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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她不会来了 约定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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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他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性——一个公子哥儿,从小锦衣玉食,从来没有为柴米油盐操过心。可他也知道,一旦离开陈府,他就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会再惯着他,没有月例银子,没有下人伺候,每一顿饭、每一件衣裳、每一个夜晚的落脚之处,都得用钱来换。
他先查看了自己的私房钱,从记事起逢年过节长辈给的赏钱,每月的月例银子,帮父兄谈生意的赏钱分红。一笔一笔地攒下来的。他从来不乱花钱,同辈的少爷们喝茶听戏逛窑子,他从来不跟着去。现在,这笔钱有了更重要的用处。
他数了一遍,不够。
他开始暗中行动。他没有动那些田地房产——那东西要契书过户,动静太大,他一个少爷办不了。他动的,是陈府库房里那些便于携带、又不容易被清点的东西:古玩、字画、金银器皿、前朝的玉器和瓷器。这类东西陈府多得是,收在库房的樟木箱子里,一年到头也没人清点一次。他借口玩耍散心隔三岔五去趟盛京,把东西裹在随身包袱里带出去,找当铺和古董铺子出手。他做得隐秘而从容,先从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入手,渐渐摸熟了城里有哪几家铺子不盘问来路、给价公道。
那对摆在客堂的明朝花瓶,是他母亲最心爱的东西。二爷在临走的前一天把它们典当给了辽州城里三道街的一家当铺,以极低的价钱。他第一次把它们从条案上拿下来时手是抖的——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迈出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闭了闭眼,把花瓶用软绸裹好,去了当铺。二爷走后陈太太又把它们赎了回来,价钱很高——这是后话。奇怪的是,他在盛京和辽州之间跑了十几趟,库房里的东西少了一小半,陈府上下竟无人察觉。也许是下人们懒得管闲事,也许是管库房的老头老眼昏花,又或许是所有人的心思都扑在三爷的病上,没人顾得上盘点家底。总之,他竟一路平平安安地做到了底。许多年后他回想起来,觉得父亲大约未必真的毫不知情。陈府那么大一份家业,少了一只明朝的花瓶或许没人注意,可他陆陆续续搬了小半个月的库房,底下人总会觉出点风声来。也许父亲早知道了,只是那时三弟病重,全家上下焦头烂额,谁都懒得多管一个毛头小子的荒唐行径。也可能父母终于觉察出他和大丫情愫暗生,可是娶亲的帖子早已发出,生米已成煮饭,对他心生愧疚。也可能父亲在等他自己回头。而他没有回头。
他不敢算自己拿走了多少。那些东西值多少钱,他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当铺出的价向来压得低,急卖更是只能贱出。但那一包袱银票和几件没舍得当的首饰细软,也够他和贞儿在南洋立足了。他只是顾不了那许多了。说不清他这么做的心里,到底是想让他和贞儿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还是报复父母为三弟娶贞儿而忽略了他的感受。总之,私奔前的财务准备停当。
九月十一那天夜里,二爷几乎没睡着。他躺在炕上,两只手枕在脑后,把第二天的路线又在心里过了一遍。寅时三刻出府。这个时辰是最安全的,守夜的更夫刚好换班,有一刻钟的空档。走角门,不走正门。角门的锁他已经在三天前偷偷用菜油浸过了,试过三次,每次推开都不会发出声响。
街上空无一人。
这座城还睡得很沉。两旁的店铺都关着门。招牌在晨风里轻轻摇晃,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一只黄狗趴在路中央,看见他,懒洋洋地抬了一下眼皮,又趴回去了。东边的天际刚刚泛出一点鱼肚白,是那种浅浅的灰白,像宣纸上洇开的淡墨。几颗残星还挂在天上,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二爷到了老槐树底下,把包袱放在脚边,靠着树干站着。晨风凉凉的,吹得他头脑格外清醒。往后,不再有陈府二爷的身份,不再有锦衣玉食的日子,不再有那个挡风遮雨的家。他带的那只皮箱里的银票和细软,不过是他一生荣华中偷出来的几样。从今往后,贞儿就在他身边了。两个人,在一块儿,日日夜夜地在一块儿。他想象过以后的日子大概不会容易。但那是他们的日子,不用看谁的眼色,不用求谁的恩典,不用背负什么门第什么规矩——想想都觉得心里松快。
他想,贞儿大概已经在路上了。贞儿从宁府出来,走宁府后头那条夹道,穿过两个巷子口,就到老槐树。他想象着她从宁府后头的夹道里走出来,穿着出门的衣裳,手里提着那个小小的蓝布包袱,脚步又轻又快。她会看见老槐树下他的身影,然后加快步子跑过来,跑到他面前的时候微微喘着气,脸颊被晨风吹得红扑扑的。他想好了见了面要说什么。他应该说“你来了”,普普通通的三个字,可他要把这三个字说好,说得让她安心,让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什么都不用怕了。
天色一点一点亮起来。卯时到了。贞儿没来。
也许是被什么事耽搁了。宁府规矩大,脱身不容易。或者后娘一早起来发现了什么,多盘问了几句。或者哪个妹妹撞见了她拿着包袱的样子,她又得花时间掩饰。没关系,他能等,反正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太阳升起来了。那日光格外刺眼,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太阳照在老槐树的叶子上,光斑透过枝叶的缝隙落了一地,圆圆的,亮亮的,像无数枚散碎的铜钱。
她不会来了。这个念头终于冲破他所有的防线,像一根冰冷的针,从他的天灵盖一路扎到脚底心。他浑身都僵了,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他忽然想起她点头时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泪,有犹豫,有不舍,有恐惧——对了,有恐惧。她怕。他一直都知道她怕。他说要带她走的时候,他以为他能替她把所有的恐惧都挡在外面,他以为他的决心足够大,大到能罩住他们两个人。可他忘了问一问——她愿意被他罩住吗?她有勇气跟他走吗?
二爷靠着老槐树,慢慢地滑了下去。他蹲在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他的手是凉的,凉的像深秋的井水。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重,急促,像一头被困在陷阱里的兽。他的肩胛骨在掌心的覆盖下微微发抖。
她不会来了。这五个字像一把钝刀,来来回回地锯着他的心。不是斩断,是锯。一下,又一下,缓慢的,持续的,带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酸痛。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锯成了碎片。
他不敢回家。父亲会怎么骂他,他想象得出来——他大概会把书案拍得山响,怒吼声能把屋顶掀翻。母亲的眼泪他也想象得出来。大哥会怎么看他——大哥一向稳重,待他极好,他做出这种事来,大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还有下人在背后会怎么谈论他?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压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眼神都在说同样的话:你是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为了一个女人,偷了家里的钱财,丢尽了陈府的脸面。
可他最怕的,还不是这些。他怕的是以后再看见贞儿。他该用什么身份见她?二伯?在那张俊秀而温婉的脸庞面前,他再也没法变回那个偷偷折花给她、拿起她吃剩的月饼的少年了。他成了陈府里不懂事的逆子,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他将听从家里的安排,去相看别家的姑娘,然后波澜不惊地娶妻生子,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想:如果那天早晨她来了,这一生会不会不一样。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不敢回家,也没脸回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原计划走。
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匆忙来到火车站。火车汽笛响了第一声,他还在张望。响了第二声,他的脚像是钉在了地上,挪不动半步。站台上的乘务员开始催促旅客上车,他被人流推着往车门的方向走,回头望了最后一眼——站台的入口处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卖香烟的小贩在收拾摊子。
他上了车。因为是战时,这趟列车走走停停,随时要给运兵的军列让道,原本两天的路程,谁也说不准要走多久。车窗外不时掠过一列列蒙着帆布的军车,钢盔和刺刀在帆布缝隙间一闪一闪地亮。有当兵的在车厢连接处蹲着抽烟,破旧的灰布军装上沾着泥点子,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不知是从哪个战场上退下来的。车厢里拥挤而闷热,混杂着烟草味、汗味和廉价香粉的气息。二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是他特意选的,想着可以让贞儿坐在窗边看沿途的风景。火车缓缓启动,窗外的站台开始向后退去。他看着那座熟悉的城市一点一点地缩小,最终消失在夜色里,一颗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攥住了。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二爷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眼眶酸涩得厉害。他好像到现在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背叛了家族,偷盗了陈家的财产,抛弃了一切,沦落成了一个仓皇南逃的罪人。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他自以为是的期望上。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越往南走,风景越是陌生。北方的苍茫辽阔渐渐被南方的青山绿水取代,空气变得潮湿黏腻,到处是北方没有的植物和鸟鸣。沿途的车站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拖家带口,包袱堆得像小山。隔三差五能看见被炸断的铁路桥,火车得绕道走,一绕就是一整天。同行的商人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南方的富庶,二爷却只觉得满目荒凉——这满眼的绿在他看来像是一种讽刺,愈发衬出他的形单影只。
他想着贞儿。不知道她是否平安,他父母和三弟待她好不好。他想到她怕冷,可南方的冬天虽然没有北方的凛冽,却是那种潮湿的、往骨头缝里钻的阴冷,不知道她受不受得住。他又想到她爱喝北方的茉莉花茶,南方人喝的是乌龙和单丛,那股子苦涩的茶味她大概也喝不惯。这些念头像细密的针,一下一下地扎在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更恨自己还在惦念一个可能早已将他抛在脑后的人。
到了广州。广州比他想象中更乱。街上到处是各地涌来的难民,码头上挤满了想搭船逃往香港和南洋的人,船票被黄牛炒到了天价,寻常人根本买不起。隔三差五有空袭警报响起来,呜呜地划破天空,满街的人就往防空洞里跑,踩掉的鞋能铺满一条街。他比原计划在广州多逗留了一个多月。心里还有一点放不下的执念:也许贞儿被什么耽误了,会按计划自己坐火车来找他。这期间有人告诉他,很多人是从潮汕下南洋的。他到了潮州,又怕贞儿来广州找他,决定给大哥写信告知近况。他不能透露自己的具体位置,好在潮州有个陈府茶庄生意的伙伴,他留了那里的地址。他不知道父母会有多恨他这个叛出家门的逆子,但潜意识中觉得大哥还是会理他。兄弟俩感情深厚,而且大哥为人厚道。
出乎意料的是,大哥回信来得很快。字迹一如既往地端正峻拔,语气却比从前冷淡了许多。信中说家中一切安好,母亲身体尚健,让他不必挂念。信的末尾,大爷淡淡地提了一句——三弟一切安好,夫妻和睦。
二爷把这句话反反复复看了许多遍,直到信纸的折痕处快要断开。夫妻和睦,这四个字像四把刀,整整齐齐地扎在他心上。他放下信,走到客栈的窗边,望着窗外那条浑浊的河水,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