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航》一夜白首

5、第三章：京口 时间锚点：

　　时间锚点：京口·景平二年秋

　　那一年我二十岁。随兄长到京口处理田产，住在城东的一处宅子里。兄长有公务要办，把我一个人留在住处。我闲得发慌，自己出门逛。

　　京口比建康小，比建康糙，但有一种建康没有的劲儿。街上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北府兵的营盘在城北，操练的声音能传过来，鼓点一下一下，闷闷的。

　　我沿着街走，走了大约一刻钟，忽然听见前面闹哄哄的。有人在喊：“让开让开——”我踮起脚看，看见几个军士抬着一个担架从巷子里出来，担架上的人浑身是血。

　　抬担架的一共有四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年轻军士，满脸是泥，身上的军服破了好几个口子，手上全是血。他一边抬一边往旁边吼：“找大夫！最近的医馆在哪？”

　　担架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人的脸。是崔沅。

　　他整个人变了很多。太学时他瘦，像一根竹子。现在他还是瘦，但那种瘦不一样了，是磨出来的，像一把刀被砂石磨过。他的脸上有泥，有汗，混在一起往下淌。

　　旁边有人喊：“别管了，先撤！那边又打起来了！”

　　他没有松手。

　　“他还活着。”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着，“我不能松手。”

　　我后来才知道，担架上那个人他不认识。那个新兵还没满十六岁，从江北逃难来的，报名参军才三个月。他们在巡逻的时候遇到了小股敌军，新兵腿上中了一刀。其他人都在往后撤，崔沅一个人冲过去把他背回来。箭从他头顶飞过去，他身上又多了两道口子，但手没有松。

　　第三天，我遇到了那辆车。

　　那是一辆运货的马车，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马受了惊，拉着车在街上狂奔，铁蹄踩在石板上，火星子直冒。前面有人在跑，一个妇人抱着孩子跌倒在路中间，眼看马车就要撞上去了——

　　崔沅从巷口冲出来。

　　他迎着那匹疯马，伸出手——拉住了缰绳。马车往前拖了他一丈远。他的膝盖磕在石板上，整个人踉跄了一下，但他没有松手。马嘶叫着，前蹄腾空，他整个人被带起来又摔下去。

　　马车终于停了。

　　他跪在地上，喘了很久。然后慢慢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那个抱着孩子的妇人面前，蹲下来，问了一句什么。妇人摇头，大概说没事。他点了点头，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车里有人。

　　我坐在车里，车帘被风吹得晃动。从帘子的缝隙里，我看见他的背影。他走得很慢，左腿有点拖。他没有停下来看自己的腿。

　　我的眼睛一直追着那个背影，直到他拐进巷子，看不见了。

　　第四天，我出门买绣线。

　　那天天气好，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沿着街慢慢走，在一家铺子前停下来挑绣线。

　　“谢娘子。”

　　我转过身。

　　崔沅站在我身后。他穿着北府兵的军服，腰上挎着刀，像是巡逻途中路过。他的脸上又添了一道新伤，从颧骨到下颌，结着暗红色的痂。

　　“崔二郎，”我说，“你在巡逻？”

　　“……嗯。”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绣线，“你还在京口？”

　　“明日就走了。兄长还有事，我先回建康。”

　　他没有说话。我挑好了绣线，付了钱，转身要走。

　　“明日什么时候？”他在身后问。

　　我回头。他站在阳光里，脸上的伤疤很新，但眼睛是旧的。和太学时一样，那双眼睛里装着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此刻，那个很远的地方好像近了一点。

　　“午后。城北渡口。”

　　他点了点头。“路上小心。”

　　我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他还站在原地。风吹着他的军服，他站得很直。

　　第五天午后，我收拾好包袱，往城北渡口走。

　　那天风大，江面上浪头翻涌。船夫说要等风小些才能走。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江水发呆。

　　“谢娘子。”

　　我转过身。

　　崔沅站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他没有穿军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

　　他看着我。胸膛起伏，像是一路跑来的。

　　“你怎么在这里？”我说。

　　他没有回答。他看着我手里的船票，又看了看身后的船。

　　“你要走了？”

　　“嗯。”

　　他沉默了。风很大，吹得他的袍角猎猎作响。

　　我等着他说什么。但他没有说。

　　“崔二郎，你来找我，有事？”

　　“……没有。”

　　他说没有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那你——”

　　“我巡逻路过。”他说。

　　可是渡口在北，军营在南。他巡逻不会路过这里。

　　我没有拆穿他。

　　“那我走了。”

　　“……嗯。”

　　我转身，往船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听见他在身后说：“谢娘子。”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沉默了很久。

　　“路上小心。”

　　“……好。”

　　我上了船。船夫解了缆绳，船慢慢离岸。我站在船尾，看着岸上的他越来越远。他站在岸边，一直看着我。没有挥手，没有说话，就是站在那里。风吹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他把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

　　船拐了一个弯，看不见他了。

　　我回到建康后，过了大约半个月，兄长从京口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消息。

　　“崔家那个二郎，受了处分，被打了二十军棍，降了一级。”

　　我的手顿了一下。“为什么？”

　　“说是擅离职守。有人看见他巡逻的时候跑去了渡口。那天正好有紧急军务，找不到他人。主将大怒，打了他二十棍。”

　　我放下筷子。渡口。他跑了那么远的路，就为了说一句“路上小心”。他前一天问过我“明日什么时候”，他说“路上小心”，然后回去挨了二十棍。

　　那天晚上，我把“崔沅”两个字从妆奁底下翻出来。墨迹已经被我的手汗洇过无数次，模糊了。但我认得。每一个笔画都认得。

　　我盯着那两个字，盯了很久。

　　他没有让我等。他来渡口了。他挨了二十棍。他什么也没说。但他来了。

　　我拿起针线，继续绣那朵绣了一半的牡丹。

　　红色的花瓣在白色的绢布上，像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