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航》一夜白首

7、第五章：嫁衣如雪 大婚那日，

　　大婚那日，建康下了雨。
　　不是太学那种绵密的春雨，是秋雨，细细的，落在嫁衣上，洇出一朵一朵深红的花。阿梧在旁边急得不行，拿帕子替我挡，说“娘子，快上轿”。我低头看着那些深红的水渍，想，这嫁衣怕是洗不掉了。
　　轿子从谢府抬到崔府，走了大半个时辰。我坐在轿子里，手里攥着那枚汉玉的拓片——“歸”字的左边。另一半在洛阳，苏娘手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张纸带在身上。也许是想记住什么，也许是想提醒自己什么。
　　拜堂的时候，我隔着盖头的红纱，看见他的靴子。黑色，干干净净，站在我左边。他弯下腰的时候，瞥了一眼院子里那株牡丹。我看见了。
　　新婚夜，红烛燃了半宿。
　　他坐在床边，很久没有说话。红烛的光落在他脸上，那道从颧骨到下颌的伤疤在光里忽明忽暗。他的睫毛很长，垂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
　　我等了很久。
　　“我会尽我的责。”他说。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
　　“好。”我说。
　　他站起来，走向门口。
　　走到门槛时，他绊了一下——不是真的绊倒，是脚尖磕在门槛上，整个人晃了一晃。他扶住门框，停了一瞬。
　　没有回头。
　　然后推门出去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红烛噼噼啪啪地响。
　　他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后来也没有知道。
　　婚后，他一直睡书房。
　　每天早起，我会亲自浇灌那株牡丹。花还没有开，光秃秃的枝干立在那里，像一个人的骨头。他不需要我，花需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婚后第三个月，一天深夜，我端了一碗汤走到书房门口。在门外站了很久，最终敲了门。
　　他开门，看见我，一愣。
　　“你还没睡。我煮了汤。”我说。
　　“不用。”他说。
　　“我放在这里。”
　　放下碗，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上，碗空了，洗好了，放在厨房的案板上。我拿起来，碗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我的手指停在那缺口上——那是他病了我送姜汤的那只碗。太学第二年，他风寒，我让阿梧熬了姜汤送到他学舍门口。第二天他还碗的时候，碗沿有一个缺口。他说“碗洗过了”。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心，没有缩回去。
　　这只碗，跟了他这么多年。
　　他没有说谢谢。我也没有问。
　　但从那以后，我不再送汤了。
　　他不是不需要。是不需要我。
　　有一回深夜，我醒来发现他不在身边。披了外衣走到书房门口，门没有关严。从门缝里，我看见他对着墙上那幅画像发呆。女子侧身，手里拿着一支笔。白描，眉眼温柔。苏娘。
　　我在太学的深夜见过他这样。那时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现在我还是站在门外，还是没有进去。
　　第二天早上，他坐在桌前吃早饭。
　　“昨晚做噩梦了？”我问。
　　“没有。”他说。
　　我笑了笑，没有再问。
　　他不说真话。我也不拆穿。
　　有一天，我在浇花。余光看见他站在回廊下。我以为他会走过来。但他没有。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阿梧说：“崔二郎走的时候，笑了一下。”
　　“你看错了。”我说。
　　“没看错，他真的笑了一下。”
　　我没看见。但阿梧不会骗我。他笑了一下。为什么笑？我不知道。也许只是风吹过，也许只是那株牡丹今天看着比昨天精神了一点。我想记住他笑过。即使我没看见。
　　婚后第五个月，崔家出了一件大事。崔衡被人弹劾，罪名是“贪污军饷”。我知道这是诬陷，背后有人想借机打压崔家。崔沅开始查账，通宵达旦，眼睛熬得通红。
　　有一天晚上，我端了茶过去。他头也不抬，说“放那里”。我放下茶，站在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抬头。我走了。
　　走到回廊拐角的时候，我停下来，靠着柱子。他在忙。他不抬头，不是不想看我，是没空看我。我这样告诉自己。但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他从来就没有看过你。
　　过了几天，他在饭桌上忽然开口。
　　“谢娘子。你能帮我打听一下，是谁在背后递的折子吗？”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他看着手里的筷子，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
　　“可以。”我说，“谢家那边，姑母能帮忙。”
　　“多谢。”
　　“不客气。”
　　我回了房间，关上门，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株牡丹。
　　他终于需要我了。
　　但需要的不是我。是谢家的人脉。
　　姑母很快帮我打听到了消息——是王氏的人在背后递的折子。我把消息递给崔沅。他拿到证据后，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我听说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危机解除那天，他对我说：“谢谢。”
　　我说：“不客气。”
　　那是我们之间最像夫妻的时刻。
　　有一个夜晚，我睡不着，坐在窗前喝酒。酒是阿梧从谢府带来的桂花酿，不烈，甜丝丝的。
　　门被推开了。
　　他站在门口，看见我，一愣。
　　我立刻收起酒壶：“吵到你了？”
　　“没有。”他说。
　　他走过来，在对面坐下。我犹豫了一下，给他倒了一杯。他看着那杯酒，拿起来，喝了一口。
　　“甜。”他说。
　　“桂花酿。不烈。”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两个人坐在窗前，谁都没有开口。窗外的月亮很圆，院子里那株牡丹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个人的手。
　　“崔二郎。你在想什么？”
　　他看着手里的酒杯，沉默了很久。
　　“没什么。”
　　我看着他的侧脸。月光落在他脸上，那道伤疤显得比白天淡一些。
　　“你每次说‘没什么’的时候，其实都有什么。”
　　他的手顿了一下。酒杯停在唇边。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否认。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再说话。喝完了那壶桂花酿，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多谢款待。”
　　“不客气。”
　　他走了。
　　我坐在窗前，看着空了的酒壶。
　　他不是不会说话。他只是不想对我说。
　　母亲去世，是在婚后第二年。
　　她病了很久，从秋天一直拖到冬天。崔沅每天下朝后去陪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有时候念邸报给她听，有时候不说话，就是坐着。母亲很喜欢他。
　　有一次，我端药进去，听见母亲说：“阿沅，你比他们想的要重得多。别怪自己。”
　　我不知道她说的“他们”是谁。
　　母亲临终前，我站在门外。她拉着崔沅的手，说：“他姓陆。陆昭。洛阳人。后来从了军，死在了战场上。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不是没有嫁给他。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记得他。”
　　崔沅说：“阿母，我记得。”
　　母亲说：“那就好。那就好。”
　　然后她叫了一声：“徽娘呢？”
　　我推门进去。
　　母亲看着我，又看了看崔沅，笑了一下。
　　“你们好好的。”
　　那是她最后一句话。
　　母亲去世后，崔沅跪在灵堂，一夜没有起来。我熬了粥，端过去，站在门口。
　　“要我陪你吗？”我问。
　　“不用。”他说。
　　我没有走。在门外坐了一夜。听见他在里面哭，没有声音，只有压抑的呼吸。
　　天亮时，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的头发白了。一根一根，从鬓角开始。
　　他没有发现我在看他。我也没有进去。
　　母亲丧事后不久，我病了一场。
　　他照顾我——像对待同僚一样周到。喂药、换毛巾、问“好些了吗”。没有多余的话。我烧得迷迷糊糊，喊了一声“阿沅”。他愣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听见我这样叫他。
　　他站起来，说：“我给你倒水。”
　　他拿起桌上的水壶，往杯子里倒。水满了，溢出来了，他没有停。水从杯沿流到桌面，滴在地上。
　　“满了。”我说。
　　他才回过神，放下水壶，把杯子递给我。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很快缩回去。
　　“好些了吗？”他问。
　　“嗯。”
　　他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桌上那摊水，他忘了擦。
　　我躺在那里，看着那摊水。水顺着桌沿往下滴，一滴，两滴，三滴。他没有擦。他忘了。
　　母亲丧事后不久，崔家设宴答谢亲友。席间，有人调侃：“崔二郎好福气，谢娘子这样的门第，这样的品貌，打着灯笼都难找。”崔沅举杯，微微一笑：“是崔某高攀。”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感激，有歉疚，有“我知道你受委屈了”的明白。但他立刻转开了。像是不忍看，又像是怕看久了就要还。
　　我坐在那里，端着酒杯，指甲掐进掌心。
　　我忽然懂了——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知道怎么接。
　　比“不知道”更残忍的，是他把愧疚管理得那么好，好到我连责怪的理由都没有。
　　有一天傍晚，他出门前，我站在门口问：“你今天回来吃饭吗？”
　　他想了想。“会。”
　　我等了一夜。饭菜热了又凉，凉了又热。阿梧说：“娘子，别等了。”我说：“再等等。”
　　等到三更天，他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饭桌前，眼下有青黑的痕迹。我给他盛了粥，推过去。
　　“抱歉，昨晚有事。”他说。
　　“没事。”我说。
　　他没有骗我。他说的“会”是真的打算回来。但事情发生了，他不回来了。他不需要骗我，因为他不需要让我高兴。我高不高兴，他都不在乎。
　　我放下碗，站起来。
　　“我吃好了。”
　　他没有抬头。
　　我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株牡丹前。花还没有开。枝干光秃秃的，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一样。我浇了水，站在那里很久。
　　阿梧走过来，说：“娘子，你哭了？”
　　“没有。”我说。
　　我伸手摸了摸脸。湿的。
　　他可以对父亲说谎，让一个老人安心。但他从来不对我说谎。不是因为他诚实，是因为他不需要。骗一个人，至少说明你在乎她知不知道真相。他不骗我，是因为他不在乎我知不知道。
　　我宁愿他骗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