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江南记》烟雨枕江南

3、我们搬家吧 吴至晴搬家

　　吴至晴记得那个四月的夜晚。

　　灶屋的窗户开着，收音机里放着《回娘家》：风吹着杨柳唰啦啦啦啦，小河里水流哗啦啦啦啦。爸爸吴建国坐在火塘边，用铁钳翻动着柴火，火光映红了他的脸。

　　“我们搬家吧。”他说。

　　妈妈卫芷娘正在洗碗，没听清：“啊？”

　　“搬到氮肥厂旁边去，拖货排队能抢到前面，方便”

　　我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月刊》。我没抬头，但听见了。

　　“搬去哪？”妈妈转过头，“怎么要搬家啊？”

　　“地方都看好了，知青商店楼上，随时可以搬。”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妈妈的声音低下去，“十来里路，不可能方便了你，却要我每天走路回来上课吧？”妈妈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还指望着转正。

　　“辞了就是。”爸爸大手一挥，“你那个工作，一个月就十来块钱，还不够我有时一天赚的多。”

　　我偷偷抬头看了妈妈一眼。妈妈的脸在火光里，看不清表情。但她攥着洗碗布的手，停了很久。

　　“你说搬家就搬家，”妈妈坐到火塘旁，声音平平的，“田土菜园怎么办？至晶读书怎么办？”

　　“田土荒了就荒了，囡囡下学期转到烟雨小学去读。”妈妈叫妹妹至晶，爸爸叫妹妹囡囡。从我小时候记事就这样。

　　“那谁来照顾？”

　　“让我妈过来。”

　　妈妈把铁钳往火塘边一扔：“不要你妈过来。孩子小时她不看，大了也不需要她照顾。”

　　我低下头，假装看书。我知道妈妈在说谁。奶奶的嘴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厉害，妈妈在她手下吃了不少的亏。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妈妈不高兴。

　　爸爸陪笑着说：“听你的，听你的，由你安排。”

　　“家里的东西都不动，全买新的。”爸爸见妈妈脸色稍霁，又说：“单车手表缝纫机都有了，现在流行电视机和电风扇。我明天就去买。”

　　妈妈抽了口气：“你有票？”

　　爸爸从口袋里抽出两张纸，得意地扬了扬：“汤乡长给的！”

　　我看见妈妈的眼睛亮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又暗下去了。

　　“那至晶呢？”卫芷娘问，“她住哪？”

　　“跟我妈住。”

　　“我不要。”从外头玩了一圈回来的吴至晶，忽然开口。两个大人都转过头看她。“我不要跟奶奶住。镇上好玩，我要和你们一起搬家！”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那就一起搬。”爸爸说，“一家人，哪能分开。”

　　妈妈没说话。她站起来，走到灶台边，继续洗碗。水声哗哗的，盖住了别的声音。我不知道妈妈在想什么。但看见妈妈的背影，比以前更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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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搬家了。妈妈站在阶基上，打量着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

　　我站在门口，看着妈妈的背影。忽然想起妈妈以前跟自己说过的那些事，零零碎碎的，像撕碎了的纸片，怎么也拼不完整。

　　妈妈说过，她的亲爷爷是地主，家里有很多田和书，后来全没了。妈妈说过，她的亲爸爸很早就死了，她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妈妈说过，是继父每学期担着米和铺盖，走几十里山路，送她上完了初中。六个兄弟姐妹，只有她读到了初中，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从来没有！老师来家里好几次，劝她继续读。可她没读。因为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养，因为出身不好，读了也白读。

　　妈妈还说，后来有人介绍爸爸，说家里成分好，贫农，姐姐在镇上当干部，能安排工作。她就嫁过来了。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成分好”，只知道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光。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院子里的老樟树，是妈妈从外婆家迁过来的。那时候树苗还小，妈妈用竹竿绑着它，怕被风吹歪。妈妈说，这棵树是从她娘家带来的，要种在新家的院子里，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我小时候在树下写作业，妹妹在树下跳皮筋，我们在树下等妈妈从学校回来。树一年一年长高，从一人高长到两人高，从两人高长到快到屋顶。我以为自己也会在这棵树下一直长下去。

　　河对面德爷爷家灯火辉煌，明叔叔又在吹竹笛，笛声随着月光散落在稻田里，与蛙鸣声相应和。那是妈妈在这个村庄的最后一夜。我不知道妈妈在想什么，只看见妈妈站了很久，像一棵被连根拔起之前、还在拼命抓住泥土的树。

　　搬家那天，下了小雨。爸爸开着解放牌大货车，这在村里是天大的事。爸爸是第一个买车的，农村第一代富起来的人。秀姑姑、明叔叔都来帮忙，把柜子、箱子、被褥往车上搬。我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前排，回头望着，老樟树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雨雾里。

　　吴至晶还在叽叽喳喳：“新家有没有院子？有没有邻居家的小孩？我能不能养只猫？”爸爸在驾驶座说：“都有都有，你去了就知道。”妈妈晕车，也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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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在氮肥厂旁边，一栋红砖楼的二层。楼下是知青商店，卖油盐酱醋，还有几分钱一粒的糖果。楼上是两间房，一里一外。里边给爸妈住，外间给吴至晶住兼客餐厅。我仍住学校。

　　我走进爸妈的房间，看见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排中间带镜子的三门柜。墙上刷着白灰，还没干透，有一股潮潮的味道。窗户朝南，能看见氮肥厂的大烟囱，正往外冒着白烟。

　　放下书包，坐到书桌前。桌上有一盏台灯，是妈妈昨天从镇上买回来的，灯罩是绿色的，像一把倒扣的小伞。我拧开台灯。光晕在墙上画了一个圆圆的圈。

　　妈妈在床头收拾东西。我走过去，看见妈妈把一本旧书放在床头。书页已经泛黄了，我认得，那是妈妈自己手抄的《红楼梦》。“妈妈，这本书你还带着？”“嗯。”妈妈没抬头。我看见妈妈翻到某一页，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塞进抽屉最里面。我不知道妈妈在看什么。只看见妈妈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暗了一下。

　　爸爸在外屋调试新买的电视机：“怎么样？比村里好吧？这可以氮肥厂周边，第一台电视机！”我点点头。我不知道好不好。我只知道，这里没有老樟树，没有明叔叔的竹笛声，没有那条抓过螃蟹开满紫色花的小溪。但这里有爸爸，有妈妈，有妹妹。够了。

　　妹妹站在二楼走廊上，脚一蹦一蹦地假装在跳橡皮筋，眼睛看向镇子，镇上有电影院、录像厅、百货大楼，有穿裙子的女孩、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卖糖葫芦的老头。她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整个镇子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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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元甲》播出那晚，我记得清清楚楚。

　　整条巷子都挤满了人，全是来看电视的。电视机搬下了楼，放在房东的水泥地坪上，满坪的人，黑压压的脑袋。信号时好时不好，爸爸爬上屋顶调天线，下面一群人喊着“左左右右”。他调了半天，满头大汗，朝下面喊：“到底是左还是右啊？你们给个准话！”下面的人笑成一堆：“吴老板你就在楼顶举天线吧！”“牛哥出马，左右都能出图像！”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那歌声从知青商店飘出去，飘到烟溪上，飘到文昌塔下，飘到平安塔顶。整个小镇都在听同一首歌。

　　我站在二楼走廊上。看见爸爸从屋顶下来，靠在二楼栏杆上，点了根烟。楼下一张张脸被电视屏幕映得闪闪发光，都在看他——不是看他这个人，是看他带来的那道光。但那道光是他带来的。

　　爸爸长长地吸口烟，再悠悠地吐出，那样子像极了将军检阅部队，国王巡视领土。我不懂那是什么感觉。只是觉得，爸爸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在村里，他是“吴牛皮”，是“那个开货车的”。现在他是“吴老板”，是“牛哥”。我不知道，那种被围着、被需要、被看见的感觉，爸爸花了一辈子去追。我也不知道，追着追着，他把身边人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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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家里从邮电局订了份《广播电视报》，用不锈钢夹子夹着，挂在电视机旁边的餐桌上方。那位置很讲究——吃饭的时候能看，站着的时候能看，谁从门口进来，第一眼就能看见。

　　妈妈也想看，她想知道下星期《上海滩》演到哪了，冯程程到底有没有等到许文强。但爸爸永远比她先看到。他从外面回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抢过妈妈手中的报纸，坐到桌子旁，对妈妈说：“倒杯茶来！”

　　妈妈抗议：“我在看呢！”爸爸已经把报纸摊开了：“我先看。”妈妈把手缩回去了。那个动作很轻，很快，像被烫了一下。我坐在旁边写作业，看见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不是一份报纸，那是这个家里的权力。谁先看，谁说了算。谁后看，谁等着。

　　那一年，我十二岁。

　　我不知道，搬家是人的再一次投胎。有人投进了光里，有人投进了灶台边，有人连根拔起，还不知道自己会被种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城镇化热潮，由此兴起，大批人涌进城镇，兴冲冲地开启新生活，迎接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