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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归途 回去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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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日子定在冬至前一周。
沈岸请了三天假,我把年假凑了凑,凑出了五天。车票是他买的,还是两张并排的座位,他靠窗,我靠过道。车开之前他在虹桥站的便利店买了一袋橘子,说是路上吃。我说高铁就四个半小时,吃不了这么多。他说,你闭嘴。
他大概也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回去。
一路上他都在看窗外。风景从绿色变成黄色,从水田变成旱地,从高楼变成平房。他把橘子剥了一个,递给我一半,自己拿着一半,一瓣一瓣地往嘴里送。橘子很甜,汁水很多,吃得他满手都是橘色的汁。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手的时候把纸巾揉成了一团,攥在手心里,没有扔。
“沈岸。”我说。
“嗯。”
“你紧张?”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把那团纸巾展开又揉起来,展开又揉起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他把纸巾塞进座椅后背的垃圾袋里,说了一句:“你妈喜欢吃什么?”
我愣了一下。
“什么?”
“你妈喜欢吃什么?我不能空手去。”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眉头微微蹙着,像在做设计方案的时候斟酌每一个细节。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个地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疼,但很满。
“你不用买东西。”我说。
“不行。”
“那买箱牛奶就行。”
“牛奶太随便了。”
“那你看着买。”
他不说话了,转过头继续看窗外。但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食指和中指交替起落,像在敲一种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节拍。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从高中就有了。以前考试前他会这样敲,以前站在我教室后门等我的时候也会这样敲。
我伸手按住了他的手指。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我的手。我的手覆在他的手背上,掌心的温度慢慢传过去。他的手背是凉的,大概是车窗漏风。我没有松开,他也没有抽开。就这样覆着,一直到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说了声“让一让”,我们才同时把手缩了回去。
对视了一眼。
他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像春天湖面上第一道裂开的冰纹。
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
北方的天灰蒙蒙的,太阳像一块被磨砂玻璃挡住的灯泡,只发出一点惨白的光。空气是干的,冷得干脆利落,不像上海的湿冷那样黏黏糊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肺里凉丝丝的,鼻腔里全是熟悉的、煤烟和干冷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沈岸站在我旁边,也吸了一口气。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巾绕了两圈,把半张脸都埋进去了。他呼出的白气从围巾的缝隙里冒出来,一团一团的,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真冷。”他说。声音闷在围巾里,瓮瓮的。
“比上海冷多了。”
“我知道。”他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点笑意,“但我这次穿了秋裤。”
我也笑了。
我们打车回家。出租车在灰扑扑的街道上穿行,经过那条走了三年的路,经过那棵歪脖子槐树,经过那所已经进不去的学校。沈岸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窗外。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沙哑的嗓音在车厢里回荡,说的是隋唐演义,秦琼卖马。
车停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沈岸没有马上下车。
他坐在后座,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又开始敲了。食指,中指,食指,中指。评书还在继续,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大概觉得这两个人有点奇怪。
我没有催他。
我在等他。
过了大概十几秒,他深吸了一口气,拉开了车门。冷风涌进来,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凛冽的、干燥的气息。他站在车门外,伸出手,把后备箱里的那个袋子拿了出来——是一箱牛奶和一盒点心,他在车站买的。牛奶是特仑苏,点心是稻香村的,红纸盒,上面印着“福”字。
他拎着那个袋子,站在我家楼下,仰头看着那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六层,没电梯,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迹斑斑,有几家的窗台上摆着葱和蒜,有一家的窗台上晒着被子,蓝底白花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不太结实的帆。
“几楼?”他问。
“五楼。”
“没电梯?”
“没有。”
他看了我一眼,表情像是在说“你怎么不早说”。我笑了一下,接过他手里的袋子,说,走吧。
楼梯很窄,两个人并排走不下,他走在我后面。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只有从楼梯拐角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勉强能看清台阶。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他的,我的,交叠在一起,像某种古老的回声。
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
“陈屿。”
我转过身。他站在下面两级台阶上,仰头看着我。楼道的光线很暗,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
“你妈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我看着他。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问过,但都知道它存在。它像一块石头,一直放在我们心里,不重不轻,刚好够你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又不会让你走不动路。此刻他把这块石头搬了出来,放在我们之间的台阶上,等着我回答。
我想了一会儿,说:“那就慢慢来。”
“慢慢来是多久?”
“不知道。一年,两年,十年。”
“要是永远不同意呢?”
“不会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是我妈。”我顿了顿,“因为她只是想让我过得好。只要我过得好,她最后都会同意的。她只是需要时间。”
沈岸看着我,嘴唇微微抿着。他的表情在暗光里看不太清,但我感觉到他的目光,沉沉的,热热的,像冬天的太阳,不太烈,但暖。
“走吧。”他说。
他上了两级台阶,走到我旁边。这一次他没有走在我后面,而是走在我旁边。楼梯太窄,他的肩膀蹭着墙壁,石灰蹭在黑色羽绒服的袖子上,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他没有在意。
五楼到了。
我站在家门口,掏出钥匙。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的手有一点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沈岸站在我身后,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后脑勺上,像一只手,轻轻地、稳稳地放在那里。
门开了。
屋子里飘出炖肉的味道。是红烧肉,我妈的拿手菜,放了很多冰糖,甜口的,我从小吃到大。玄关的灯亮着,鞋柜上摆着两双拖鞋,一双蓝色的是我爸的,一双粉色的是我妈的。鞋柜旁边多了一双新的灰色的拖鞋,码数很大,一看就不是给我爸的。
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头发比上次回来的时候又白了一些,围裙系在腰上,手上还拿着锅铲。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一下,然后目光移到我身后,看到了沈岸。
笑容没有消失。但变了。
变得更深了,更复杂了,像一潭被风吹皱的水,涟漪一层一层的,看不清最底下是什么。
“妈,”我说,“这是沈岸。”
沈岸从我身后走出来,站到我旁边。他手里还拎着那个袋子,手指攥着袋子的提手,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的表情很郑重,郑重到不像平时那个懒懒散散的沈岸。他微微弯了一下腰,声音有一点紧,但很清楚。
“阿姨好。”
我妈看着沈岸,看了大概有两秒钟。那两秒钟很长,长到我能听见厨房里红烧肉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长到我能听见窗外风吹过防盗网发出的呜呜声,长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
然后我妈笑了。
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笑,是真正的、带着一点无奈的、做母亲的那种笑。她把手里的锅铲换到左手,右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伸出来,朝沈岸招了招手。
“进来吧,”她说,“外面冷。”
沈岸看了我一眼。
我看不懂他那个眼神里是什么——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紧张了,还是别的什么。但他的肩膀微微松了一下,那个紧绷的、像弓弦一样的弧度,终于软了一点。
他迈过了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