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前街7号》稷余

8、京城女孩 徐宇骏到意

　　徐宇骏到意大利的第二年春天，在佩鲁贾的一个展览上，遇见了一个京城女孩。展览设在城中心的 Palazzo 里，十六世纪的建筑，穹顶上画着巴洛克式的天使和云朵。展厅里陈列着当地艺术家的作品，油画、雕塑、装置，乱七八糟的，徐宇骏其实看不太懂。他来是因为老师要求写一篇观展报告，文物修复专业也要学点当代艺术，说是“拓宽审美边界”。
　　他站在一幅巨大的抽象画前面，假装在思考。画上全是蓝色的色块，深浅不一，像一块被人揉皱了的布。他正琢磨着怎么凑够八百字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讲中文。
　　“这画的是什么东西？我三岁侄子涂得都比这个好。”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带着一股京腔，儿化音卷得恰到好处。徐宇骏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国女孩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驼色的大衣，头发披着，手里拿着一本展览手册，正皱着眉看那幅画。她的五官很精致，眉眼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傲气，像一只不愿意被摸的猫。
　　她注意到徐宇骏在看她，侧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那种打量不是好奇，是评估，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大概用了两秒钟，然后她的目光就收回去了，像什么都没看见。没有微笑，没有点头，没有任何“你好我也是中国人”的表示。她转过身，踩着靴子走了，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哒哒哒哒，走远了。
　　徐宇骏站在原地，手里拿着笔记本，上面只写了三个字：“蓝色的。”
　　他后来才知道，她叫苏西，中文名苏知语，在佛罗伦萨学时尚设计。那天她也是被老师逼着来看展的，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她心情不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展览太无聊，比如佛罗伦萨到佩鲁贾的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比如她刚被一个中国留学生骗了一笔钱。
　　那个留学生自称是她的老乡，家里做生意的，说要跟她合伙做一个服装品牌，让她投钱。她投了，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微信拉黑，电话停机，连他在米兰的住址都是假的。五万欧元对苏西来说不算什么，但她咽不下这口气。她从小到大只有她骗别人的份，什么时候轮到她被人骗了？
　　所以她看谁都像骗子。
　　苏西翻了个白眼。在意大利，中国人骗中国人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以为都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错，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
　　第二次见面，是在徐宇骏打工的中餐馆。
　　那天是周六中午，店里生意异常火爆，接近尾声的时候菜都用完了，老板派人去采购。徐宇骏在后厨刚炒完宫保鸡丁没有新的菜单“小徐，帮忙端过去吧。”
　　他擦了擦手，端着宫保鸡丁走出去。一抬头，看见了苏西。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一个意大利女孩，两个人正在用意大利语聊天。苏西还是那副样子，头发散着，穿了一件黑色的薄毛衣，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项链，坠子是一颗很小的星星。她看见徐宇骏端着菜走过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他，大概是想起了那个在展览上被她无视的男生。
　　“是你？”她说。
　　“嗯。”徐宇骏把菜放在桌上，“宫保鸡丁，慢用。”
　　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苏西叫住他，“你在这儿打工？”
　　“嗯。”
　　“你不是学文物修复的吗？”
　　“学文物修复不能打工？”
　　苏西被他噎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怼回去。她旁边的意大利女孩好奇地看着他们，用意大利语问了一句“你认识他？”苏西用法语说了一句“不认识”，然后又看了徐宇骏一眼。
　　那一眼和展览上不一样。展览上那一眼是空的，像看一件家具。这一眼里有一点别的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
　　徐宇骏没再说什么，回了后厨。
　　过了一会儿，周老板又喊他：“小徐，三号桌的客人说宫保鸡丁好吃，问是谁做的。”
　　“我跟人家说了是你做的，人家要谢谢你。你出去一下。”
　　徐宇骏没办法，擦了擦手，走出去。苏西手里拿着一杯啤酒，靠在椅背上，看见他出来，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之前不一样，不是展览上那种拒人千里的冷，也不是刚才那声“是你”里的意外，而是一种带着点挑衅的、故意为之的笑。
　　“你做菜的不错。”她说。
　　“……跟老板学的，你喜欢就好。”
　　苏西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露出一颗小虎牙。
　　“你叫什么来着？”
　　“徐宇骏。”
　　“沉默的徐宇骏。记住了。”
　　她端起啤酒杯，朝他举了一下，喝了一口，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不再看他。徐宇骏回了后厨。
　　苏西后来开始常来。一周一次，有时候两次。她每次来都点不一样的菜，西红柿炒鸡蛋、鱼香肉丝、麻婆豆腐、酸辣土豆丝。她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鉴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吃完之后她会叫徐宇骏出来，要么说“今天的鱼香肉丝咸了”，要么说“酸辣土豆丝不够酸”，要么说“还行，有进步”。
　　“你每次都挑毛病，那你还来？”徐宇骏有一次忍不住问。
　　“我花钱吃饭，还不能提意见了？”
　　“你可以提。”
　　苏西瞪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真的生气，反而带着一点被拆穿的心虚。
　　“我就是喜欢吃中餐，这城中就这一家中餐馆，我不来这儿去哪儿？”
　　“还有别的中餐馆。”
　　“那家不好吃。”
　　徐宇骏没再说什么。他转身回后厨，路过周老板的时候，周老板冲他挤了挤眼睛，小声说：“这姑娘对你有意思。”
　　“没有吧。”
　　“相信我，我开餐馆二十年了，一个人是不是冲着吃的来的，我看一眼就知道。她要是冲着吃的来的，就不会每次都叫你说两句话。她要是冲着吃的来的，就不会每次你端菜的时候盯着你看。”
　　徐宇骏没接话，低下头继续洗菜。水龙头哗哗地响，冷水冲到手上，凉飕飕的。他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全是切菜磨出的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菜渍。他想，不会的。苏西那样的女孩，不会看上他这样的人。
　　但苏西又来了，还是在快打烊的时候。她带了一瓶红酒。不是店里卖的那种餐酒，是一瓶Chianti Classico，酒标上有一只黑公鸡，看起来不便宜。
　　“今天什么日子？”徐宇骏问。
　　“生日，你陪我喝点？”
　　她把酒放在桌上，从书包里掏出两个杯子，是那种专业的葡萄酒杯，高脚，薄壁，她用纸巾仔细地擦了擦，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徐宇骏倒了一杯。
　　“不好意思没有礼物。”徐宇骏说。
　　“不用，坐下喝一杯就是礼物了。”
　　周老板在后厨探出头来，使了个眼色让徐宇骏过去，然后缩回去了，把厨房门关上了。
　　徐宇骏在她对面坐下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有点涩。
　　“我没喝过几次酒。”
　　“看出来了。你以前在中国不喝酒？”
　　“看我爸喝，我就不想喝了。”
　　“为什么？”
　　徐宇骏沉默了一下。他想说“因为我怕变成他那样”，但没说出口。他只是说：“不喜欢。”
　　苏西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她端起酒杯，晃了晃，看着酒液在杯壁上挂出眼泪一样的痕迹。
　　“我爸也喝，”她说，“喝多了就打人。”
　　徐宇骏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
　　“打你？”他问。
　　“跟你说着玩的，不打。”苏西说，“我爸妈离婚了，我爸酒后乱性被我妈抓到，我爸再婚给我生了个弟弟，我妈也再婚了，给我生了个妹妹。”
　　她说完，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笑了。那个笑容让徐宇骏想起自己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的样子，嘴角翘起来，眼睛弯一弯，看起来很高兴，但心里什么都没有。
　　“你呢？”她看着他，“你爸？”
　　徐宇骏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没那么涩了，或者说，他已经尝不出涩了。
　　“我爸倒是打人。”他说了一个字。
　　苏西没说话，等着他说下去。
　　“他用皮带。”徐宇骏说，“考不好打，回来晚了打，吃饭吧唧嘴也打。有时候什么都没做，就是他想打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他以为说出来会很难，但其实不难。这些话在他心里压了太多年，像石头一样沉在水底，现在他只是把它们捞上来，放在桌面上。石头还是石头，但水面上漾开了涟漪。
　　苏西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很亮，不知道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
　　“徐宇骏，”她说，“你恨他吗？”
　　他想了想。“恨过。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恨他很累。我不想再累了。”
　　苏西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他的杯子。玻璃杯碰撞的声音清脆，在安静的餐馆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我也不恨了，”她说，“恨没用。还得要他出钱我才能来意大利。”
　　那天晚上他们喝完了那瓶酒。徐宇骏的脸红了，耳朵也红了，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苏西没怎么醉，她酒量好，一瓶酒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她帮徐宇骏收拾了桌子，把杯子洗干净，然后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
　　“走了，送你回去。”
　　“我自己能走。”
　　“你能走？你能走直线吗？”
　　徐宇骏试着走了一条直线，歪了。苏西笑了，笑得弯了腰，然后架起他的胳膊，把他拖出了餐馆。佩鲁贾的夜晚很安静，石板路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山坡上吹来的风带着橄榄叶的味道，凉飕飕的，吹在发烫的脸上很舒服。
　　“苏西，”徐宇骏含糊地说，“你为什么老来吃饭？”
　　“因为你做的菜好吃。”
　　“周老板说你不是冲着菜来的。”
　　苏西停了一下脚步，侧过头看着他。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看不清，但徐宇骏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自己脸上，很轻，像一片落叶。
　　“周老板话真多。”她说，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们在一起了。没有谁跟谁表白，就是自然而然的，像山坡上的橄榄树，春天发芽，秋天结果，没人安排，也没人阻止。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不是那种旅游团打卡的地方，是苏西在刷到的小众景点，一个藏在山谷里的修道院，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城堡，一家开在橄榄园里的米其林餐厅。苏西喜欢拍照，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拍风景，拍建筑，拍食物，也拍徐宇骏。徐宇骏不喜欢被拍，每次镜头对准他，他就把头扭开。
　　“你能不能别躲？”苏西举着手机追着他跑。
　　“你别拍了。”
　　“我就拍。你以后老了会感谢我的。”
　　“感谢你什么？”
　　“感谢我帮你记录了青春。”
　　徐宇骏最终还是没躲过。他的照片存在苏西的手机里，有他在火车上睡着的侧脸，有他在厨房切菜的背影，有他在修道院门口仰头看壁画的样子，有他在山坡上被风吹乱头发的样子。他从来没有被这样拍过，他妈妈不爱拍照，他爸爸从来不拍他，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照片。苏西的手机相册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
　　他也开始给苏西拍照，开始是被嫌弃的，后来拍的越来越好，可能是因为爱，让他总是能发现苏西美好的角度。
　　他们爱上了意大利。不是那种游客式的“意大利好美”，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徐宇骏发现自己走在佩鲁贾的巷子里，心里会涌起一种陌生的感觉，不是那种随时准备挨打的紧绷，而是一种松弛。像一直攥紧的拳头终于松开了，手心有汗，但空气是凉的，汗慢慢干了，手心变凉，变干，变轻。他觉得这就是自由。
　　苏西说：“我想留在这儿。不回去了。”
　　徐宇骏说：“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不用问。我知道。”
　　苏西看着他，眼睛亮亮的，嘴角翘起来，露出那颗小虎牙。
　　“徐宇骏，”她说，“你这个人有时候挺讨厌的，但有时候还挺好的。”
　　“什么时候好？”
　　“现在。”
　　秋天的时候，苏西接了一个电话。外面在下雨，雨点打在百叶窗上，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用手指叩门。苏西靠在床上画设计稿，徐宇骏坐在地上看书，两个人的脚搭在一起，中间放着一杯凉了的茶。
　　手机响了。苏西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皱了一下。
　　“我爸。”她说。
　　她接起来，说了声“喂”，然后就不说话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徐宇骏隔着半米都能听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急促的，带着愤怒，又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恐惧。
　　苏西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了。先是茫然，然后是震惊，然后是苍白。她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电话那头还在说，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像一列失控的火车。
　　然后电话挂了。
　　苏西把手机放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雨，不说话。
　　“怎么了？”徐宇骏问。
　　“我爸的公司，破产了。”
　　她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声音是飘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欠了很多钱。供应商、银行。他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能卖的都卖了。还欠着。”
　　她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他让我回去。”
　　“回去干什么？”
　　“他说不会给我生活费了。”
　　苏西摇了摇头。
　　“他说如果我不回去要靠自己。”
　　窗外的雨下大了，打在百叶窗上，不再是滴滴答答，是哗哗哗的，像有人在泼水。佛罗伦萨的秋天多雨，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天灰蒙蒙的，空气湿漉漉的，衣服晾不干，墙角会发霉。
　　苏西坐在床上，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她的眼睛很红，但没哭。她好像从来不哭，至少在徐宇骏面前从来不哭。
　　“苏西，”他说，“你想回去吗？”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不想，”她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徐宇骏看着她。他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知道，那些话没有用。苏西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需要别人替她做决定。她只需要有人在她旁边。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我不回去。”苏西说，声音忽然稳了，像钉子钉进木头里，“钱没了就没了，我靠自己。回去也没有我的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家。我没有。”
　　她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是倔强，是骄傲，是某种他见过很多次但从来没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恐惧。
　　她害怕了。苏西也会害怕。
　　“徐宇骏，”她说，“你会一直在吗？”
　　“会的。”
　　“你发誓。”
　　“我发誓。”
　　苏西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肩膀在发抖，但她没有哭。她还是没哭。她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呼吸又热又急，像一只受了惊的动物。徐宇骏伸手揽住她，手放在她背上，能感觉到她的脊骨一节一节的，像一把还没打开的扇子。
　　外面的雨还在下。佛罗伦萨的老城在雨里变成了深灰色，石板路亮亮的，像涂了一层油。远处的大教堂穹顶在雨雾中模糊了轮廓，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句号。
　　苏西开始打工了。
　　她以前从没打过工。在京城的时候，她是那种逛街不看价签的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花完了就找爸爸要，妈妈也会给。她不知道钱是什么，她只知道数字，而数字对她来说没有意义。
　　现在她知道钱是什么了。钱是她在餐厅端盘子端到手抖、被意大利大妈骂了还要笑着赔不是、下班之后脚肿得穿不进鞋，换来的那张薄薄的工资单。
　　她在佛罗伦萨的一家日本餐厅找到了工作，做服务员。一个小时八欧元，一天六个小时，一个星期上五天班。她不会端盘子，端不稳。第一次上班就摔了三个盘子，老板的脸黑得像锅底，扣了她二十欧元的工资。她没吭声，第二天提前半小时到店里，练习端盘子。左手托一个，右手托一个，胳膊上再搁一个，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走，走了两个小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第三天，没摔。
　　第四天，没摔。
　　一个星期以后，她能一次端四个盘子了。
　　她把这件事告诉徐宇骏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自豪，好像她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我以前不知道端盘子这么难，”她说，“我以前去吃饭，服务员把盘子端上来，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知道了，什么都不理所当然。”
　　徐宇骏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他想起自己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在餐馆洗碗，手泡在水里泡到发白，指甲缝里全是洗洁精的味道。那些日子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
　　苏西还做别的事。她在网上接设计活儿，给一些小品牌画图，一张图几百块钱，逐渐够交房租。她还帮留学生写论文，中文的，一篇一千块，三天交稿。她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肯干，只要不违法。
　　“你以前不是挺骄傲的吗？”徐宇骏有一次开玩笑说。
　　“我现在也骄傲，”苏西说，“骄傲的人不靠别人。靠自己。”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用针线缝一个包，她自己设计的，用旧牛仔裤改的，剪开，重新拼接，加了一条皮质的肩带。她打算挂在网上卖，标价五十欧元。
　　“你觉得有人买吗？”她举起来给他看。
　　“好看。”
　　“真的？”
　　“真的。你做什么都好看。”
　　苏西白了他一眼，但嘴角翘起来了。
　　他们开始省着花钱。以前苏西去超市不看价签，想买什么拿什么，现在她会看，会对比，会为了省几毛钱多走十分钟去另一家超市。她学会了买打折的面包，学会了在超市快关门的时候去买那些贴了黄色标签的肉，学会了把一顿饭分成两顿吃。
　　徐宇骏比她省得更早。他一直省，从来的第一天就省。一块钱掰成两半花，能走路就不坐公交，能自己做饭就不在外面吃。他以前觉得这是一种苦，现在觉得这是一种本事。至少，在苏西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她。
　　他们抱团了。不是那种浪漫的抱团，是那种，你有的不多，我有的也不多，但放在一起，就够用了。
　　冬天的时候，他们搬到了一起。两个人合租比一个人租便宜很多。
　　他们租了一间小公寓，在老城区的边上，三楼，没电梯，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客厅带一个开放式厨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米。房租合适。暖气不太好，冬天的时候要穿着羽绒服坐在屋里，苏西抱怨了三天，然后去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以前在京城住的是别墅，”她说，“我有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自己的阳台。阳台比这个公寓还大。”
　　“现在呢？”
　　“现在我跟一个学文物修复的穷光蛋合租一间几乎没有暖气的公寓。”
　　“后悔了？”
　　苏西看了他一眼。
　　“不后悔，”她说，“那个别墅不是我的。这个公寓是我的。”
　　徐宇骏看着她。她的脸被电热毯的光映得红红的，鼻尖也是红的，因为冷。她穿着毛衣，领口松了，露出锁骨。她没有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碎发炸得到处都是。
　　她觉得苏西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
　　“看什么看？”苏西说。
　　“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什么都好看。”
　　苏西的脸更红了。不是因为电热毯。
　　那天晚上，他们用电热毯把被子捂热了，两个人挤在一起，腿缠着腿，像两只在窝里取暖的小动物。窗外在下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但空气是冷的，冷得能看见呼吸的白气。
　　“徐宇骏，”苏西在被窝里说，“你说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你就不想一下？”
　　“想也没用。”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劲？”
　　“我就是没劲。”
　　苏西在被窝里踹了他一脚，不疼，痒痒的。
　　“但是，”徐宇骏说，“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们都要在一起。”
　　苏西没说话。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徐宇骏以为她睡着了，但她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在一起。”
　　窗外的雪还在下。帕多瓦的夜很安静，偶尔有一辆车经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翻一页很厚很厚的书。
　　徐宇骏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被皮带抽之后，躺在床上，听见妈妈在隔壁哭。想起黎川在楼下弹吉他，琴声从地板缝里钻上来。想起陈诺说“你真好”，想起程志远凌晨爬起来看流星雨。想起那些在皮带声和哭声里度过的夜晚，想起那些在梧桐树下走过的早晨。
　　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现在他在这里，在帕多瓦，在一间暖气不热的公寓里，和一个从京城来的女孩挤在一起。外面在下雪，被窝是暖的，女孩的呼吸打在他的锁骨上，又热又轻。
　　他把被子拉高了一点，盖住她的肩膀。
　　“苏西，”他轻声说，“晚安。”
　　她没有回答。她睡着了。
　　意大利的永久居留，不是国籍，是居留权，可以无限期地在意大利生活、工作、旅行。对于徐宇俊来说，这意味着自由，真正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意大利，也可以选择回去。他账户里面存着打工攒的钱，不多，但够他在这里简单生活。再有一年，他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了。
　　看着苏西，他想在意大利待下去，想和苏西在一起，他或许可以开一家中餐馆，或者干脆做文物修复师，或者其他什么都行。他不去想回省城的事情，那个大院他没想好或者说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