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的黑白先生》想有一只猫

20、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新书预告在

　　新书预告在出版社官方账号发布的当天，沈鹿溪的微博粉丝涨了两千。

　　她本人并不知道——她那天早上关了微博通知，因为正稿的进度卡在了一个跨页上，画了三版构图都不满意。直到宋年年连发了五条微信，炸开了她的勿扰模式。

　　宋年年：你新书预告发了！快看评论区！

　　宋年年：有人把你签售会的照片和预告页的作者近照拼在一起了

　　宋年年：配文是“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宋年年：还有人说新绘本讲的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吧？

　　宋年年：这个读者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吗？

　　沈鹿溪点开截图。评论不多，但每一条都很认真。最上面那条拼图对比的动态已经有三百多个赞——左边是她签售会那天在台上握着话筒不敢抬头的照片，右边是她这次提供给出版社的近照。同一个人，同一张侧脸，但眼神确实不一样了。签售会那张里她的肩膀是端起来的，下巴微微内收；近照里她的肩膀松下来了，下颌线舒展，虽然没有在笑，但眼底的光更稳。

　　宋年年：你俩什么时候官宣？

　　沈鹿溪：什么官宣？新书是预告，不是正式出版。

　　宋年年：我说的不是书。

　　沈鹿溪没有回这一条。她把手机屏幕翻扣在画桌上，继续画那个卡了三版的跨页，但铅笔刚碰到纸面就停住了。她把手机又翻过来，点进宋年年发的那条拼图对比看了第三次，然后把它保存进了相册。照片里的变化她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因为新书预告让她变得不一样了。相反，是某个变化先发生了，然后才有了这本新书，才有了这张近照，才有了读者觉得“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下午三点，沈鹿溪接到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她盯着屏幕上那串数字犹豫了几秒，糯糯从她腿上抬起头——它现在已经能根据她的呼吸节奏判断要不要紧张。她接起来，对方是个语速很快的年轻男声，自我介绍是《江城市民生活周刊》的记者，姓方，在出版社预告页上看到了新书信息，想约她做一个简短的电话采访。

　　“不用面对面。电话聊十五到二十分钟就行。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本地青年创作者的系列专题。”

　　沈鹿溪握着手机，用了几秒钟才从自己脑子里调出合适的回应。“青年创作者”这个称谓比“艺术家”温和得多，但仍足以让她胃部隐隐收紧。之前推掉苏姐给的多次签售邀约时那种熟悉的退缩感还在。她可以顺着本能说完“不好意思不太方便”然后挂掉，让这天下午回到无人打搅的安静中去。

　　但她说的是：“我考虑一下。晚一点回复您。”

　　挂断电话后她在沙发上坐了好一阵子，然后站起身套上拖鞋走下楼梯，糯糯跟在身后甩着尾巴。七级台阶吱呀一声，十二级又一声——她踩在这些声音上往楼下走。陆驰正在修片，屏幕上是一只金毛在水里接飞盘的连拍，溅起的水花在静止帧里凝成细密的碎珠。看见她面色犹豫地出现在门口，他把转椅转过来，摘掉一侧耳机。

　　“怎么了？”

　　“有个记者想采访我。”她在门框边靠着，手插在开衫口袋里。

　　陆驰把另一侧耳机也摘了，随手搁在键盘上。他没有立刻说“那你去啊”或者“这有什么好紧张的”——他知道这些都不是她想听的。他靠在椅背上想了想：“是电话还是面采？”

　　“电话。十五分钟。”

　　“那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查一下这个记者的记者证编号和以往署名稿。如果他以前的稿子写得不好，你就不用勉强。”

　　沈鹿溪眨了眨眼。她刚才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应对“接受还是拒绝”这组对立选项上，甚至还没有退后一步去想她是否可以先掂量一下对方的重量。陆驰一句话就把框架从“我敢不敢接”转成了“对方值不值得我接”。

　　“你怎么想到这个的？”她问。

　　“职业病。陌生客户来找我拍照，我也是先翻他朋友圈里有没有盗图前科。”陆驰端起桌上那杯凉了的美式喝了一口，“记者的采访是他的需求，不是你的义务。你得先搞清楚他好不好——不是让他搞清楚你够不够格。”

　　沈鹿溪回到二楼后给那个姓方的记者回了一条消息，要了他的记者证编号和姓名。她用搜索引擎查到了这个男人留下过的四篇署名稿。第一篇写街角修鞋的老鞋匠坚持不开网店，第二篇写菜市场里画速写的美院休学生用画笔记录摊位更替，第三篇写了在旧书店里每天守店的老太太，“带一壶茶就行，她不要你的钱”。第四篇是近期写的，对象是一个在社区免费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的程序员，标题用的是很平淡的一行字——她不收学费，但每个人都会带一样菜来。

　　每一篇都素净温和，从不渲染悲情，也不刻意拔高。旧书店那篇结尾引用了一句老太太说的话——“有人来就好，不管买不买”。沈鹿溪把那段截图发给陆驰。

　　陆驰回：这篇写得很好。这句不像记者编的，像本人说的。

　　沈鹿溪：所以是可以接的意思？

　　陆驰：可以。就十五分钟。你觉得不舒服随时挂。别怕破坏资历——你又不靠这个吃饭。

　　晚上八点，她坐在沙发上接受了电话采访。时间从预定的十五分钟延长到了二十二分钟，整个过程里她都把糯糯抱在膝上，右手偶尔摸猫耳朵的节奏和语速保持一致。采访的问题和那位记者以往稿件的风格一致——不追问“你为什么开始画绘本”这类需要叙事自证的起源问题，而是问得很具体：新绘本里反复出现的“餐桌”在意象上承载了什么，镜头盖为什么会出现在画面里，猫是不是每一页都有。

　　沈鹿溪针对每一个都做了回应，措辞和她平时说话的速度一样轻。记者最后问了一句：“如果把新绘本比作你在三年创作生涯里某件事的转折点，它是什么？”

　　她没有立刻作答。她想起的是那个傍晚——她捧着速写本蹲在花店门口画一朵香槟玫瑰，陆驰从里面走出来把剪刀放在她旁边的台阶上说“再试试”。她以为是花店送花枝的角度没画好，后来发现画不好的不只是花。那是她第一次尝试在一页纸的空间里同时放进两把椅子。

　　她说：“以前我画的所有画面里只有一把椅子。现在画面里的餐桌对面，多了一个不需要标注名字的人。”

　　挂断电话后她把这个段落原封不动地复述给陆驰。他那边正在导入今天拍的样片，对话框的状态栏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持续了差不多三分钟。最后发来的只有四个字：我的荣幸。

　　沈鹿溪把手机裹进毯子里，发现自己已经在笑。她把笑容藏进糯糯的毛里——猫的呼噜声盖住了她心跳变快的节律。电话采访里说的那句“多了一个不需要标注名字的人”，她知道他听懂了。她也知道他之所以打了三分钟的字最后只回四个字，是因为有些话不能放在对话框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