面上移动,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

      他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转身,走出办公室。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咔哒一声,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走廊里显得特别响。他往前走,脚步声还是啪嗒啪嗒,但节奏乱了。

      高育良的办公室在四楼。他走到门口,门关着,门上挂着一个木牌:“高育良教授”。牌子的漆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的木头原色。他抬手,想敲门,手在空中停住了。

      门旁边坐着秘书,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打字。听见动静,她抬起头。

      “找高教授?”她问。

      “嗯,”祁同伟说,“他在吗?”

      “出差了,”秘书说,语气很职业,“昨天刚走,去北京开会,得下周才回来。”

      祁同伟的手慢慢放下来。他看着那扇门,门是深棕色的,门把手是铜的,擦得很亮,反着走廊灯的光,像一把刀。

      “有事我可以转告,”秘书说。祁同伟摇摇头。“没事。”

      他转身下楼。楼梯是水泥的,边缘磨得光滑,扶手上落了一层灰。他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一声一声,像在数数。

      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转角,他遇见了陈阳。陈阳正往上走,手里抱着几本书,书很厚,她抱得有点吃力。看见祁同伟,她停住脚步,站在比他高两级的台阶上,低头看他。

      楼梯转角有扇窗,窗外是梧桐树冠,绿油油的,遮住了大半光线。窗玻璃很久没擦,蒙着一层灰,透进来的光昏昏的,照得两人脸上都灰扑扑的。

      两人都没说话。楼梯间很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学生喧哗声。祁同伟站着,陈阳站着,中间隔着两级台阶,像隔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过了大概半分钟,陈阳先开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很清晰。

      “看见了?”她问。祁同伟点点头。陈阳往下走了一级,现在只高一级了。她看着祁同伟的脸,看了很久,然后说:“先去基层锻炼,我等你。”

      这话很短,七个字。她说得很平静,没有安慰的语气,也没有煽情,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祁同伟听见了,每个字都听见了,像七根针,轻轻扎进耳朵里。

      他没抬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鞋是旧的,鞋头磨得发白,鞋带系得很紧,勒得脚背有点疼。他动了动脚趾,鞋里湿漉漉的,都是汗。

      陈阳也没再说话。她抱着书,手指在书脊上无意识地摩挲,一下一下,很轻。书是《刑法新论》,高育良编的那本,书角已经卷了。

      又过了半分钟,祁同伟从贴身布袋里掏出那张分配通知单。纸很薄,折了几折,边缘已经磨毛了。他展开,又看了一遍那九个字,然后慢慢折回去,折得很整齐,折成一个方正正的小方块,塞回布袋。

      布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他手指探进去,触到一叠草纸,粗糙的,边缘参差不齐。那是欠条,全村凑学费时写下的欠条,一共九张。他摸到最上面那张,指尖感受到纸上的字迹,凹凸的,是王老栓家的。

      他没拿出来,只是摸着,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会儿。

      祁同伟在楼梯转角坐了下来。台阶很凉,水泥的凉意透过裤子渗进来,贴着皮肤。他靠墙坐着,墙也是水泥的,刷了白灰,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墙体。他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周围很静。楼梯间偶尔有人上下,脚步声匆匆的,像赶着去什么地方。没人注意到他,或者说,注意到了也没停留。他坐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只有胸口微微起伏。

      脑子里很乱,像一锅煮沸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一会儿是公告栏上那九个字,一会儿是辅导员喝茶的样子,一会儿是高育良办公室紧闭的门,一会儿是陈阳那句“我等你”。画面跳来跳去,没有顺序,没有逻辑。

      他想起四年前,梁璐递给他那张便签。便签是粉色的,印着花纹,上面写着省公安厅政治部一个处长的名字和电话。他推回去了,说“谢谢梁老师,我想靠自己”。梁璐当时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便签收回去,折好,放进抽屉。那个动作很慢,很轻,像在放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想起陈海上周在雨里喊的那句话:“将来你要是出息了,别忘了我们。”当时他笑了,笑里有凉意,他自己都没察觉。现在他想起来了,那凉意像这水泥台阶,一直凉到骨头里。

      他想起侯亮平。侯亮平很少说话,但每次说话都点到要害。上周在小馆里,侯亮平说“梁老师那边……你别小看”。他说得很随意,像随口一提,但祁同伟听懂了。侯亮平总是这样,话只说一半,剩下的让你自己猜。

      他睁开眼,看着楼梯扶手。扶手是铁管的,漆成绿色,有些地方漆掉了,露出锈迹。锈迹是红褐色的,一片一片,像伤疤。他伸出手,用手指摸了摸锈迹,粗糙的,刮手。

      从布袋里拿出欠条,一共九张,一张一张摊在膝盖上。纸是草纸,黄褐色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名字和金额。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字不会写,用拼音代替。王老栓,五十元。李桂花,三十元。张建国,二十元。赵大柱,十五元……

      他一张一张看过去,每个名字都认识,每个人脸都记得。王老栓是个驼背老头,儿子去年在工地摔死了,赔了五万,但钱还没到手,官司打着。李桂花是个寡妇,丈夫矿难没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张建国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在村里开小卖部。赵大柱……

      看到第九张,他手指停了下来。

      第九张是王老栓家的。金额五十元,日期是四年前八月。下面有一行小字,是王老栓儿子写的:“祁家娃子好好读书,出息了别忘了咱村。”字写得很工整,比老头子的字好看多了。

      祁同伟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欠条一张一张收起来,叠好,塞回布袋。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什么精密的手工。

      布袋里还有别的东西:火车票,一张五十元钞票(一直没舍得花),父亲留下的旧军号。他摸了摸军号,铜的,冰凉,号嘴那里有个小凹痕,是父亲当年吹号时牙齿磕的。

      他把布袋系好,贴肉放着。布袋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布很薄,洗得发白,但针脚密实,不会破。

      下午,侯亮平在图书馆门口找到他。

      图书馆门口有棵大榕树,树荫很密,底下摆着几张石凳。祁同伟坐在最靠里那张凳子上,看着地面发呆。地上有蚂蚁,排成一队,搬着一片比它们身体大几倍的树叶,慢慢挪动。

      侯亮平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没说话,只是坐着,看着同一片地面。

      两人坐了大概五分钟。榕树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影子在地面上晃动,像水波。远处有学生在打篮球,砰砰的拍球声传过来,隔着一层空气,听起来闷闷的。

      “我去问了,”侯亮平忽然开口,声音很低,“系里管分配的老王,跟我爸有点交情。”

      祁同伟没动,眼睛还盯着蚂蚁。

      “他说,”侯亮平顿了顿,“是梁老师那边动了手。”

      这话很轻,但每个字都重。祁同伟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的疼。他眨眨眼,蚂蚁还在搬树叶,一点一点,很执着。

      “怎么动的?”他问,声音平静,连自己都惊讶。

      “不知道具体,”侯亮平说,“但老王说,梁老师打了个电话,跟省司法厅的人打了招呼。说祁同伟同学家庭困难,适合去基层锻炼,越艰苦的地方越能成长。”

      祁同伟笑了。笑得很短,一声,像咳嗽。然后他收起笑,继续看着蚂蚁。

      “你可以去找她,”侯亮平说,“当面问清楚。也许还有转圜余地。”

      祁同伟没接话。他在想,要不要去。去了,说什么?求她?问她为什么?还是像四年前一样,把便签推回去?

      蚂蚁终于把树叶搬到了一个小土堆旁,停了下来,好像在休息。树叶很大,遮住了半个土堆。

      “我不去,”祁同伟说。

      侯亮平转头看他。

      “去了就更被她拿捏,”祁同伟说,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这次她动动手,我就得去孤山岭。下次她再动手,我不知道会去哪。”

      侯亮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也是。”

      又坐了几分钟,侯亮平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我走了,”他说,“陈海晚上请吃饭,说是庆祝。你去吗?”

      祁同伟摇摇头。“不去了。”

      侯亮平没劝,只是说:“那行,保重。” 他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祁同伟还坐着,看着蚂蚁。蚂蚁休息够了,又开始搬树叶,这次换了方向,往榕树根部的缝隙里搬。

      夕阳西下,树影拉得很长。石凳渐渐凉了,凉意透过裤子渗进来。祁同伟站起来,腿有点麻,他跺了跺脚,血液流通了,麻劲慢慢退去。

      他往宿舍走,走得很慢。路上遇到几个同学,打招呼,他点头回应,脸上没什么表情。同学也没多问,擦肩而过。

      回到宿舍楼,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陈阳。她好像一直在等,站在楼梯拐角处,背靠着墙,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楼梯灯坏了,只有远处走廊灯透过来一点光,昏昏的,照得她脸上半明半暗。祁同伟走过去,在她面前停下。

      两人还是没说话。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还有淡淡的霉味,是这栋老楼特有的气味。

      过了一会儿,陈阳开口,还是那句话:“我等你。” 祁同伟没抬头,眼睛看着地面。地面是水泥的,有很多划痕,有些深有些浅,像地图上的河流。他盯着其中一道划痕,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布袋里拿出欠条,一共九张,捏在手里。纸很薄,捏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他一张一张数,动作很慢,像在数什么珍贵的东西。

      一张,两张,三张……数到第九张,手指停了下来。第九张是王老栓家的。他盯着那张欠条,盯着上面那行小字:“祁家娃子好好读书,出息了别忘了咱村。”

      王老栓的儿子去年没了。在工地摔死的,从十三楼掉下来,当场就没了。赔了五万,但钱还没到手,官司打着。王老栓今年六十八,驼背,有肺气肿,干不了重活。这五十块钱,是他攒了半年才攒出来的。

      祁同伟的手指在“王老栓”三个字上摩挲,铅笔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他摩挲了很久,久到手指都麻了。

      然后他把欠条一张一张收起来,叠好,塞回布袋。系好布袋,贴肉放着。他抬起头,看了陈阳一眼。陈阳也看着他,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亮的,像有水光。但她没哭,只是看着他,很平静。

      祁同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最后他只是点点头,很轻的一下。

      然后他转身,上楼。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一声一声,越来越远。

      陈阳站在原地,没动。她听着脚步声,直到消失。然后她转过身,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把头埋进膝盖。

      楼梯灯还是坏的,只有远处走廊灯透过来一点光,昏昏的,照着她蜷缩的身影,像一道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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