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鹰踏破青云》糖果拾光

5、恩师青睐有加成 高育良课堂

　　汉东大学政法系《法理学》课的教室，在每周二上午十点准时亮起日光灯。

　　灯管是旧式的，两端有些发黑，启动时嗡嗡响几声，然后才稳定地投下白光。光线落在深绿色黑板上，照着昨天值日生没擦干净的粉笔灰，也照着新写上去的五个字：法治与权力。字是楷体，工整，但最后一笔“力”字有点歪，像是写字的人手腕抖了一下。

　　祁同伟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他这周新换的——上周他坐在最后一排，但陈海说“坐前面听得清楚”，硬拉他往前挪了几排。窗外的梧桐叶子已经开始泛黄，边缘卷曲，阳光透过叶子缝隙洒进来，在课桌上印出斑驳的光斑。

　　他穿着那件旧棉袄。棉袄是母亲缝的，深蓝色，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早上出门前，他对着宿舍里那块裂了缝的镜子照了很久，手指在棉袄领口捻了又捻，最终还是没脱。脱了里面只有一件更破的衬衫，而且棉袄能遮住衬衫袖口的补丁。

　　教室里的同学陆续到了。前排几个女生穿着新款的毛衣，颜色鲜亮；后排几个男生在传阅一本杂志，封面上是摩托车的广告。祁同伟低下头，翻开《法理学导论》。书页已经看了大半，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细小的字，是他昨晚在宿舍台灯下加的批注。

　　上课铃响了三声。高育良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他四十出头，穿着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头发梳得整齐。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没立即开口，而是抬头扫视了一圈教室。目光平静，但带着某种审视的意味。

　　“上周我们讲了法的本质，”高育良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法治与权力，是什么关系？”

　　教室里安静下来。只有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

　　“法治，”高育良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这两个字，“意味着规则至上，权力必须在规则框架内运行。但现实是，权力常常试图突破规则，甚至重塑规则。”他顿了顿，“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社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治框架时，是应该先强化权力以推动变革，还是应该先限制权力以保护自由？”

　　没有人举手。前排几个学生低下头，假装在笔记本上写字。后排有人交头接耳，但声音压得很低。

　　祁同伟盯着黑板上的字。法治。权力。他想起砖厂的红尘，想起村干部刁难父亲时那张油腻的笑脸，想起全村人凑钱时写在欠条上的名字。那些名字后面跟着金额：五块、三块、十块……权力是什么？是能决定谁该交钱、谁该得利的东西。法治是什么？是让该交钱的人交钱、该得利的人得利的东西吗？

　　他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直到高育良的声音再次响起：“没有人想谈谈？”

　　教室里更静了。祁同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敲着耳膜。他攥紧了手里的铅笔，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小点。

　　然后他站了起来。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全班的目光都聚过来。他穿着旧棉袄，站在第二排，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老师，”他的声音有点干，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商君书》里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就是秤，权力就是秤上的东西。秤要准，东西才能称得准。”他停了一下，看到高育良微微点头，才敢往下说，“但《韩非子》又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不能偏向有权的人，就像墨线不能迁就弯曲的木头。所以……所以法治应该是权力的框架，但框架本身要硬，不能软。”

　　他说完了。膝盖在发抖，他用力绷直腿，才没让颤抖显出来。高育良看着他，看了大约三秒钟。然后说：“坐下吧。”

　　祁同伟坐下，手指松开铅笔，掌心全是汗。下课铃响，学生像潮水一样涌出教室。祁同伟收拾书包，把《法理学导论》塞进帆布包里，拉链有点卡，他拉了两下才拉上。

　　“祁同伟。”他抬头。高育良站在讲台边，正把讲义装进公文包。

　　“你跟我来一下办公室。”高育良说完，转身往外走。祁同伟愣了一秒，然后赶紧抓起书包跟上去。走廊里人很多，他侧着身子穿行，尽量不碰到别人。高育良走在前面，步伐不紧不慢，中山装的衣角随着脚步微微摆动。

　　办公室在政法系三楼，朝南，窗户很大。高育良推门进去，祁同伟在门口停住了。

　　他低头看自己身上的旧棉袄。棉袄很厚，在教室里坐着不觉得，但走进这间铺着木地板、摆着真皮沙发的办公室，突然就显得臃肿、土气。袖口磨出的毛边，领口缝补的针脚，都像在发出细小的、刺眼的光。

　　要不要脱掉？脱了里面只有一件更破的衬衫，而且脱了会冷。他犹豫了几秒，最终只是抬手抚平了袖口，把棉袄下摆往下拉了拉，然后走了进去。

　　办公室很大。一面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摆满了精装书，书脊上的烫金字在阳光下反着光。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字画，写的是“胜负兵家事不期”，落款看不清。窗边摆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角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灯没开，但灯罩擦得很干净。

　　高育良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祁同伟坐下，只坐了半边椅子，背挺得笔直。书包放在腿上，双手按着书包带。

　　“刚才课上你说的，是课前准备过的，还是临时想的？”高育良问。

　　“临时想的。”祁同伟老实回答。高育良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深蓝色封面，烫金的书名：《刑法新论》。书很厚，大概有五六百页。

　　“这本书是我编的，”高育良把书推过来，“送你。” 祁同伟愣住了。他看看书，又看看高育良，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翻开扉页。”高育良说。祁同伟拿起书。书很重，纸张厚实，翻开时发出清脆的声响。扉页是空白的，只有一行钢笔字，墨迹很新，似乎刚写不久：

　　望君懂运用知识者，方能与天对弈。字是行书，潇洒有力。祁同伟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漂浮的微尘。书架上传来淡淡的皮革味，混合着墨香和旧纸张特有的气味。空调开着，但出风口的风很弱，屋里并不暖和。

　　祁同伟双手捧着书，指尖能感觉到封面的纹理。他想起老家那盏煤油灯，灯下母亲缝衣服时佝偻的背影；想起砖厂工资条上“壹拾柒元伍角”那几个打印字；想起欠条上那些名字：王老栓，五块；李婶，三块；村支书，十块……

　　“与天对弈。”他轻声念出来。“对，”高育良靠在椅背上，目光平静，“知识是棋，命运是天。只会背书的人，是把棋摆着看；懂运用知识的人，才是真的在下棋。”

　　祁同伟抬起头：“老师，我……我不太懂怎么下。”

　　“没人天生就懂，”高育良说，“但第一步是得有一副棋。这本书，就是你的第一副棋。”

　　祁同伟的手指摩挲着书脊。他想问很多问题：怎么运用？怎么下？赢了会怎样？输了会怎样？但他没问出口。这些问题太大，太模糊，像一团雾，他抓不住。

　　“你将来想去哪里？”高育良忽然问。祁同伟怔住了。去哪里？省厅？基层？他不知道。省厅听起来遥远得像天边的云，基层听起来又像另一个泥潭。他想起陈海说“我想去公安系统”，想起侯亮平说“我想当检察官”。他们都有明确的方向，他没有。

　　“我……”他开口，声音有点涩，“我听组织分配。”话出口的瞬间，他看见高育良眼里闪过一丝什么，像是失望，又像是理解。他后悔了，觉得自己答得太懦弱，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补救。

　　高育良没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也好。先学好本事，机会来了才能抓住。”

　　祁同伟“嗯”了一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翻着书页。纸张很光滑，翻动时发出沙沙的声音。他翻到某一页，看到上面印着一段关于“正当防卫”的论述，旁边有铅笔写的批注，字很小，但工整，是高育良的笔迹。

　　“这本书我批过一些，”高育良说，“你可以看看，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写在旁边。”

　　“谢谢老师。”祁同伟说。这次他声音稳了一些。他又坐了几分钟，高育良问了些他家里的情况，他简单答了，没提欠条和砖厂。然后高育良说“回去吧”，他才起身，把书仔细装进帆布包，拉链拉好，鞠躬说了“老师再见”，转身离开。

　　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寒颤，把棉袄裹紧了些。书包很沉，因为多了那本《刑法新论》。他沿着楼梯往下走，脚步很轻，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回到宿舍是中午。六人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在睡觉，一个戴着耳机听英语。祁同伟把书包放在自己床上，从最底层掏出那个红色尘土小布袋。

　　他解开细绳，倒出里面的东西：欠条、火车票、五十元钞票、父亲的旧军号。他把这些东西一样样看过去，然后拿起欠条，展开。

　　土黄色的草纸，边缘已经磨损。上面列着十几个人名和金额，字是他用铅笔写的，当时手抖，字迹歪歪扭扭。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把欠条折好，放回布袋，重新塞进书包最里层。

　　接着他拿出《刑法新论》，翻开扉页，又看了一遍那行字：望君懂运用知识者，方能与天对弈。

　　与天对弈。他咀嚼着这四个字。天是什么？是命运？是出身？是那些他无法改变的东西？弈是什么？是博弈？是挣扎？是他每一天的努力？

　　他忽然想起高育良课堂上那个问题：法治与权力，是什么关系？他当时引了《商君书》和《韩非子》，但此刻他觉得，自己答得并不好。法治不该只是权力的框架，还应该是……应该是弱者的盾牌。就像棉袄，虽然旧，虽然破，但能挡风。

　　这个念头让他心跳快了几分。他拿起钢笔——老周送的那支，铱金笔尖——在扉页的空白处，小心翼翼地写下一行小字：

　　法为盾，知识为矛。

　　写完了，他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书，把它放在枕头边，和那件旧棉袄叠在一起。

　　下午没课，他去了图书馆。还是那间旧馆，还是靠窗那张桌子，桌角那盏绿色台灯亮着。他坐下，翻开《刑法新论》，从第一章开始看。

　　书里有很多术语，他看不懂，就查字典；有案例，他看不懂，就标记出来，准备下次问高育良。他看着看着，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运用知识”——查字典是运用，标记案例也是运用。虽然只是最初步的运用，但确实是在“下棋”了。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涌起一股微弱的暖意。像冬天里呵出的一口白气，很快消散，但确实存在过。

　　傍晚，陈海来找他吃饭。两人在食堂打了白菜炖豆腐，坐在靠窗的位置。陈海说起今天课上的事，说“你答得真好，我都不敢站起来”。祁同伟摇摇头，说“我也是硬着头皮”。

　　“高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干嘛？”陈海问。

　　“送了本书。”祁同伟说。

　　“什么书？”

　　“《刑法新论》。”

　　陈海“哇”了一声：“高老师编的那本？很贵的，书店卖五十多呢。” 祁同伟筷子顿了一下。五十多。够他还六分之一张欠条。他没说话，低头扒了一口饭。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在暮色中浮着。两人并肩往回走，影子在地上交叠。陈海说起周末想去书店买参考书，祁同伟说“我陪你”，心里却想着那本《刑法新论》的价钱。

　　晚上十点，宿舍熄灯了。祁同伟打开床头那盏小台灯。灯是室友借的，塑料底座，灯罩是浅蓝色，光线柔和。他把《刑法新论》摊开在腿上，翻到第三章。

　　钢笔吸满了墨水，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细小的字迹。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有时候写错了，就用吸水纸按掉，再重新写。台灯的光照在书页上，也照在他握着笔的手上——手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有几处旧伤疤，是砖厂搬砖时留下的。

　　他写了很多批注。有的关于“罪刑法定”，有的关于“量刑情节”，有的关于“司法公正”。写到最后一处时，他停了下来。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滴下来，晕开一个小圆点。他盯着那个圆点，忽然想起高育良那句话：与天对弈。

　　弈。他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然后他抬起笔，在那个圆点旁边，写下四个字：

　　胜天半子。

　　字很小，挤在批注的缝隙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写完了，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台灯忽然闪了一下，光线暗了又亮，像在眨眼。

　　他把那四个字反复念了三遍。关灯前，他在心里又念了一遍，但没说出声。

　　宿舍里一片黑暗。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出一条细长的光带。祁同伟躺下，把《刑法新论》放在枕头边，手指轻轻拂过封面。

　　那四个字，墨迹未干，在黑暗里静静地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