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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火机与老码头   第三件 ...

  •   第三件旧物是一只Zippo打火机。
      送来修理的人姓方,叫方远征。七十二岁,老码头的水文观测员。他在北街尽头的水文站工作了五十年,每天记录潮汐高度、海水温度、风向风速。退休那天,他把用了半辈子的打火机掉进了海里。捞上来的时候,火轮锈死了,打不出火。
      “修不好了。”他站在修理铺柜台前,把打火机放在桌上,“好几个师傅都说修不好了。但我想试试。”
      打火机外壳上刻着一行字——“1968.3.18,远征存。”
      1968年3月18日。他第一天到水文站报到的日子。
      苏晚拿起打火机。火轮锈得厉害,火石风化成了粉末。棉芯碳化,油仓里全是海水干涸后的盐渍。但外壳是黄铜的,擦掉锈迹,底下还是亮的。
      “能修。但火轮要换,棉芯要换,油仓要清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不急。”方远征说,“我都退休了,有的是时间。”
      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海风吹了一辈子的脸,沟壑纵横,像一幅被反复修改的水文图。
      程砚洲正在修理铺的旧沙发上翻看父亲的笔记本,听见“水文站”三个字,抬起头。
      “方叔,您认识程远山吗?”
      方远征愣了一下。“程远山?渔业局那个报天气预报的?”
      “是我父亲。”
      方远征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是某种被时间掩埋了很久的东西忽然翻了出来。
      “认识。”他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又想起打火机坏了,把烟放下。“1970年代,他每天早晨播渔业气象。我在水文站,他在渔业局。他报天气,我测潮汐。他在电台里说‘今天适合出海’,我就看着渔船一艘一艘离开码头。他说‘今天有风浪’,我就看着它们一艘一艘回来。我们没见过面。但我听了他十年声音。”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封皮被海水浸过,纸张皱巴巴的,字迹却很清楚。每一天的日期,潮高,水温,风向,风力。最下面一行小字,记着程远山当天预报的内容。
      “1975年8月15日。潮高2.3米。水温24度。东北风4级。程远山预报:明日有台风,建议渔船回港。果然来了。他救了很多人。”
      翻到后面。
      “1976年10月15日。潮高2.1米。水温21度。北风3级。程远山预报:未来三天天气晴好,适合出海。他那天声音不对。说‘适合出海’的时候,停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
      程砚洲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很久。
      1976年10月15日。他父亲把手表送给周德海的日子。那是他最后一次播报渔业气象。之后他调去了省城,再没回过码头。
      “他停了一下,是因为那天他要走了。”程砚洲说,“他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播报。他知道第二天坐在话筒前的,不再是同一个人。”
      方远征沉默了。他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1976年10月15日之后,潮汐记录还在继续,但最下面那行“程远山预报”的内容,变成了空白。
      “他走后,换了人播报。新的播音员声音很标准,字正腔圆。但我不习惯。我听了他十年。他的声音有口音,津北口音,把‘东北风’念成‘东北轰’。新播音员念得很标准,我反而听不懂了。”
      他合上笔记本。
      “后来我也不记录了。不是偷懒,是没什么可记的了。”
      苏晚把打火机拆开。火轮锈得厉害,她用煤油浸泡了一整夜,用小刷子一点一点清理锈迹。锈迹下面是黄铜,擦亮了,还能反光。火石换新的,棉芯换新的,油仓清洗干净,灌满煤油。
      她把打火机装好,擦亮外壳。黄铜在台灯下泛着柔和的光。外壳上那行字重新变得清晰——“1968.3.18,远征存。”
      她试着拨动火轮。
      嚓。一朵小火苗跳起来。橘黄色,很稳。
      她把打火机递给方远征。
      方远征接过去,拨动火轮。嚓。火苗亮了。他看着那朵火苗,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包没点的烟,抽出一支,凑到火苗上。烟头亮起来,明灭了一下。
      他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被海风吹散。
      “五十年了。”他说,“这只打火机跟了我五十年。我点过无数支烟,每一支都是在码头边抽的。看渔船出海,看渔船回来。看潮涨潮落。这辈子没离开过这个码头。”
      他把打火机举到眼前,看着火苗在风里摇晃。
      “程远山那老家伙,走得那么早。他要是多留几年,也许我们会见面。也许会成为朋友。他在岸上报天气,我在码头测潮汐。我们做的是一件事。”
      程砚洲站起来,走到门口。海风很大,吹得他的风衣猎猎作响。他看着北街尽头的码头。水文站的小房子还在,白墙蓝顶,窗口对着海。
      “方叔,您每天测潮汐,是为了什么?”
      方远征想了想。
      “潮汐不会等人。它每天来,每天走。你记不记录,它都来。但我记录了五十年。不是为了潮汐。是为了那些出海的人。他们相信我记录的数字。数字错了,他们可能回不来。”
      他把打火机收进口袋。
      “程远山报天气预报,也是一样的。他知道有人在海上听。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别人的性命。所以那天他念‘适合出海’的时候,停了一下。不是念错了。是舍不得。”
      方远征走了之后,修理铺里安静了很久。
      程砚洲坐在旧沙发上,翻着父亲的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津北市渔业局的信纸,抬头印着红色的单位名称。纸上只有一行字,父亲的字迹——
      “1976年10月15日。最后一次播报。念到‘适合出海’时,忽然想起德海兄的船今天在海上。念不下去了。”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笔记本里。
      “他在话筒前停了那一秒。”程砚洲说,“方叔在水文站的笔记本上留了一页空白。周叔在海上听了四十多年,等一块表重新走动。三个人,一辈子没见过几面。”
      苏晚在记录本上打了第三个勾。
      “方远征,Zippo打火机。已取。取件人:本人。”
      四十五件。还剩四十四件。
      窗外,老码头的灯塔亮起来。灯光扫过海面,一圈一圈。潮水涨上来了,拍打着堤岸,发出低沉的声响。那是方远征记录了五十年的声音。也是程远山在收音机里预报了十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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