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了六年的白月光竟成他人妻gl》多肉皮很薄

15、室友 五天，她像

　　母亲在上海待了五天。

　　这五天里，林晚活得像个双面间谍。白天陪母亲逛街、吃饭、聊天，扮演一个孝顺的女儿；晚上等母亲睡下之后，偷偷给苏晚宁发消息，说“我想你”，说“对不起”，说“再过两天就好了”。

　　苏晚宁每次都会回“没事”，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林晚知道苏晚宁在生气。不是因为苏晚宁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没有撒娇，没有抱怨，没有“你妈什么时候走”这种以前会说的话。她只是在配合，像一个称职的演员，按照剧本完成自己的戏份，不NG，不加戏，不抢戏。

　　这种配合让林晚更难受。她宁愿苏晚宁发脾气，宁愿她骂自己没出息，宁愿她哭着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永远见不得光”。那样的话，至少她们还在同一个频道上，至少苏晚宁还在乎。

　　但现在，苏晚宁什么都不说，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这种接受不是释然，而是放弃。她放弃了挣扎，放弃了抗争，放弃了让林晚改变的可能性。她只是在等待，等待这五天过去，等待母亲离开，等待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但原来的轨道已经不存在了。

　　母亲走的那天，林晚送她去火车站。在进站口，母亲突然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锦囊，塞进林晚手里。

　　“这是什么？”林晚问。

　　“你去庙里求的姻缘符，”母亲说，表情有点不好意思，“上次跟你王阿姨去灵隐寺，顺便给你求的。你戴上，说不定就灵了。”

　　林晚握着那个红色的锦囊，感觉手心在发烫。锦囊很轻，轻得像什么都没有，但林晚觉得它重得让她抬不起手。

　　“妈，我不信这个。”林晚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母亲拍了拍她的手，“妈不是催你，就是希望你早点找到合适的人，安定下来。你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妈不放心。”

　　林晚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被岁月和生活打磨过的脸，眼角有细纹，嘴角有法令纹，眉毛是纹过的，颜色已经褪成了不自然的青灰色。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看她的，眼睛里装着太多的东西，有关心，有担忧，有期待，还有那种只有母亲才有的、无条件的、不问回报的爱。

　　她握着锦囊的手松了。

　　“好，我戴着。”林晚说，把锦囊放进了口袋。

　　母亲笑了，那个笑容里有种“终于听话了”的满足。她伸手帮林晚理了理衣领，说：“照顾好自己，别总吃外卖，自己做点有营养的。钱是赚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

　　“知道了，妈。”

　　“那我走了，”母亲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你那个室友，让她回来住吧，老住在人家那边也不方便。”

　　林晚愣了一秒，然后心跳猛地加速。母亲说“你那个室友”的时候，语气是随意的，像在说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林晚从那个随意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母亲什么都知道，或者至少，母亲猜到了一些什么。

　　“什么室友？”林晚问，声音有点紧。

　　“就是你那个朋友啊，你不是说她之前住在你那儿吗？这次我来，她就把房间让给我了。”母亲的表情没有任何异常，语气也很正常，“人家对你挺好的，你请人家吃顿饭，谢谢人家。”

　　林晚松了一口气，但那口气松到一半又提了起来。母亲说“请人家吃顿饭”，说明母亲以为苏晚宁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会“让房间”的、热心肠的普通朋友。她没有往别的方向想，或者她不想往别的方向想。

　　“好，我会的。”林晚说。

　　母亲点了点头，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候车室。她的背影在人海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安检口的后面。

　　林晚站在原地，手里还握着那个锦囊，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苏晚宁发来的消息：“你妈走了吗？”

　　林晚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她发了两个字：“走了。”

　　苏晚宁回：“那我晚上回来。”

　　林晚看着那五个字——“那我晚上回来”——觉得这五个字比任何情话都让她想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这五个字里有太多她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有等待，有忍耐，有委屈，有原谅，还有那种“不管怎样我都在这里”的、笨拙的、不聪明的坚持。

　　她把锦囊放进口袋最深处，走出火车站，打了一辆车回家。

　　车窗外，上海的冬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半，剩下一半挂在枝头，黄中带绿，绿中带黄，像一首没写完的诗。

　　林晚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母亲说的那句“你那个室友”。

　　室友。

　　她和苏晚宁同居了一年多，她们睡同一张床，用同一双筷子，喝同一杯水，她在苏晚宁面前哭过、笑过、卸下过所有的伪装。但在母亲嘴里，苏晚宁只是一个“室友”，一个可以被随意提起、随意放下、不存在任何特殊意义的存在。

　　她不知道是应该庆幸母亲没有发现，还是应该悲哀她们的关系如此容易隐藏。

　　也许两者都是。

　　也许两者都不是。

　　也许她只是累了，累到不想再去想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