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开》惊月鹊

30、黄昏计划 会后，

　　会后，席韶乐先回了公寓。

　　赵世铭留下来，把搪瓷茶缸里凉透的茶根倒进墙角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里，又给自己重新续了一杯热水。

　　他端着茶缸站在窗边，看着席韶乐素灰色的旗袍背影拐出弄堂口，才转过身来。

　　“静山，方启恒的事，我得跟你说说。”

　　他把茶缸放在桌上，手指在缸沿上慢慢转了一圈，“他最近的行事作风，越来越偏了。

　　你是没见着他——西装三件套，派克金笔，皮鞋锃亮，办公室里还摆了一台德国造的咖啡机。

　　他现在明面上的身份是汇通银行的客户经理，那点薪水，够他喝几杯进口咖啡？”

　　沈静山靠在椅背上，把眼镜摘下来慢慢擦。他没有接话，但赵世铭知道他听进去了。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赵世铭坐回椅子里，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些，“他吃不了什么苦，大家都知道。

　　巴黎那会儿，大家挤在漏风的公寓里啃干面包，他一个人跑去拉丁区最好的餐厅吃鹅肝。

　　那时候他花的是家里的钱，大家只当他是公子哥习气，一笑了之。

　　现在他花的是自己的薪水——可他那点薪水，能撑得起他现在的日子吗？”

　　沈静山把眼镜重新戴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

　　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他想起方启恒的父亲——湖南乡下的土财主，靠投机倒把发的家，一辈子被人叫暴发户。

　　方启恒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见惯了别人对他家的轻视，也见惯了父亲用金钱开道的做派。

　　到了巴黎，他比谁都讲究——穿湖绉长衫，用紫砂壶煮咖啡，水晶杯一只一只从行李箱里往外掏。

　　他积极参加救国抗日运动，慷慨激昂，写文章、印传单、在书房里争论到深夜。

　　那时候沈静山觉得，一个人对主义的热情是真的，就够了。

　　但现在仔细回想，方启恒的热情和杨武不同——杨武是骨头里的信仰，是把命豁出去的笃定；

　　方启恒更像是在追赶一场潮流，一种身份的归属。

　　革命是时髦的，是进步的，是能让人在上海霞飞路上昂首挺胸亮出身份的。

　　方启恒曾坦言，在革命的浪潮中选择了加入党，很大一部分是被自己个人魅力的感染。

　　这是危险的，因为这说明他不是从心底里认同那些需要为之牺牲的信条。

　　“他的天分确实很高。”沈静山终于开口，语调缓慢，“八面玲珑，进退得体。

　　初期建党时他在经济界打开了不少门路，东征北伐时他经手的情报也不少。

　　两党合作那阵子，他风生水起。”

　　他把手指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但他是个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

　　现在要他在敌人眼皮底下做低调的地下工作，日子紧了，身份藏深了，不能再进出高档餐厅，不能再用进口咖啡壶

　　——也许他犯错误，是迟早的事。”

　　赵世铭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静山，你知道我们都不想怀疑他。

　　可他现在的消费和收入对不上，组织经费的账目在他手里有过几次说不清的差额。

　　很小，小到可以解释为笔误。但‘笔误’多了，就不是笔误了。”

　　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眉心，“我在想——他会不会已经在挪用经费。”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窗外弄堂里有孩子跑过，木拖鞋敲在青石板上，哒哒地响了一阵又远了。

　　“把他列为重点观察对象。”沈静山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拨开一道缝。外面暮色已沉，“从现在起，他经手的每一笔款项都由你复核。

　　外围同志暗中留意他日常开销和社交关系。不要打草惊蛇。

　　查清楚之前，他还是同志。我信他天分高，也信他为党做过的事。

　　但我不能信一个连自己都管不住的人。”

　　赵世铭点了点头，站起来，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取下。

　　准备站起来时，他顿了一下，他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的糕点，是他上次来的时候，专门给韶乐带的。

　　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步，没有回头。“我们一行，巴黎距今，也有十几年了，希望我的猜想是错的。”

　　一个月前，沈静山和韶乐结婚的第二天。

　　方启恒从汇通银行的大门走出来，西装革履，公文包夹在腋下。

　　暮色正从外滩那些花岗岩大楼的穹顶上慢慢往下沉，他站在台阶上，低头整理袖口的白金链扣。

　　然后抬起头，看见街对面的梧桐树下站着一个穿月白色旗袍的女人。

　　苏曼。

　　她靠在树干上，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丹凤眼微微红肿，像是刚哭过。方启恒快步穿过马路，走到她面前。

　　“苏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苏曼把手里攥着的东西递过来。是一叠钞票，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包着，皱皱巴巴的。

　　“方先生，昨天你救了我，我一直在想怎么报答你。”她低着头，声音柔柔的，但尾音在发颤，“我把手镯当了。不多，但是——”

　　方启恒低头看着那叠钞票，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他没有接钱，只是问她当票还在不在，带她回当铺把镯子赎了回来。

　　当铺伙计把那只翡翠镯子从玻璃柜里取出来时，苏曼的眼眶又红了，把镯子套回手腕上，抬头看着他，丹凤眼里映着当铺门口暖黄色的灯光。

　　“方先生，你真好。”她轻声说。

　　那之后，苏曼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她说想学经济，他便借书给她，在咖啡店里用钢笔在餐巾纸上画供需曲线图。

　　她听得认真，偶尔问几个浅显的问题。

　　有一天傍晚，他加班晚了，走出银行大门时看见她还等在梧桐树下，手里拎着一只保温饭盒，里面是她自己做的糖醋排骨，排骨切得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烧焦了。

　　她红着脸说第一次做，不好看，但能吃。他站在街边，就着路灯的光把焦排骨一块一块吃完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

　　那天傍晚苏曼没有来。

　　他等了一刻钟，正要转身时，她从街角跑过来，头发被风吹乱了，丹凤眼里含着泪，说老家的母亲急病，要一笔钱治病，能借的都借了，还差两百块。

　　两百块，不是天文数字，但也不是小数目。

　　他目前拿不出。他把苏曼送回住处，站在楼下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来，然后转身走进了常去的那家赌场。

　　方启恒有一手绝活——听骰盅。

　　这是小时候在家乡跟跑码头的江湖艺人学的，骰子在盅里翻滚，不同点数撞在盅壁上的声音有极细微的差别，他能听出八成。

　　在巴黎时他用这手在留学生聚会上赢过几回，大家只当是运气。

　　回国后在广州、在上海，他偶尔也小赌，但都控制着分寸，只赢几把就收手，从不贪。

　　可今晚不同。他需要钱。

　　他穿过烟雾缭绕的大厅，坐到赌台前。

　　第一局，他押了十块，输了。

　　骰盅落定前他就听出了点数，可揭盅一看，点数不对。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押了一局，又输。骰子的声音和揭开的结果对不上。这桌有鬼。

　　他站起来，双手往赌台上一拍，指着庄家的鼻子说你们出老千。

　　赌场的人没有跟他废话，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架起来扔出了后门。

　　他的后背撞在弄堂潮湿的石板上，公文包摔出去老远，领带歪在一边。

　　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听见后巷的野猫在垃圾桶旁边窸窸窣窣地翻东西。他没有报警——他不能报警。

　　他输掉的不是一个银行小开的私房钱，是组织交给他的活动经费。

　　本想着赢了就还回去，神不知鬼不觉，可现在全没了，连口袋里的铜板都输光了。

　　他靠在墙壁上，慢慢把散落的头发拢回去。

　　他想起苏曼红肿的眼眶，想起那些烧焦的糖醋排骨，想起她手腕上那只被他赎回来的翡翠镯子在路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他不能让她失望。

　　回到家，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本做账的账册——这里面是这几个月剩余的活动经费。

　　他本来打算明天交给赵世铭的。

　　他把账册在膝盖上摊开，就着屋里一盏昏暗的光，拿起笔，在账面上添了几笔很轻很轻的、几乎看不出痕迹的修改。

　　窗外弄堂深处有骰子在瓷盅里旋转的声音，那是风从赌场门缝里挤出来的一丝余响。

　　他把账册合上，站起来。

　　走至衣架前，拍了拍西装上的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一切都被苏曼看在眼里。

　　她站在街对面二楼的窗帘后面，丹凤眼里没有了泪，也没有了柔光。

　　她一路看着方启恒从后巷踉跄走出的狼狈背影。

　　看着他把公文包按在胸口、在路灯下重新把领带正了正的姿势。

　　看见他在屋子里自欺欺人的行为。

　　嘴角极淡极淡地弯了一下——像是钓者看见浮标终于沉下去时的从容。

　　她拉上窗帘，走到桌前，拿起听筒，拨通了一个内线号码。那头接通了，她没有寒暄，只说了一句话：黄昏计划进展不错，听我消息，随时准备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