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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那本书   第二天 ...

  •   第二天,我带了那本书。沈岸说的,随便,你挑的就行。我在他的书架上站了很久,手指从一本书划到另一本书,不知道该拿哪一本。他的书不多,设计类的画册占了大半,文学类的只有几本,都看过了。最后我拿了一本自己的书,是我从北方带过来的,封面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白了。书不厚,我想他应该能看完。

      到医院的时候是上午。走廊里还是那样,灯管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护士站换了个人,短头发的,低着头在写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我走过那排蓝色的塑料椅子,走过开水间,走过11床,到了12床。

      沈岸不在床上。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正中间,床头柜上放着那只透明玻璃杯,水是满的,没有喝过。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倒扣在枕头上,翻到了一半。我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那本书,不知道该放哪儿。隔壁床的老人醒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像两颗玻璃球。老人的家属不在,那个穿暗红色棉袄的中年女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机器还在滴滴地响,声音单调重复,像某种不会停歇的、永久的时钟。

      “他去做检查了。”老人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着木头。我转过头看他,他依然看着天花板,没有看我。“早上八点多就推走了。”他说完闭上眼睛,像是说这几句话就用光了所有的力气。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点干涸的、暗红色的痕迹。

      我说了声谢谢。他没有回应,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想再说话了。机器继续滴滴地响着,窗外的阳光慢慢地移动,从窗台移到床头柜,移到那只装满水的玻璃杯上。水折射着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波光粼粼的影子。

      我把书放在沈岸的枕头上,在那本书旁边,并排靠着。两本书的封面颜色不一样,一本深蓝,一本旧得发白。它们靠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像两个并排坐着的人。我拉过那把掉漆的白色铁椅坐下来,椅子又咯吱响了一声,这次我没有在意。我坐在那里等。

      等。

      时间过得很慢。慢到我开始数窗外飞过的鸟。一只,两只,三只。三只之后就没有了。天空空荡荡的,连云都没有,只是一片灰白色的、无边无际的空。楼下的小花园里有人在散步,穿病号服的中年男人,后面跟着一个拎着袋子的女人。他们走得很慢,男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女人就站在旁边等,不急不催。等男人喘匀了,再继续走。

      我看着他们从花园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回来。走回来的时候男人手里多了一个橘子,是女人从袋子里拿出来的。他剥开橘子,把橘子皮递给女人,自己吃了一瓣。他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了不起的美味。只是一瓣橘子而已。甜的,酸的,汁水很多。我以前不知道橘子这么了不起。

      快十一点的时候,沈岸被推回来了。他躺在一张窄窄的推车上,身上盖着浅蓝色的薄被,脸色比昨天更白了,嘴唇几乎没有颜色,像两条褪了色的丝带。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微微颤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只是在闭目养神。推车的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安静得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护工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深绿色的工作服,把推车停稳,说:“帮忙扶一下。”

      我站起来,和护工一起把他从推车上移到床上。他的手很凉,凉到不像一个活人的温度。他的身体很轻,轻到让我觉得手里抱着的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成年男人,而是一捆干柴,一捧枯枝,一阵风就能吹散的东西。

      他躺到床上的时候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浑浊了一会儿,像一杯被搅浑的水,慢慢地,慢慢地,沉淀,变清,最后焦点落在了我脸上。

      “你来了。”他说,声音很轻,像一片纸落在地上,没有声响,但你知道它落了。

      “嗯。”

      “带书了吗?”

      “带了。”

      他转过头,看到枕头上并排靠着的那两本书。他的目光在那本旧书上停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把那本书拿起来,翻到第一页。他的手指很慢地翻过扉页,看到上面写着的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的笔迹,很多年前写上去的,墨水已经洇开了,字迹有些模糊。他看着那个名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

      “这本书我看过。”他说。

      “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

      “讲的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讲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找另一个人。”

      “找到了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很弱,像快熄灭的蜡烛,风一吹就会灭,但此刻还亮着。“找到了。”他说,然后把目光移开了,看向窗外。窗外是那栋灰色的楼,灰色的墙,灰色的空调外机。没有海,没有山,没有任何值得看的东西。但他看得很认真,认真到像是在看一幅名画。

      中午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来了。还是昨天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大褂口袋里别着三支笔,一支黑色,一支红色,一支蓝色。他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翻了两页,又合上了。

      “沈岸。”他叫了一声。

      沈岸转过头看着他。

      “昨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一部分。”医生顿了顿,推了一下眼镜,“有些指标不太理想。我们建议做一个骨髓穿刺,进一步明确诊断。”

      骨髓穿刺。这四个字落下来的时候,病房里的空气好像忽然被抽走了。我坐在椅子上,手握着扶手,握得很紧,铁扶手是凉的,凉意顺着掌心往上爬,爬到手腕,爬到手臂,爬到肩膀。沈岸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看着医生,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说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好。像在回答“今天天气不错”,像在回答“吃饭了吗”。平静得不像是在面对一个可能需要骨髓穿刺的诊断。医生在文件夹上写了几个字,说会尽快安排,然后走了。白大褂消失在门口,脚步声渐渐远去,嗒,嗒,嗒,嗒,和昨天一样。但今天那嗒嗒声听起来不一样了,多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

      房间里安静下来。老人的机器继续滴滴响着,老人的家属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给老人喂水,一勺一勺的,水从勺子边沿漏出来,顺着老人的下巴往下流。她用纸巾擦掉,又喂了一勺。沈岸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管的位置延伸到墙角,分了一个叉,像一条分岔的河流。和家里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很像,但不是同一道。这道更长,更宽,更深。

      “陈屿。”

      “嗯。”

      “骨髓穿刺,就是把骨头钻个孔,用针抽里面的骨髓。”

      他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一段科普文字。但他的手在被子里微微蜷着,手指攥着床单,攥得很紧,指节泛白。床单是白色的,被攥出了几道深深的褶子,像干旱土地上裂开的缝。

      “我知道。”我说。

      “你怕不怕?”他问。

      我愣了一下。他问的不是“我怕不怕”,他问的是“你怕不怕”。他在担心我。他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瘦得像一把枯柴,即将要做一个骨髓穿刺,他在问我怕不怕。

      “不怕。”我说。

      他笑了一下。很轻,很短,像一盏灯闪了一下,又灭了。“我也不怕。”他说。

      下午的时候,护士来给他量体温。三十七度五,低烧。护士在记录本上写下这个数字,说多喝水。沈岸点了点头,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两口。水大概已经凉了,他喝的时候皱了一下眉,但没有停下,又喝了两口。

      “水凉了怎么不叫我?”我把水壶拿过来,给他倒了一杯热的。热气从杯口冒出来,袅袅的,像一条白色的丝带,在空气中拧了几下,散开了。他把热杯子捧在手心里,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一只小小的、温暖的炉子。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泛着健康的粉色。从手看,看不出他是个病人。手还是那双干净修长的手,画图的手,握笔的手,借我笔帽不还的手。

      “陈屿。”

      “嗯。”

      “你回去上班吧。别老请假。”

      “请假了。”

      “别请了。”

      “请都请了。”

      他不再说什么,低头喝着热水。热气模糊了他的脸,他的睫毛上沾了一点水汽,亮晶晶的,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我看了一眼窗外,天又暗了一些,云层更厚了,像一床厚重的棉被,压在城市的上空,压得人喘不过气。楼下花园里那个散步的中年男人不在了,长椅上空荡荡的,上面落了几片枯叶,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又吹起来。

      傍晚的时候,他催我走。

      “天快黑了,早点回去。”他说,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自己的肩膀。那件浅蓝色的病号服领口很大,露出一截锁骨,锁骨下面是一小片白得发青的皮肤,能看到血管的走向,像一幅褪色的地图。

      “明天还来。”我说。

      “带那本书。”

      “哪本?”

      “那本。”他看了一眼枕头旁边那本旧书,“我想再看一遍。”

      我说好。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椅子又咯吱响了一声,这次声音更大了,像是在抗议,又像是在告别。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靠在枕头上,手里捧着那杯已经不太热的水,眼睛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他没有看我。他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安静,安静到像一幅画。画里的人不会老,不会病,不会疼,不会走。

      我走出了病房。走廊很长,灯管已经亮了,惨白的光照得人头晕。护士站里两个护士在交班,一个在脱白大褂,一个在穿。脱下来的白大褂搭在椅背上,皱巴巴的,像一张褪了色的皮。电梯到了,我走进去,门关上。数字从7变成6,从6变成5,从5变成4。每一层都停,每一层都有人进来。进来的人手里都提着东西,饭盒,水果,保温杯。每个人的表情都差不多,木然的,疲惫的,像被什么东西抽走了力气。

      一楼到了。我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风比昨天大,吹得路边的梧桐树枝哗哗地响,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着,像无数只干枯的手在挥动。街对面的奶茶店还亮着灯,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站在门口,嘻嘻哈哈的,在等他们的奶茶。他们不知道这扇门里面是什么,他们不需要知道。

      手机震了一下。沈岸发来的:“到家了说一声。”

      我打了两个字:“好。”

      发送。

      然后我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对面那几个中学生。奶茶好了,他们拿着奶茶走了,一边走一边笑,其中一个把奶茶杯举起来,碰了一下另一个人的杯子,发出清脆的、塑料碰撞的声音。他们在路灯下走远了,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分开,又交叠。他们不知道,很多年以后,他们也许会站在一扇门前,手里握着一颗橘子味的糖,等着一个人。

      风吹过来,很冷。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走下台阶,走进了那片灰蒙蒙的、没有星星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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