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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意外事件·顾霆钧受伤 他把自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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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上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说不大,是因为死的人不多——只有三个人。说不小,是因为这三个人里有一个是顾大帅的副官,而且这件事牵扯到了军火走私。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有人在宝山附近的码头发现了一批走私军火,顾大帅派顾霆钧带人去查。顾霆钧追查到了一个地下军火库,带着一小队人突袭的时候中了埋伏,对方有十几个人,火力很猛。交火中,顾霆钧的左臂中了一枪,子弹穿过肌肉,没有伤到骨头,但血流了不少。他的手下把对方全部击毙,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
沈静澜是第二天早上看到报纸才知道的。
那天早上他照例在早餐时看报,佣人把刚送来的《申报》放在他手边,他一边喝粥一边翻开,看到了第三版的一条新闻:
“顾大帅二公子遇袭,所幸无生命危险”
他的勺子停在了半空中。
粥从勺子的边缘慢慢滴落,滴在报纸上,把那行标题的“顾”字洇湿了一小块。沈静澜看着那个被粥洇湿的“顾”字,字迹模糊了,笔画晕开了,像一个正在融化的东西。
他的手没有抖。勺子稳稳地停在半空中,没有抖。
但他的胃在那一瞬间缩紧了——不是疼,是一种说不出的、类似痉挛的感觉,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腹腔里猛地攥了一下。
“大少爷?”旁边的佣人看到他的异样,小声叫了一句。
沈静澜回过神来,把勺子放回碗里,发出轻微的叮当声。他低头看了一眼报纸,把那则新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新闻写得很简略,只有一百多字,说顾霆钧在追查走私军火时遇袭,左臂中弹,已送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没有生命危险。
沈静澜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四个字。
然后他继续喝粥。
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他用勺子把那层膜拨开,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味同嚼蜡。
那天上午,他在银行里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讨论的是无锡纱厂的联合贷款方案,第二个会讨论的是沈氏银行下一季度的业务计划。他在两个会上都发言了,声音平稳,逻辑清晰,提出的建议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
散会之后,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
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几份需要签字的文件。他拿起第一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放下。拿起第二份,读了一遍,放下。拿起第三份——
他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
那些字他认识,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失去了意义。他的眼睛在看,但他的大脑在处理别的东西。
他在想顾霆钧的伤。
左臂中弹。子弹穿过肌肉。没有伤到骨头。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这些词在他的脑子里来回转,像一群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扑棱着翅膀,找不到出口。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黄浦江。江面上有几艘货船在缓缓行驶,船身上刷着不同公司的名字,有的是“招商局”,有的是“怡和洋行”,有的是他认不出的英文。
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臂。
那里没有伤口。但他的左臂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奇怪的、不是疼的感觉——是一种共情的、感同身受的、好像那颗子弹也穿过他的肌肉一样的幻觉。
他迅速把手从手臂上拿开。
“不要想。”他对自己说。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第三份文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上。这次他成功了——他读完了整份文件,理解了每一个条款,在上面签了字。
然后是第四份、第五份、第六份。
到了中午,他签完了所有的文件,处理完了所有的邮件,甚至连下周的日程都安排好了。
他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上那个白色的盒子——栀子花已经谢了,花瓣变成了枯黄色,缩成一小团,像一张皱巴巴的纸。他没有扔掉它们,也没有换新的,就让它们那么放在盒子里,像一个标本,或者一个证据。
他看了那个盒子几秒,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内线。
“老张,备车。”
“去哪里,沈先生?”
沈静澜沉默了两秒。
“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在法租界的边缘,是一栋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房,门口挂着“仁济医院”的牌匾,字是黑底金字的,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医院门口停着几辆车,其中有一辆黑色的雪铁龙,挂着军用车牌,沈静澜认出了那辆车——顾霆钧的。
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没有立刻下车。
他看着医院的大门,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吵架。
一个声音说:你不应该来。你来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乎他。你告诉过自己不在乎的,你告诉过自己他只是生意伙伴,你写了那封长信告诉他你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现在走进这扇门,那封信就成了一纸空文。
另一个声音说:你已经在乎了。从你看到报纸的那一刻起,你就在乎了。你来这里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让你自己不要再想那颗子弹穿过肌肉的画面,为了让你自己的左臂不要再有那种奇怪的幻觉,为了让你自己今天晚上能睡着觉。
沈静澜深吸了一口气,推开车门,下了车。
他穿着一件深藏青色的羊毛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羊绒围巾,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和一个普通的银行家来医院办事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的手——那只提着公文包的手——指节是泛白的。
医院的一楼大厅很安静,只有几个护士在走动,几个病人家属在长椅上坐着。沈静澜走到前台,问护士:“请问顾霆钧先生在哪个病房?”
护士抬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认出了他的衣服和气质不普通,没有多问,翻了一下登记本:“三楼,特护病房,出了电梯右转走到头。”
沈静澜道了谢,走上楼梯——他没有坐电梯,因为他需要那几层楼梯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表情。一级一级地走,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三楼的时候,他的脸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模样:平静的、无懈可击的、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走廊尽头,病房门口站着两个卫兵,穿着顾家军的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看到沈静澜走过来,两个卫兵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伸手拦住了他。
“先生,这里不能——”
“沈静澜。”另一个卫兵忽然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恍然大悟的意味,“二少爷交代过,沈先生来了直接进。”
他侧身让开了路,还主动帮沈静澜推开了病房的门。
沈静澜的脚步顿了一下。
顾霆钧交代过。
顾霆钧提前交代过,如果他来,不要拦他。
这意味着顾霆钧想过他会来。在受伤之后,在医院里躺着的时候,顾霆钧想过“沈静澜可能会来看我”,然后专门交代了门口的卫兵。
沈静澜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他把它放在心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留着以后慢慢想。
病房不大,但布置得很舒适——一张白色的病床,床头柜上摆着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几枝百合花;窗边有一张扶手椅,椅面上搭着一条格子毛毯;窗帘是浅蓝色的,拉了一半,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明亮的光斑。
顾霆钧靠在病床上。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病号服,上衣的袖子被卷到了肩膀,露出整条左臂。左臂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从肩膀一直延伸到肘关节,绷带外面还用胶布固定了几处,看起来很结实。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嘴唇的颜色也比平时浅,但眼睛还是亮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他正用右手拿着一份报纸在看,听到门响,抬起头。
看到沈静澜的那一刻,他愣了一下。
那个愣不是装的,是真实的、本能的、来不及掩饰的反应。他的眼睛睁大了一点,眉毛微微上抬,嘴巴微微张开,整张脸的表情在那一瞬间从“无聊”变成了“惊喜”——一种纯粹的、毫无杂质的、像孩子看到圣诞老人一样的惊喜。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痞气的笑,不是那种吊儿郎当的笑,而是一种柔软的、温暖的、像冬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发烫的笑。
“你怎么来了?”他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上翘的尾音。
沈静澜站在门口,一只手还搭在门把手上。他看着病床上的顾霆钧,目光从他的脸移到他的左臂,从左臂移回他的脸,然后迅速移开,落在窗外的那棵树上。
“路过。”他说。
顾霆钧的笑容加深了。
“路过医院?”他挑了挑眉,语气里带着一种“你骗谁呢”的亲昵,“你这路绕得够远的。沈氏银行在外滩,仁济医院在法租界边上,这中间隔了——”他故意顿了一下,“——至少七八条街吧?”
沈静澜没有接话。
他在门口站了两秒,然后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窗边的扶手椅上,自己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没有脱大衣,也没有解围巾,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尊被包裹在布料里的雕像。
“伤得怎么样?”他问,目光落在顾霆钧的左臂上,又迅速移开。
“死不了。”顾霆钧动了动左肩,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那个动作牵扯到了伤口,疼。但他没有叫出来,只是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活动肩膀,“就是以后阴雨天可能会疼。医生说子弹穿过肌肉,没有伤到骨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最好的结果应该是没有中弹。”沈静澜说。
声音不大,语气也不重,但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病房里的空气好像变了一种味道。不是火药味,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微妙的、难以命名的东西——像有人在一杯苦咖啡里加了一勺糖,苦味还在,但甜味也渗进去了。
顾霆钧看着沈静澜,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不是平时的戏谑,不是偶尔的认真,而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深层的、带着某种脆弱的东西。他的眼睛里有光,但那光不是燃烧的火焰,而是水面的粼光,温和的、流动的、让人想伸手去触碰但又怕它会散掉。
“沈静澜,”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是在担心我吗?”
沈静澜的回答快得不像回答,更像是一个条件反射——一种为了避免某种更危险的回答而紧急启动的防御机制。
“不是。”
太快了。
快到连他自己都不信。
顾霆钧没有拆穿他。他靠在枕头上,嘴角挂着一个若有若无的笑容,像一个知道答案但不想逼着对方承认的人。
“不管是不是,”他说,声音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你能来,我很高兴。”
沈静澜的手指在扶手椅的扶手上收紧了一下。
他没有说话。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慢慢移动着。窗外的树上有一只鸟在叫,叫声清脆而短促,像一颗一颗的珠子落在盘子里。床头柜上的百合花开着,花香淡淡的,和医院的消毒水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怪的、既像治愈又像伤感的味道。
沈静澜站起来。
“我该走了。”他说。
顾霆钧没有拦他,只是看着他从扶手椅上拿起公文包,整理了一下大衣的领子,向门口走去。
“明天还来吗?”顾霆钧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语气里带着一种“我知道答案但我还是想问”的试探。
沈静澜的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
“不来。”
他说。
然后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