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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酸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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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沈惊澜把王婶得罪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碗酸豆角。
王婶住在村东头,离村委会大概三百米。她家的房子在莲花村算是好的,青砖灰瓦,院子很大,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
王婶本人五十出头,圆脸,大嗓门,走路带风,是莲花村公认的“消息中心”。谁家娶媳妇、谁家吵架、谁家的鸡跑到了谁家的菜地里,她都知道。而且她不仅知道,还会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传播——既不会让人觉得她在搬弄是非,又能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王婶对沈惊澜的第一印象是好的。
“城里来的姑娘,长得跟画儿似的。”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跟李阿姨说,“就是脸冷了点。不过没事,年轻姑娘嘛,脸冷心热的多。”
所以王婶决定热情一点。
她腌的酸豆角在莲花村是一绝。用的是自家地里种的豇豆,嫩的时候摘下来,洗干净晾干,配上红辣椒、大蒜、生姜,放进老坛子里腌。那口老坛子是王婶的嫁妆,用了快三十年,坛子内壁已经挂了一层厚厚的菌膜,腌出来的酸豆角有一种独特的风味,别人怎么学都学不来。
王婶从坛子里捞了一碗酸豆角,又夹了两块自己做的腐乳,用一个搪瓷碗装着,端着就往沈惊澜的住处走。
正是午饭时间。
沈惊澜坐在书桌前,面前是一桶泡面。她来莲花村三天了,吃了三天泡面。张景时每天早上送早饭,但午饭和晚饭她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自己解决。她带了一箱泡面来,各种口味的都有,老坛酸菜的、红烧牛肉的、鲜虾鱼板的。
她把泡面泡好,正在等那三分钟。
门被推开了。
“沈姑娘!”王婶的大嗓门比她的人先进来,“吃饭了没有?我给你带了点下饭的——”
沈惊澜转过头,看见一个圆脸大妈端着一个搪瓷碗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热情的、不容拒绝的笑容。
“你是……”
“我姓王,你叫我王婶就行。”王婶跨进来,把搪瓷碗往书桌上一放,“自己腌的酸豆角,你尝尝。”
搪瓷碗里,深绿色的豇豆段泡在淡黄色的汁水里,配着红色的辣椒圈和白色的蒜片,颜色倒是好看。一股酸辣的香气飘起来,和泡面的味道搅在一起。
沈惊澜看了一眼那碗酸豆角,又看了一眼王婶。
“谢谢。”她说。
然后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段豇豆,放进嘴里。
嚼了两下。
眉头皱了起来。
“太咸了。”她说,放下筷子,“而且有股坛子味,是不是没洗干净?”
屋子里安静了。
泡面在碗里慢慢泡发,发出细微的滋滋声。窗外的知了叫了一声,又停了,像是也被这句话噎住了。
王婶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没有立刻消失。它是一点一点消失的,像一面慢慢落下去的旗。
“坛子味?”王婶的声音降了半个调,“我那坛子腌了三十年,那是老汤的味儿。”
“哦。”沈惊澜说,“那可能是我吃不惯。”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任何恶意。她确实是这么想的——咸了就是咸了,有味道就是有味道,实话实说而已。
但在王婶听来,这句话的意思约等于:你的手艺不行,你的老坛子不行,你整个人都不行。
王婶没有说话。她伸手把搪瓷碗端起来,转身走了。
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一倍。
沈惊澜看着她的背影,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泡面,又看了看门口的方向。
“我说错什么了吗?”她自言自语。
没有人回答她。
泡面的三分钟到了。她掀开盖子,用叉子搅了搅,吃了一口。味道很熟悉,是工业化的、标准的、不会出错的味道。
她吃了几口,又停下来。
目光落在书桌上王婶放搪瓷碗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一圈浅浅的水印,是碗底带出来的汤汁。
她伸手摸了摸那个水印。
然后继续吃泡面。
第四天,李阿姨来送土鸡蛋。
李阿姨是王婶的邻居,六十多岁,背有点驼,说话慢吞吞的,是村里出了名的厚道人。王婶被得罪的事她听说了,但她的想法是:年轻人在城里待惯了,吃不惯农村的东西也正常,多接触接触就好了。
所以她捡了二十个自家母鸡下的蛋,用一个小竹篮装着,给沈惊澜送过去。
沈惊澜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准确地说,她是在和水龙头搏斗。那个水龙头是老式的,要用力拧才能出水,而且水流时大时小,大的时候溅她一身,小的时候像一根线,半天接不满一盆水。她蹲在水龙头前面,两只手沾满了洗衣粉的泡沫,脸上也溅了几滴水,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狼狈。
“姑娘,洗衣服呢?”
沈惊澜抬头,看见一个驼背老太太站在院子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竹篮。
“你是?”
“我姓李,住王婶隔壁。”李阿姨走进来,把竹篮放在地上,“自家鸡下的蛋,给你拿几个。城里买不着这么新鲜的。”
沈惊澜擦了擦手,走过去看。
竹篮里垫了一层稻草,稻草上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个鸡蛋。鸡蛋大小不一,颜色也不同,有的偏白,有的偏粉,有的蛋壳上还沾着几根稻草屑。有几个鸡蛋的表面有明显的污渍——不是稻草屑,是干了的鸡屎。
沈惊澜盯着那几个带鸡屎的鸡蛋看了三秒钟。
“谢谢。”她说,“但是这些鸡蛋没有经过检疫,我不敢吃。”
李阿姨张了张嘴。
她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没有经过检疫”这个理由拒绝土鸡蛋。
“姑娘,”李阿姨慢吞吞地说,“这鸡蛋,我家的鸡下的,我家的鸡吃的粮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城里的鸡蛋好。”
“我知道。”沈惊澜说,“但是鸡蛋壳上沾了鸡屎,鸡屎里可能含有沙门氏菌。如果没有经过清洗消毒和检疫,食用风险是比较高的。”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认真,像是在做一个食品安全科普。
李阿姨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弯腰把竹篮提起来,慢吞吞地走了。
走到院子门口,她回过头来,用一种非常温和的、不带任何攻击性的语气说了一句:“姑娘,鸡蛋壳上有鸡屎,说明它是鸡下的。”
然后就走了。
沈惊澜站在院子里,洗衣粉的泡沫在手上一朵朵破掉。
她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了三遍,没想明白李阿姨是什么意思。
第五天,赵大姐请她去家里吃饭。
赵大姐是村妇女主任,四十多岁,短发,精明能干,在村里说话很有分量。王婶和李阿姨的事她都听说了,她的判断是:这个城里姑娘不是坏,是不懂事。不懂事没关系,多接触接触就好了。
所以她亲自去请沈惊澜。
“沈小姐,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我让我家那口子杀了一只鸡,炖了汤,你尝尝我们莲花村的土鸡。”
沈惊澜本来想拒绝,但赵大姐的态度太热情了,热情到让她觉得拒绝会很不礼貌。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行。几点?”
“六点!我让景时也来,你们年轻人有话说。”
傍晚六点,沈惊澜跟着张景时去了赵大姐家。
赵大姐家在村子中间,一栋两层的楼房,院子里种着一棵柿子树。树下摆了一张圆桌,桌上已经放了好几道菜:一大盆鸡汤,一盘红烧肉,一碟炒青菜,一碟花生米,还有几碗白米饭。
“来来来,坐坐坐。”赵大姐招呼着,把沈惊澜按在凳子上,“别客气,就跟自己家一样。”
沈惊澜坐下来,看了一眼桌上的菜。鸡汤上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油,红烧肉烧得油亮亮的,青菜是刚从地里摘的,颜色翠绿。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她的目光扫过了灶台。
赵大姐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和吃饭的地方连在一起。灶台是水泥砌的,台面上铺着白色的瓷砖。但那些瓷砖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经年累月的油烟在上面结了一层黄褐色的垢,厚的地方油亮亮的,薄的地方发黑。灶台角落里放着一块抹布,那块抹布大概用了很久,原本什么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现在是灰黑色的,湿漉漉地团在那里。
沈惊澜盯着那块抹布看了两秒钟。
然后她把视线收回来,打开自己随身带的包,从里面拿出一瓶矿泉水。
“我喝这个就行。”她说。
赵大姐看了一眼那瓶矿泉水,又看了一眼自己炖了一下午的鸡汤。
“尝尝汤?”赵大姐的语气还是热情的,但热情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
“谢谢,我不太饿。”沈惊澜说。
整顿饭,她只喝了那瓶矿泉水。
张景时坐在她旁边,什么都没说。他安安静静地吃完了碗里的饭,喝了一碗鸡汤,吃了两块红烧肉,又帮赵大姐添了一次饭。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土路上。
天已经黑了。莲花村的夜晚没有路灯,只有从各家门缝里漏出来的灯光,和头顶的月亮。月亮是半圆的,挂在山头上,光很薄,刚好够照见脚下的路。
张景时走在前面,沈惊澜跟在后面。
走到一半,张景时停下来,转过身。
“你今晚只喝了一瓶水。”他说。
不是质问。是陈述。
沈惊澜也停下来。“我不饿。”
“是不饿,还是嫌灶台脏?”
月光很淡,沈惊澜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但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用一种不压迫的、但也不闪躲的方式。
“那块抹布。”她说,“比我们公司的厕所拖把还脏。那个灶台,油垢至少积了三年。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食物——”
“赵大姐的丈夫去年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张景时打断了她。
沈惊澜停住了。
“在广东的建筑工地上。摔下来,脊椎伤了,在床上了躺了大半年。赵大姐一个人照顾他,还要管村里的事,还要带孩子。灶台她确实没时间擦。”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像在讲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块抹布是她婆婆留下的。她婆婆前年走了。她舍不得扔。”
月光下,沈惊澜看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什么东西,递过来。
是一块压缩饼干。
“先垫垫。”他说,“明天我去镇上给你买一个新的电饭煲,你可以自己做饭。”
沈惊澜接过压缩饼干。
包装袋上还带着他体温的余热。
她站在原地,握着那块压缩饼干,看着张景时转身继续往前走。他的背影融进夜色里,被月光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脚步还是那样,稳稳当当的,一步是一步。
那天晚上,沈惊澜又没睡好。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几个画面:王婶端走酸豆角时的背影,李阿姨说“鸡蛋壳上有鸡屎说明它是鸡下的”时的表情,赵大姐灶台上那块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抹布。
还有张景时说的那句:“她舍不得扔。”
凌晨两点,她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撕开压缩饼干的包装。芝麻味的,很甜,很干,噎得她喝了好几口水。
她把整块压缩饼干都吃完了。
然后她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打了一行字。
“明天去镇上买清洁剂。工业级去油污的那种。”
打完,她把手机放下,关灯,躺下。
虫鸣声还在继续。蛙叫声还在继续。
但她觉得今晚的声音好像没有昨晚那么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