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屿岸》开张打烊

47、住院 周一早上，

　　周一早上，下着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根极细的针。沈岸起得很早，我醒的时候他已经洗漱好了，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把梳子，对着镜子梳头。他梳得很慢，一下一下的，从前额到后脑，动作很轻，像是怕梳疼了自己。头发比以前薄了一些，梳齿划过的时候，能看到底下白生生的头皮。

　　他换了一件干净的卫衣，浅灰色的，领口没有字母也没有图案。裤子是深蓝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白色的旧运动鞋。他穿好衣服站在镜子前看了自己一眼，拉了拉卫衣的下摆，把歪了的领口正了正。

　　“走吧。”他说。

　　我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他的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还有一本书，他昨晚放在床头柜上的，深蓝色封面，上面画着一只鸟。袋子不重，但提在手里沉甸甸的，像装满了铅。我们下楼，打了一辆车。去医院的路上他靠着车窗，雨水打在玻璃上，窗外的风景被水珠扭曲了，变成一片模糊的、流动的颜色。他看着那片模糊的颜色，表情很安静。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他让我坐在大厅等。

　　“你去那边坐着，我自己办。”他说，把我手里的袋子接过去，转身走向了窗口。我站在大厅中间，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很慢，步子不大，卫衣在腰那里堆出了几道褶子，因为太瘦了。他在窗口前站定，把医保卡和住院单从窗口递进去。里面的护士低头看了一会儿，抬头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他点了点头，又在什么单子上签了字。

　　我在不远处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蓝色的，硬邦邦的，坐上去凉飕飕的。大厅里很多人，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有人在发呆。一个女人坐在我旁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女人看着怀里的孩子，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出声。

　　沈岸办完手续走过来，手里多了一张住院手环，蓝色的，戴在左手手腕上。他在我旁边坐下来，把手腕伸给我看。那只手环很窄，塑料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床号和入院日期。他的手腕太细了，手环在腕骨上面松松地滑来滑去，像一只不合尺寸的表。

　　“几号床？”我问。

　　“12。”

　　“什么科？”

　　“普通内科。”

　　他没有说是什么病。我也没有问。因为我知道，那张被他折成小方块的报告单上，写的不是“普通内科”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愿意告诉我，他会说的。现在他不说，我就不问。不问，就还能假装一切只是“普通内科”。

　　我们在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他靠着椅背，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排日光灯，灯管有些年头了，发着微弱的、忽明忽暗的光，像快要熄灭了。他就那样仰着头看着那些灯，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

　　“走吧。”他站起来。

　　住院部在七楼。电梯很慢，每一层都停，上来的人手里都提着东西——饭盒、水果、保温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差不多，木然的，疲惫的，像被什么东西抽走了力气。沈岸站在我前面，他的后脑勺离我很近，我能看到他后颈上那颗小小的痣，还有发际线边缘一些细碎的、新长出来的绒毛。

　　七楼到了。走廊很长，灯管把走廊照得惨白，地上铺着浅灰色的地胶，走上去没有声音。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医院特有的气味——大概是病号服上的洗衣粉味，大概是药水味，大概是别的什么味道。护士站里有两个护士在低头写东西，白大褂，蓝色口罩，只露出额头和眼睛。她们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

　　12床在走廊尽头，朝南。

　　房间不大，三张床，靠窗那张是空的。沈岸的床在中间，靠门那张床上躺着一个老人，闭着眼睛，鼻子里插着透明的管子，旁边的机器滴滴地响着，有节奏，像心跳。老人的家属坐在床边，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暗红色的棉袄，手里握着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

　　沈岸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雨已经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光从那里漏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床单上，落在他的手背上。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另一栋楼，灰色的，墙上爬满了空调外机，像一只巨大的蜈蚣。楼下有个小花园，几棵光秃秃的树，一条鹅卵石小路，一个空荡荡的长椅。

　　“这个房间有阳光。”他说。

　　“嗯。”

　　“你不是说朝南的房子好吗。”

　　“我说的是朝南的窗户。”

　　“差不多。”

　　他在床边坐下来，床垫陷下去一点。他用手按了按床垫，皱了皱眉。床垫很薄，弹簧硌着手心。我站在旁边，手里还提着那个袋子，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床头柜太小了，放不下什么东西。柜面上已经有一壶水和一只杯子，玻璃杯，透明的，杯壁上印着医院的标志。

　　我把袋子放在地上，靠墙放着。袋子倒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响，他转过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去了。

　　“你回去吧，”他说，“下午还要上班。”

　　“请过假了。”

　　“不用请假，我没事。”

　　“我请过了。”

　　他不再说什么，继续看着窗外。阳光慢慢地移动，从他的手背移到他的手腕，移到那只蓝色手环上。塑料手环在阳光下半透明，能看到里面细细的纹路。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搭在膝盖上，像几根安静的、白净的树枝。

　　护士来了。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辫，推着小车，上面放着体温计和血压仪。她把体温计递给沈岸，夹在腋下，又把袖带绑在他上臂上，开始充气。袖带鼓起来，发出嘶嘶的声音，像一条蛇在吐信子。沈岸安静地坐着，任她摆弄。他看着那个护士，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在看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血压有点低。”护士说，在记录本上写了几个字，“以前血压低吗？”

　　“不知道。”沈岸说。

　　“回头医生会来看你。”护士说完推着小车走了。白色的小车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安静得像一只鬼。

　　我站在床边，看着沈岸。他把体温计从腋下拿出来，看了一眼，放回托盘里。他的手指捏着体温计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在抖。很轻微的抖，像是冷的，又像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把窗帘拉大了一些，让更多的阳光进来。阳光落在他肩膀上，落在他灰色的卫衣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发亮。他在那片光里显得很不真实，像一个正在慢慢褪色的、纸做的剪影。

　　“陈屿。”

　　“嗯。”

　　“你把那本书给我。”

　　我从袋子里找出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递给他。他接过去，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低头看了起来。他看得很慢，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很久，像是在细细地咀嚼每一个字。他的睫毛垂下来，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那片阴影很安静，安静到像是画上去的。

　　我拉过椅子，在床边坐下来。椅子是铁的，漆成白色，有些地方掉漆了，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坐上去咯吱响了一声，像在抱怨。我没有再动，就那样坐着，看着他看书。

　　房间里很安静。老人的机器滴滴地响着，老人的家属继续削着那个苹果，苹果皮断了几次，一小段一小段地落在她膝盖上的塑料袋里。窗外偶尔传来汽车喇叭声，很远，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沈岸翻过一页纸，手指在纸面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看。他的表情随着文字在变化——眉头微微蹙了一下，又松开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又恢复了。他看书的时候是活的。不像平时那样把自己封在一个壳子里，而是随着书里的内容起起伏伏，像一条河，有波光，有涟漪。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第一次在天台上等流星的夜晚。那晚没有流星，只有风，只有夜空中几颗稀稀拉拉的星星，只有我们并排躺着，中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安安静静的，不说话，不解释，不承诺。他只是在那里。只是在那里，就够我记住一辈子了。

　　护士又来了一趟，抽了两管血。沈岸把袖子撸上去，露出瘦削的手臂，皮肤白得发青，血管在肘弯处蜿蜒着，像一条细细的蓝色河流。护士扎针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没有叫出声。针头扎进去，暗红色的血液顺着管子流进试管里，一管，两管。拔针的时候他用棉签按着针眼，按了很久。棉签上洇开一小片红色，像一朵开在冬天的、小小的花。

　　中午我去医院食堂买了饭。食堂在地下一层，灯光昏暗，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味道，油腻腻的，混着消毒水的味道，让人没什么胃口。我打了两个菜——西红柿炒鸡蛋和清炒西兰花——还有一碗米饭，装在白色的一次性饭盒里。回到病房的时候，沈岸已经坐起来了，枕头靠在背后，手里还拿着那本书。他看到我进来，把书放下。

　　“吃什么？”他问。

　　“西红柿炒鸡蛋，西兰花。”

　　他接过饭盒，拿起一次性筷子，掰开，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没有你做的好吃。”他说。

　　“将就吃。”

　　他吃了一半，把饭盒放下了。不是吃饱了，是吃不下了。以前他能吃一整盒饭，现在半盒就撑了。我把剩下的饭盒收走，扔进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里。垃圾桶是绿色的，盖子翻上去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一个不太情愿的回答。

　　下午医生来了。四十多岁的男人，白大褂，戴眼镜，手里拿着一沓病历。他站在沈岸床前，翻着那沓纸，眉头微微皱着。沈岸靠在枕头上，仰头看着他。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病房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

　　“检查结果还要等几天。”医生说，合上病历，“你先安心住着，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叫护士。”

　　“好。”沈岸说。

　　医生走了。白大褂消失在门口，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嗒，嗒，嗒，嗒，和普通人的脚步声没有区别。但他手里那沓纸上写着的那些字，那些数字，那些指标，对沈岸来说，可能意味着所有的区别。

　　傍晚的时候，我该走了。

　　医院有探视时间，过了时间就不能留了。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铁椅腿蹭在地胶上，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沈岸从书里抬起头，看着我。

　　“明天还来？”他问。

　　“来。”

　　“带本书。这本快看完了。”

　　“带什么？”

　　“随便。你挑的就行。”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脸照成了金色。他的眼睛很亮，和平时一样亮，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他冲我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像风一样。

　　我笑了一下，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很长，灯管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照得人头晕。我走过护士站，走过电梯口，走过楼梯间。我的脚步很快，快到我几乎是在跑。但我没有跑。我只是走得很快，快到来不及想任何事情。因为只要一慢下来，那些被我压在心里一整天的东西就会涌上来。那些东西太多了，太沉了，我扛不住。

　　电梯来了。我走进去，门关上。电梯缓缓下降，数字从7变成6，从6变成5，从5变成4。每一层的按键都在亮，都在灭，像一颗一颗正在熄灭的星星。

　　一楼到了。门打开，大厅里的人少了很多。我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雨已经停了，空气里有泥土和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凉凉的，湿湿的，吸进肺里，带着一种不属于冬天的、春天的气息。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车灯一道一道地划过，红的白的，像流星。但流星是许愿用的，这些车灯不是。它们只是路过，只是经过，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手机震了一下。

　　沈岸发来的：“到家了说一声。”

　　我打了两个字：“好。”发送。

　　然后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车灯，看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手插进口袋，朝公交站走去。

　　口袋里有一颗糖。橘子味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糖纸已经皱了，隔着纸能摸到里面硬硬的糖。我没有拿出来，就那样握着它，握了一路。

　　手心里慢慢变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