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春秋》梁春晓

88、43迩英之阁，是非之所（上） 同侍君王同

　　同侍君王同殿臣，可叹守旧斥革新。
　　唇枪舌剑针锋对，君前聚讼弃斯文。
　　万民之主统御万里江山，岂知推行法令却是步步艰难，赵顼内心满怀苦闷，已然多日消沉。只因流言碎语满天飞，反复折腾青苗法，使得朝野上下，浪涨不退，宫廷内外，鸡犬不宁。而且自从推出此项新法，好发议论的守旧之臣：保守思想更深，资辈权势更重，反对决心更大，抗拒力量更强。这一波洪流荡漾，可谓是风卷巨浪，云涛如狂！
　　这个艳阳高照之日，誓守旧制的司马光和新法干将吕惠卿，同在迩英阁为天子侍讲。司马光满腹经纶，君前讲读之时向来一丝不苟，他此刻诚敬有礼，悉心讲解道义：“治国之要道，当世之急务，就是保守祖宗开创的雄基伟业，但愿陛下修养思想，注重明德，牢记祖宗建国之艰辛，深思王业百年之不易。更应兢兢业业，以古鉴今，深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遥想远古至今，自周室东迁至我大宋立国，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统一却仅有五百余年而已，一隅之安，非天下之定，一境无兵，非四海一统。兵戈动荡之地，烽烟四起，大小祸乱不计其数，倘若究其根源，多因后世子孙不能固守祖宗留下的圣明之法度，并未延用祖宗制定的完善之政令。所以，要想国泰民安，帝王君主既要选择贤能之官吏，更要谨遵旧有之成法，才可治理一个太平之天下。”赵顼立有兴国大志，但愿革新变法铸就承平盛世，他听得半信存疑，心中难免犹豫：“古人说，民为贵，君为轻，不管严守祖宗法度，还是改变祖宗法度，能使国民安康，才是为君之根本，亦是百官之责任。”赵顼虽知这位当朝贤臣因循守旧，但其才学渊深可谓间世少有，其品质德望更是堪称君子之领袖！
　　司马光当即谈及古例，更是高声亮语：“陛下，严守祖制，必然可使国民安康，西汉之初，萧规曹随，正因曹参固守第一任宰相萧何之法而不变，才会国泰民安，各地人丁兴旺，百姓衣食丰润。人人称颂萧何有智，但却更赞曹参高明。”赵顼深沉思索，随后论及始末：“贤卿以为，西汉后世君臣，如若常守萧何之法而不变，能使西汉避免衰败，防止灭亡吗？”司马光一意偏执，道出豪言壮语：“岂止西汉如此，夏、商、周的后代帝王，若能常守禹、汤、文、武的法令规章，必然不会走向祸乱衰亡。”司马光以为，圣王之法本是安民治国之道，后世君主弃法则乱，守法则安。
　　赵顼听到这位善辩之臣的僵化之理，不禁细细品评：“辈辈守成，代代守旧，天下就能太平兴盛？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吗？但是为何后世都说，守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听此疑问，司马光宏言规谏，开口阔论而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自古以来，臣子做为君主之耳目股肱，辅君行事、进善纳忠，有道的君主向来不肯轻易发号命令，而是让臣民通明的耳目来帮助自己视听，让臣民伶俐的口舌来帮助自己言谈，让臣民诚善的忠心来帮助自己思考，让臣民勇健的四肢来帮助自己行动。君主只要严守祖宗法令，生则安享尊荣，死则青史垂名。”赵顼问得心诚意诚，司马光则答得天衣无缝！
　　立于一旁的侍读学士吕惠卿，句句声声全都听在耳中，一开始是微然轻笑，听到这番言论，则是无法禁忍地放任一笑，直弄得赵顼莫名其妙。
　　听到轻狂之声，稳立君前的司马光一本正经地斥其自重：“身在庄重之地，吕大人怎可斯文扫地？理应保养德行，不该无故忘形。”责备之言，让吕惠卿立刻恢复庄严，他随后不羞不惭地向上论辩：“陛下，司马学士这些高深莫测的治国之道，只能传说，不能应用。遥想远古，商汤和周武是因并未效法古代而称王，夏桀和殷纣是因没有变更旧制而灭亡，由史可知，反古的未必错，循礼的未必对，所以如今，只要择术得当，便无须死守古礼，拘泥旧法。”耐心听完以后，谨守教条典章的司马光面目深沉地论古戒今：“贤臣事君，循良固本，守善法以安民。汉武帝刘彻改变高祖法度，盗匪遍布中国，汉元帝刘奭改变宣帝旧法而导致国家衰亡。这些改变一时而祸酿千古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大宋王朝不做借鉴，必将重蹈覆辙，变更祖制的严重后果，谁敢担此千古罪责？”誓守旧制的司马光出言铿锵有力，自有一股效忠君主的诚敬正气。
　　对于顽固僵化感到深恶痛绝的吕惠卿，听后更加嗤之以鼻：“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同刑法、巡守制度等等，也有永世不变者，如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政治纲领、规章法令，皆应适时而变，从未变化的只是伦理道德而已。”却见司马光目不斜视地昂所指斥：“太祖太宗以仁治世，以礼治国，各项法令皆是有道有德。可见一国之君，重在守法养民，如同太祖太宗一样，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所以一国之君，只要填饱百姓肚腹，排空百姓心机，万民乐于拥戴，必定安分守己。”吕惠卿对此老气横秋，实在难以忍受：“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因此，汤武不循古而称王，夏殷不易礼而灭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司马大人，国务国政，如同自然常理，饿则思饱，冷则思暖，病则思健，穷则思变。”两人同列御前，司马光则以尊长威严，怒目相看地与其争辨：“可是如今，法度大变以后，商贾寸步难行，民怨漫天沸腾，岂料尔等这些生事生非之官，居然还在唯恐天下不乱。我等效忠王室之臣，必然挽奔马于悬崖，拦狂涛于惊岸。”司马光言含义广，出口成章，自是高声洪亮。
　　左顾右盼的赵顼听到二人的争执对论，切重要领地开口询问：“三司条例司每有一项新法推行，朝中大臣总是疾呼纷论，认为不妥，但却不能明确指出何处误国？其中究竟是何道理？”司马光听完以后，愤然无惧地出言直指：“新法误国，有目共睹，尤其推行青苗法，大肆散钱于民，明知百姓只顾眼前，不思长远，必定借时容易，还时困难。况且地方官员向下执行，只知奉承于新政，邀功于朝廷，不知是否有利于百姓，不管有无需要，皆是蛮横推行，更使百姓日渐贫穷。”怀机善断的新法骨干吕惠卿听完之后，连忙开口争理：“司马大人此言差矣，青苗钱本是自愿取贷，不愿者并不强求，若有官吏蛮横推行，多是旧臣门生从中作梗。”司马光对于行法之弊，随即谈其忧虑：“新法本身滋生盘剥，老臣门生如之奈何？满朝皆知，百姓得钱欢喜而还钱吃力，况且官府大批散钱于民，出资巨大，却如同石沉海底，长此下去，农民惰性养成，只知伸手讨钱，守株待兔，地大物博的中国，岂不荒芜？”如此担民之忧，可谓旧臣皆有，更让人发愁的还有国库钱财一旦轻易拱手，最怕付之东流！
　　想到行法成果，赵顼不赞其说：“青苗法的推行本金，来自各地常平仓、广惠仓的存储钱粮，取之于民，济民农时，并且百姓皆以田中青苗做为抵押，国无损失，民亦安适，陕西久行青苗法，可谓利多弊少，已见成效。”听此维护新法之意，司马光道出满腹至理：“臣就是陕西人，却只见其害而不见其益。陛下，治理国家，绝非儿戏，必须持重缓进。可新法如此大刀阔斧，将祖制规章，翻胎改骨，必使国家百姓双双跨入死谷。国家就如巨室大厦，百姓万民是堂基，礼与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吏是茨盖，将帅是垣墉，甲兵是关键。个别地方损坏，只需对应修补，不到腐朽不堪，一击而溃，不可重建。一旦重建，要有良匠与美材，可我朝如今良匠美材皆为空，怎能自不量力地扰乱清平？”面对各条法令的依次推行，固步循古的司马光唯有强烈反对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