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旧事》七月的月

2、沈家出发 傍晚 只是这一次

　　虹口，沈氏公馆。

　　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宅子，临街是灰砖高墙，进门却是一座江南园林式的小院，假山、池塘、紫藤架，一应俱全。穿过前院才是主楼，红砖砌的，法式落地窗，但屋檐下挂着中式灯笼，两种风格凑在一起，倒也不显得突兀。

　　二楼书房里，沈静澜坐在书桌前。

　　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本打开的《泰晤士报》，金融版，整版都在讨论欧洲各国战后恢复金本位制的争议。旁边是一本《银行家》杂志，十月号，书页间夹着好几张手写的便签纸。一台奥利维蒂便携式打字机放在桌角，纸筒里还卷着一页打了一半的文稿，标题是英文——“Tariff Autonomy and China’s Textile Industry”（关税自主与中国纺织业）。

　　沈静澜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袖扣是银质的，素面，没有任何花纹，只在光线下会微微发亮。衬衫下摆扎进西裤腰里，腰间系着一条深棕色的皮质腰带。

　　他正用一支派克钢笔在文件边缘做批注，字迹很小，工整到近乎刻板。桌角放着一杯凉透了的龙井茶，一口没动。

　　钢笔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门被推开了。

　　沈伯川站在门口，穿着深灰色的中式长衫，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他的面相和沈静澜有几分相似，只是更苍老、更圆融，眉眼间多了些商人的精明，少了些书生的清冷。

　　他打量了一眼儿子的打扮——白衬衫，还没换正装。

　　“还不换衣服？”沈伯川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寸感，“顾家的寿宴七点开始，从这里过去要四十分钟。你打算让顾大帅等你？”

　　沈静澜抬起头。

　　他的脸很白净，五官清秀但不柔弱，眉形修长，眼尾微微上挑，瞳色很浅，在灯光下显出琥珀色的光泽。鼻梁高挺，嘴唇薄而轮廓分明。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精确计算过的——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既不张扬也不寒酸。

　　但他的眼神里有一样东西和这张温和的脸不太匹配：一种过于沉稳的、近乎冷淡的笃定。

　　“父亲，”他把钢笔搁在桌上，“这种场合我去不去都一样，无非是听那些人说些场面话。顾大帅过五十大寿，送礼的是您，露脸的是您，我去了也只是站在角落里喝一杯香槟，跟三四个不认识的人说几句‘幸会贵姓’，然后回来。”

　　他的语气很平和，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沈伯川走进书房，在沙发上坐下来，伸手拿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茶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沈家在上海做生意，”他说，语气不急不慢，“顾大帅的面子不能不给。他是江浙皖三省的实际控制者，我们的银行、纱厂、钱庄，全在他的地盘上。他说一句话，比任何商业合同都好使。”

　　他顿了一下，看着儿子。

　　“况且，你刚从英国回来，也该让这些人认识认识你。沈家的大公子，剑桥的博士，不是躲在书房里看《泰晤士报》就能被人知道的。快换好，我在外面等你。”

　　沈静澜沉默了两秒。

　　他没有反驳。不是因为父亲说得对，而是因为他知道在这种事情上争论没有意义。沈伯川是一个把“人脉”和“面子”看得比任何经济学理论都重要的人，而沈静澜已经学会了不在这些根本分歧上浪费时间。

　　“知道了。”他合上文件，站起来。

　　文件整理好，摞在桌角。钢笔旋上笔帽，和那杯凉茶并排放在一起。打字机的纸筒被转松了，半页文稿收进去。

　　沈静澜走到衣帽架前，取下那套挂了一整天的西装——深灰色，三件套，面料是精纺羊毛，剪裁很合身，是他回国前在萨维尔街订做的。他一件一件穿上，动作熟练而从容：先穿上衣，整理好领口；再穿马甲，扣好扣子；最后是西装外套，轻轻抖了一下肩，让它自然垂落。

　　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条深蓝色领带，站在镜子前系。手法很标准，温莎结，大小适中，刚好遮住衬衫最上面的扣子。

　　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怀表——一块百达翡丽，表壳是18K金的，表盘上刻着他祖父名字的缩写。表链穿过马甲的扣眼，扣在口袋上，怀表沉甸甸地坠在马甲口袋里。

　　最后，他在镜子前停顿了一下。

　　镜子里的年轻人穿着合体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平静。看起来温文尔雅，无可挑剔。

　　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

　　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来自精神深处的倦怠。像是一个读完了所有书却发现书里没有答案的人，在面对一个他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时，那种礼貌而克制的厌倦。

　　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

　　然后他转身开门，对在走廊等他的父亲微微点头：“走吧，父亲。”

　　沈伯川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先一步走出了书房。

　　沈静澜跟上去，顺手关了书房的门。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父子俩的脚步声，一前一后，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

　　走下楼梯的时候，沈静澜的手轻轻抚过扶手——红木的，温润光滑，是沈伯川从老宅里搬来的。这栋楼是新的，但这扶手是旧的，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门口，汽车已经在等了。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引擎已经发动，车灯亮着，照在公馆的铁门上。

　　沈静澜弯腰上车，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沈伯川从另一侧上车，坐在他旁边。

　　车子驶出铁门，汇入傍晚的车流。

　　车窗外的上海正在华灯初上。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红色的“大世界”，蓝色的“永安公司”，绿色的“沙逊大厦”。黄包车夫拉着车在车流中穿行，车上坐着烫了头发、穿着改良旗袍的年轻女人，手里夹着烟，和车夫讨价还价的声音被车窗隔在外面。报童在路口挥舞着晚报的号外，喊着什么，声音模糊不清。

　　沈静澜看着窗外，眼神放空。

　　他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他会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和一帮满口“久仰久仰”的人握手，听沈伯川把他介绍给各路“头面人物”，然后他会在某个角落里坐下来，喝一杯不怎么样的香槟，等宴会结束，回家，脱掉这身西装，继续写那篇关于关税改革的文章。

　　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只是这一次，他没想到，事情会完全脱离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