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江南记》烟雨枕江南

7、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 考中专还是

　　第7章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

　　谷雨那天，我回家吃擂茶。推开门，我愣住了——妈妈卫芷娘穿着藏青色长裙，梳着麻花辫，像换了一个人。

　　“好看不？”妈妈转了个圈。

　　“好看！像民国的女很正常，像上海滩的冯程程！”我兴奋极了。比我自己穿裙子还开心。

　　妈妈笑了，又照了照镜子。镜子里那个女人，和她记忆里的某个人重叠了——那个人二十岁，站在讲台上，粉笔灰落在袖口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她觉得自己的未来会很亮。后来那个人不见了。被她自己藏起来了。

　　“妈妈，你这裙子哪里来的？”

　　“压箱底的。”卫芷娘转过身，坐到饭桌前，“来，喝擂茶。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中专名额下来了。”

　　饭桌上，妈妈把那碗擂茶推到我面前。

　　“考上中专，你就有自己的饭碗了。不用像我一样，指望着别人。”

　　我没说话。盯着碗里放着白色炒米的青碧擂茶，像一张没有答案的试卷。

　　“你爸爸也说了，女孩子吃个国家粮就够了。”

　　“可是妈妈，我想读高中。”

　　妈妈放下茶碗。没有看我，只看着窗外。窗外是氮肥厂的围墙，灰扑扑的，把天都挡了一半。

　　“你见过有谁考上大学没有？”

　　我想了想。外婆家没有，爷爷家没有，村里没有，镇上认识的人中间好像也没有。大学是一个只有在报纸和电视里存在的地方。

　　“没有。”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能考上？”

　　我答不上来。不是不知道答案，是怕说出来，妈妈会笑自己。

　　“并且不是读了高中就能考大学的，一半的高中生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

　　“啊？真的啊？”我没想过。我只是想读高中。

　　“并且你知道读高中一学期要多少钱吗？”

　　“多少？”

　　“伙食加学费，一个学期差不多一百元，是氮肥厂工人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那妈妈，我帮你去看摊，我也去赚钱。”

　　“看摊倒不必。”妈妈想了想，“你要多向你妹妹学习，学她多讨你爸爸喜欢一点。”

　　妈妈喜欢我，爸爸喜欢妹妹，这是家里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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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芷娘这辈子，被一个身份压着。

　　“地主崽子。”婆婆骂她的时候，这四个字像石头，砸在她头上。娘家是地主，母亲是地主小姐。成分不好。她成绩好，从小学到初中，没考过第二名，初中毕业后，班主任来家里好几次，劝她继续读。可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人，读书有什么用？她做了民办教师，站在讲台上教“a、o、e”，在黑板上写“春眠不觉晓”。可转正的名额，永远轮不到她。因为出身。

　　她嫁给吴建国，不是爱他。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成分好。她以为嫁过来就能翻身。结果婆婆骂她“地主崽子”的时候，吴建国坐在火塘边，翻着柴火，头都没抬。他不帮她说话。他从来不帮她说话。在他眼里，她就是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嫁到贫下中农家里，是得了天大的便宜。她应该感恩，应该低头，应该蹲在路边卖西瓜。

　　她蹲了。

　　搬到镇上后，她辞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没有人让她辞。是她自己辞的。吴建国跑长途，从青河市批发市场拖回苹果，从青平县山里拖回西瓜，往马路边一放，交待她去卖。卖的钱，就是家里的开支。吴建国自己赚的钱，在自己兜里，不过她的手。

　　卫芷娘的摊子，就在氮肥厂门口的公路边。用板车拖着。西瓜垒成堆，苹果摆成排。她站在板车旁边，头上戴着太阳帽，有人来就问：“买点啥？今天早上刚到的。”

　　她站着的时候，会把太阳帽压低。有人来，她抬起头，笑一下，报个价。人走了，她又低下头。她不是怕被镇上人认出来。她是怕村里的乡亲进城时认出她。那些她教过的学生的家长，看见她站在路边卖西瓜，会怎么想？她不知道。她只是把头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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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至晴放学后，会去摊上帮忙，换妈妈回家做饭。

　　她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她喜欢把纸币一张张展平，按面额码好，用橡皮筋扎起来。她不低头。她站在路边，手脚麻利地称秤算账，有人来就站起来，声音清亮：“阿姨，买点苹果吧，可甜了。”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不丢人。

　　卫芷娘看着女儿的样子，有时候会愣一下。她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这样站着，站在讲台上，粉笔灰落在袖口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她觉得自己在发光。后来光灭了。她低着头，再也没有站起来。

　　“你不觉得……”她有一次忍不住问。

　　“觉得什么？”

　　“没什么。”她没说完。她想说的是“你不觉得丢人吗？”但她没说出口。因为她知道女儿会怎么回答。女儿会说“为什么要觉得丢人？”她答不上来。她只是觉得，女儿不该站在这里。女儿的手，不该拿秤。女儿的眼睛，不该只看见西瓜和苹果。

　　女儿应该站在讲台上。不是被人叫“地主崽子”，是被人叫“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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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至晴家搬到镇上后，她开始羡慕那些读通学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有妈妈做好的热菜热饭，不像食堂只有萝卜白菜南瓜莲藕。

　　她回家跟妈妈抱怨：“学校的菜太难吃了，我想读通学，回家吃饭。”

　　卫芷娘正在择菜，头也没抬：“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

　　吴至晴愣住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她知道妈妈说得对。

　　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掉进了她心里的裂缝里。后来它长成了一棵树。初中的时候，她问自己：人家能考前三，你为什么不可以？选高中的时候，她问自己：人家能考上大学，你为什么不可以？再后来，南下广州的时候，她问自己：人家能在广州站稳脚跟，你为什么不可以？

　　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你凭什么”，她只问自己“你为什么不可以”。

　　这句话是妈妈给的。妈妈自己都不知道，她给了女儿什么。她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话，像随手丢了一粒种子。可那粒种子，落在女儿心里，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树。女儿后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都是这棵树在撑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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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发呆。站在教室走廊上，一站就是半天。在想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不是考试，不是中专，不是那本被透明胶封住的日记。是所有这些事搅在一起，像一锅糊了的粥。

　　我在日记里写：

　　“常常，我被无名的烦恼包围着。其实‘无名’并不可能。绝对地说，主要是因为考试。自初三第二学期以来，我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笑容也少了许多。常常一站就是半天，或者常托在桌子上，呆呆地，尔后，又以长长的一声叹息结尾。我真羡慕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又有点妒忌。又常常自问：你真的比不上他们吗？”

　　我把“妒忌”两个字写得很重，笔尖几乎要把纸戳破。她妒忌的不是成绩，是那些人好像从来不用想这些问题——他们只需要读书，考上了就去读，考不上了家里有办法。而她，连“读还是不读”都要自己选。

　　我想起妈妈站在路边的样子。低着头，有人来了才抬起来。想起自己站在妈妈旁边，手脚麻利地称秤算账，不低头。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和妈妈不一样。妈妈觉得摆摊是落难，自己觉得摆摊是活着。凭自己的手挣钱，不丢人。丢人的是挣不到钱，还要指望别人。

　　指望。妈妈指望爸爸，爸爸指望她有个铁饭碗。我指望谁？我指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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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画了一张图。

　　画了三根线。

　　第一根，直直的，向上走。顶端写着“家喻户晓”“万古流芳”“微笑中死去”。那是我的理想之路。

　　第二根，平平的，没有起伏。从“青河师范”到“偏僻山村”到“叹息中默默无闻”。那是现实之路。妈妈走的就是这条路。

　　第三根，向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折断了。顶端写着“香消玉殒”。那是悲惨的路。

　　我在每根线旁边都写了字。

　　理想之路旁边：“很难，可是我愿为它奋斗一辈子。”

　　现实之路旁边：“也难。为了父母，我无可奈何地走向它。但我不会叹息，我会永远为第一条路而奋斗。”

　　悲惨之路旁边：“多可怕。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写完，看了很久。然后把日记本合上，塞回抽屉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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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找我谈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我不太习惯的郑重。

　　“吴至晴，有个事跟你商量。省城春江师范给了我们学校一个名额。你的成绩，考这个是有希望的。”班主任顿了顿，“而且你……不太像农村孩子。”

　　我愣住了。省城。春江师范。那是妈妈够不着的地方。可我够得着吗？

　　我犹豫了很久。春江师范，考上了就是国家粮，就是妈妈说的“铁饭碗”。那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可我不甘心。不是师范不够好，是我不想这么早就把自己的路定死。我想读高中，考大学，去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我知道，不在春江，不在青河。

　　那天晚上，我对妈妈说：“我想读高中。”

　　妈妈放下针线，看着我“你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不知道。”“那你还读？”

　　我说“妈妈，你说过，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人家能考上大学，我为什么不可以？”

　　妈妈愣住了。这句话是她去年说过的，可她早忘了，我记得。她看着我的眼睛，我努力地把自己的心思和意愿，挤到眼睛里。我不要低头。我要读高中，我要考大学，我要走出去！

　　“那就去读吧。”妈妈说。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扑了过去，抱住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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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中考，七月等待。八月四日，中专通知来了。我名落孙山。

　　我当然不悲伤呀。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报中专。只在志愿表上只填了一个志愿：高中。我瞒着所有人，包括妈妈。

　　我在日记里写道：“考取高中，就意味着要奋斗三年，去考取一所理想的大学。我知道希望是渺茫的。不过，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过。这是我自己的‘小作’，我愿自己是这样的。”

　　我把“小作”两个字画了一个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为这个选择负责。哪怕走不到终点，至少是我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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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后，吴至晴在广州的家里，每个月给妈妈寄生活费。她忽然想起妈妈当年说的那句话：“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她想对妈妈说：妈，我行了。你也行。你只是没有机会。

　　有一天，卫芷娘打电话来，声音里有她很少听到的轻松：“女儿，谢谢你。你让我过上了以前梦想的生活。”

　　卫芷娘的梦想很简单。在有柴烧有水喝的地方，悠闲自在地活着，周围没有居高临下鄙视的眼光。她年轻的时候没有等到，中年的时候没有等到。老了，女儿帮她等到了。

　　那粒种子，是妈妈种下的。那句“人家行，你为什么不可以”，是妈妈说的。妈妈自己都不记得了，可吴至晴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