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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绝境觉醒欲破局 抵达孤山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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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个半小时。
祁同伟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窗玻璃裂了条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带着尘土的味道。他穿着那件旧棉袄——六月了,山里凉,棉袄裹在身上,袖口那圈水渍印子已经干了,但颜色深了一圈,像一道疤。
车很旧,座椅的海绵露出来,黄黄的,有一股霉味。车上人不多,除了他,只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山民,担子里装着山货,用麻袋盖着。车每转一个弯,担子就晃一下,麻袋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手里捏着一张车票。岩台市到孤山岭镇,票价十二块五。票根很薄,被他捏得湿漉漉的,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他盯着票根看,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塞进棉袄内袋。内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九张欠条,折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他摸了摸,纸的质感很粗糙,像砂纸。
车终于停了。司机喊:“孤山岭到了!”祁同伟拎起行李——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搪瓷缸。他下了车,土路扬尘扑面而来,他眯了眯眼。
路旁立着一块石碑。石碑很高,青灰色的,上面刻着三个大字:孤山岭。字是阴刻的,很深,笔画粗壮,像用刀硬生生凿出来的。碑底有一堆香烛灰,灰是黑色的,被风吹散了一些,露出底下黄色的土地。
他站在石碑前,看了很久。然后拎起行李,走过石碑,往镇子里走。
镇子很小,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瓦房。街上人不多,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狗趴在门槛上,懒洋洋的。见他拎着行李走过,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趴下去。
司法所在街尾,一个破院子。院墙是土坯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露出里面的秸秆。院门是木头的,门板裂了几条缝,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牌子上写着“孤山岭镇司法所”。字是红漆写的,漆已经剥落,露出底下的木头原色。
他推门进去。院子不大,地上长着杂草,中间有一张旧八仙桌,桌腿缺了一角,用砖头垫着。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正在抽烟。见他进来,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祁同伟走过去,说:“您好,我是祁同伟,来报到的。”那人又看了他一眼,然后慢慢站起来,把烟在桌角摁灭。烟头在桌角留下一个黑点。他伸出手,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老茧。
“老周,”他说,声音很低,有点沙哑,“这里的所长。” 祁同伟握了握他的手。老周的手很硬,像石头。
“就你一个人?”祁同伟问。“现在两个了,”老周说,指了指院子,“这里就我们俩。”
院子确实很小。三间瓦房,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宿舍,一间是厨房。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文件柜是铁皮的,锈迹斑斑。桌子上堆着一摞卷宗,卷宗用牛皮纸包着,纸已经发黄。
老周带他看了看宿舍。宿舍更小,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铺着草席,席子很旧,边缘已经磨毛了。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关公,关公的脸已经褪色,只剩下一团红晕。
“条件差,”老周说,语气很平,“将就着住。”
祁同伟点点头,把行李放在床上。帆布包落在草席上,发出闷闷的一声。
下午,有人来报案。来的是个老人,七十多岁,驼背,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老人说话很慢,断断续续,说自家的宅基地被邻居强占了,邻居仗着叔叔是镇里的干部,把他家的地界石挪了,盖房子多占了三尺。
老周听完,没说话,只是抽烟。抽完了,他把烟摁灭,说:“去看看。”
三人一起出门。老人走在前面,脚步很慢,木棍戳在地上,一下一下,声音很闷。祁同伟跟在后面,看着老人的背影。老人的背驼得很厉害,像一张弓,衣服绷在背上,露出嶙峋的脊梁骨。脊梁骨一节一节,像石碑上的刻痕。
到了地方,是一块宅基地。地已经平整过,四角立着地界石。其中一块石头被挪了位置,往老人这边移了三尺。新挪的位置挖了个坑,坑里填了石灰,石灰还没干,白花花一片。
邻居是个中年人,四十多岁,穿着皮夹克,正在指挥工人砌墙。见他们来,他停下,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过来。
“老周,”他喊了一声,语气很随意,“咋来了?” 老周没接话,只是看着那块被挪动的地界石。中年人笑了笑,说:“这点小事,还劳您跑一趟。我叔说了,这块地本来就有争议,挪一挪,大家都方便。”
老周还是没说话。他走过去,蹲下,看了看那块石头,又看了看石灰坑。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这事,”他开口,声音很低,“咱管不了。”
老人急了,说:“周所长,这明明是我家的地……”
老周抬手,打断他。“你家的地,你心里有数。他叔是镇里的干部,你争不过。”
老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他站在那里,驼背更弯了,像一根被压弯的竹子。他的手紧紧握着木棍,指节发白。
祁同伟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他没说话,只是看着。中年人的脸,他记住了。那张脸很普通,但眼睛很小,眯着,像一条缝。
回所里的路上,三人都没说话。老人拄着木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老周走在前面,背影很直,但脚步沉重。祁同伟跟在最后,胃里翻涌,有点想吐。山路颠簸,加上中午没吃饭,他感觉头晕。
走到半路,老人停下,转过身,看着祁同伟。老人的眼睛很浑浊,像蒙了一层雾。他看了祁同伟很久,然后说:“小伙子,刚来的?”
祁同伟点点头。
“城里来的吧,”老人说,“这里不一样。” 祁同伟没接话。老人也没再说,转身继续走。木棍戳在地上,声音很闷,像敲在心上。
回到所里,老人走了。老周进了办公室,关上门。祁同伟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张旧八仙桌。桌子缺了一角,用砖头垫着,砖头已经陷进土里,桌腿歪着,像一条瘸腿的狗。
他走到桌边,坐下。椅子是竹椅,坐上去吱呀作响。他掏出烟——来之前买的,最便宜的那种,抽出一根,点上。这是他第一次抽烟。烟很呛,他吸了一口,呛得咳嗽,眼泪都出来了。
他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抽。烟味很苦,但苦得让他清醒。他一边抽,一边看着院子。院子里的杂草很高,有些已经开花了,小花很小,白色,像星星。风吹过来,草摇晃,花也跟着摇晃。
他想起王老栓。王老栓的儿子去年没了,在工地摔死的。赔了五万,但钱还没到手,官司打着。王老栓今年六十八,驼背,有肺气肿,干不了重活。那五十块钱,是他攒了半年才攒出来的。
他又想起那个老人。老人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像石碑上的刻痕。老人拄着木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木棍戳在地上,声音很闷,像敲在心上。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摁灭在桌角。桌角已经有很多烟疤,黑黑的,一个叠一个。他摁灭的地方,又多了一个。
他站起来,走进宿舍,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件旧棉袄。棉袄很厚,洗得发白,但针脚密实。他摸了摸袖口那圈水渍印子,颜色深了一圈,像一道疤。
他把棉袄铺在床上,然后躺下,枕着棉袄。棉袄有母亲的味道,淡淡的,像晒过的棉花。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老人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像石碑。
晚饭是老周做的。很简单,一碗米饭,一盘炒青菜,一碗蛋花汤。两人坐在八仙桌旁,默默吃饭。桌子缺了一角,碗放在上面,有点歪。
老周吃饭很慢,一口一口,嚼得很细。祁同伟也吃得很慢,胃里不舒服,吃不下。青菜很老,嚼起来像草。蛋花汤很淡,几乎没味道。
吃完饭,老周收拾碗筷,祁同伟帮忙。两人都没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
收拾完,天已经黑了。山里天黑得早,六点多就全黑了。院子里没有灯,只有办公室窗户透出来一点光,昏昏的,照在地上,像一层霜。
祁同伟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没呛,但烟还是很苦。他坐在竹椅上,看着夜空。山里的夜空很干净,星星很多,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盐。
老周走出来,在他旁边坐下。老周也点了一根烟,烟是他自己卷的,烟纸很糙,烟丝很碎。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烟雾在黑暗里慢慢散开。
两人坐了很久,谁也没说话。只有抽烟的声音,很轻,像叹息。
抽完第三根烟,老周站起来,走进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东西用布包着,布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
他把布包放在八仙桌上,慢慢打开。里面是一把匕首。匕首很旧,刀鞘是牛皮的,已经磨得发亮,上面有几道深深的划痕。刀柄是木头的,握得光滑,泛着暗红的光。老周把匕首从刀鞘里抽出来,刀刃磨得很亮,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
他把匕首放在桌上,刀刃朝上,刀尖对着祁同伟。然后他坐下,继续抽烟,没说话。
祁同伟看着那把匕首。匕首很安静地躺在桌上,像一件普通的工具。但刀刃很亮,亮得刺眼。他盯着刀刃,看了很久。刀刃上映出他的脸,模糊的,变形的。
他又看了看老周。老周在抽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表情。又过了很久,老周开口了。声音很低,很慢,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这地方,”他说,停顿了一下,“光靠规矩活不成。”他说完,继续抽烟。烟雾在黑暗里慢慢散开,像一层纱。
祁同伟没说话。他盯着匕首,盯着刀刃上的寒光。匕首鞘上的划痕很深,一道一道,像伤疤。他数了数,一共七道。最老的那道已经模糊,最新的那道还很清晰。
他想起那个老人。老人的脊梁骨,一节一节,像石碑上的刻痕。老人拄着木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木棍戳在地上,声音很闷,像敲在心上。
他又想起王老栓。王老栓的儿子去年没了,在工地摔死的。赔了五万,但钱还没到手,官司打着。王老栓今年六十八,驼背,有肺气肿,干不了重活。那五十块钱,是他攒了半年才攒出来的。
他还想起岩台市孤山岭镇司法所那九个字。岩,台,市,孤,山,岭,镇,司,法,所。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外语。
他伸出手,手指慢慢靠近匕首。指尖触到刀鞘,牛皮很硬,很凉。他摩挲着上面的划痕,一道一道,感受着凹凸的质感。
然后他停住了。手悬在半空,手指微微颤抖。他看着老周。老周也在看他,眼睛在黑暗里亮亮的,像两点火星。
祁同伟的手慢慢收回来,放在腿上。他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很疼。老周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拿起匕首,重新用布包好,转身走进办公室。
门关上了。院子里只剩下祁同伟一个人,还有满天的星星。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棉袄裹在身上,袖口那圈水渍印子对着星光,颜色深得像一道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