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隅寻》谙语

5、洛民街失窃案—壹 好几

　　好几天的无所事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金诚侦探社终于接到了案子。

　　说“无所事事”其实不太准确。朱影每天照常送外卖，电动车后座上的保温箱里塞满了打包好的饭菜，在揽和市的大街小巷里窜来窜去，像一只勤奋的、穿着荧光黄马甲的蜜蜂。温栖早出晚归地接摄影单，朋友圈里每天更新一组客片，从情侣写真到全家福，什么题材都有，滤镜风格统一是那种温暖的、让人看了想谈恋爱的色调。秦恪在报社坐班，偶尔在群里发一条“今天又加班”的消息，配一张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的照片。张旭在网吧值夜班，白天睡觉，生物钟完全颠倒，在群里说话的频率最低，但每次发言都一针见血，像一把手术刀——如果手术刀会骂人的话。

　　夏厌这几天也没闲着。他跟着朱影送了两天外卖，把揽和市东区的大街小巷摸了个七七八八；跟着温栖出了一次外景，在海边帮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举反光板，举了整整一个下午，胳膊酸了三天；还跟着秦恪去报社参观了一圈，被那台老旧的、每次复印都会发出惨叫的打印机吓了一跳。至于张旭——张旭说网吧空气不好，你少来。

　　阳光从洛民街的东边斜斜地照过来，把整条老街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那扇破木门上的铜牌——“金诚推理社”——被阳光照得发亮，连“推理社”三个字里那个偏左了半个字符的“理”字，都显得没那么歪了。卖烤红薯的老伯已经出摊了，炉子里的炭火烧得正旺，红薯的甜香顺着风飘过来，跟早餐店的葱油饼味混在一起，在洛民街的空气中跳了一支味道浓烈的双人舞。

　　夏厌正蹲在侦探社门口系鞋带，鞋带系到一半，他听到了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好多个人。杂沓的、急切的、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各种不同音调的脚步声，像是一首没有指挥的、各吹各调的合奏曲。夏厌抬起头，看到一群人正从洛民街的西边朝这边走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包子铺的大叔，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白色围裙，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像刚从雪地里打了个滚。他的步子最大，迈得最快，整个人带着一种“这事不能再拖了”的气势。

　　他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烫着一头小卷发，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还攥着一个布袋子——布袋子的口没扎紧，露出半棵白菜的绿叶子。这是杨妈，洛民街上有名的家庭主妇，据说她买菜从来不还价，但一定会让老板多送两根葱。

　　杨妈旁边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布外套，手里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杖。这是白奶奶，花店店主，她的花店就在洛民街的中段，门口永远摆着几桶鲜花，路过的时候能闻到玫瑰和百合的香气。她走路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拐杖点在石板路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像是一只手在轻轻地敲门。

　　再后面还有三四个人，夏厌叫不上名字，但都面熟——这几天的闲逛让他已经把洛民街上大部分常驻居民的脸记住了，虽然脸和名字还配不上对，但见面点头打个招呼已经不成问题。

　　这群人走到侦探社门口，停下了。

　　包子铺的大叔喘了口气，用围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那围裙上的面粉因此又多了几道白色的痕迹，像是一条被画上了抽象画的白布。他看了看蹲在地上系鞋带的夏厌，又看了看半掩的铁门，张了张嘴，似乎在想该怎么开口。

　　夏厌系好了鞋带，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大叔，找我们？”

　　“找你们，”包子铺大叔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这事说来话长但我尽量长话短说”的急促，“你们侦探社的人都在吗？”

　　夏厌朝楼上喊了一声：“来人了！”

　　这一声的效果立竿见影。楼上先是传来一声椅子倒地的“哐当”——大概是朱影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时候把椅子带倒了；然后是温栖的声音：“老猪你慢点！”；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楼梯被踩得“咚咚”响，整栋楼都跟着微微颤抖，像是在经历一场小型地震。

　　朱影第一个从楼梯口冒了出来。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T恤，上面印着“侦探”两个大字——跟之前那件“我是侦探”不是同一件，这件更直接，连“我是”都省了，霸道得很。他的头发翘起一撮，像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今天他轮休，不用送外卖。他的脸上还带着睡意，但眼睛已经亮了，那种亮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猎物出现时的亮。

　　“先上楼吧大家”朱影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的兴奋。

　　温栖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某本时尚杂志的“周末居家”专题里走出来的。她看了一眼门口的人群，微微挑了挑眉，没有说话，但她的表情分明在说：哦，来活了。

　　秦恪探出头的时候还在戴眼镜。她的眼镜放在口袋里，大概是刚才跑得太急没来得及戴上。她把银色的半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推了推，目光从模糊变清晰，然后看到了门口那一大群人，下意识地往温栖身后缩了缩。但她没有退回去，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夏厌后来才知道，秦恪永远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任何可能成为新闻素材的东西，这是一个报社工作者的职业本能。

　　张旭最后一个出现。他刚下班，因为网吧的夜班是早上八点结束。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没戴，露出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但他的眼神一点也不涣散，反而带着一种“我知道你们有事找我”的警觉。他靠在楼梯口的墙上，双手插兜，没有说话，但整个人已经进入了“接收信息”的状态。

　　五个人，齐了。

　　夏厌站在门口，侧了侧身，把门口的位置让出来。包子铺的大叔率先迈过门槛，杨妈和白奶奶跟在后面，其余几个人也鱼贯而入。一群人挤进侦探社二楼那间不大的房间里，顿时显得更小了。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靠在墙上，有人干脆蹲在地上——蹲着的是杨妈，她说站着累，蹲着舒服，然后她就真的蹲下去了，布袋子放在脚边，白菜叶子从袋口探出头来，绿油油的，跟她碎花衬衫上的花色相映成趣。

　　包子铺大叔作为代表，清了清嗓子，开始说明来意。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一个星期，洛民街上陆续有人丢钱。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翻箱倒柜的盗窃，而是那种悄无声息的、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的失窃。包子铺大叔放在收银台抽屉里的零钱，少了两百多块。杨妈压在客厅茶几下面的买菜钱，少了一百五十块。白奶奶花店柜台后面的铁盒子里，少了三百块。还有其他几户人家，丢的数目不等，但加起来零零总总，刚好一千块左右。

　　“一千块不算多，”包子铺大叔说，摊开两只手，手指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面粉，“但对咱们小本生意来说，那也是一笔钱啊。两百多块，我得卖多少包子才赚得回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妈蹲在地上，抬起头接话：“我家丢的那一百五，是我准备买排骨的钱。我家那口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排骨炖莲藕，我钱都准备好了，一翻，没了。排骨也没吃上。”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的愤慨，但更多的是一种“我好不容易想给老公做顿饭我容易吗”的委屈。

　　白奶奶拄着拐杖，慢慢地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擦拭过才拿出来的一样：“我那个铁盒子，放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第三层，左边第二个位置。几十年了，我一直把钱放在那里，从来没丢过。这次少了三百。”

　　他们已经报过案了。辖区派出所的警察来过，做了笔录，调了监控。但是洛民街这一带的监控摄像头大多是很多年前安装的，像素低得可怜，晚上基本就是一片模糊的马赛克。加上老街巷子多、岔路多、能拍到街面的摄像头就那么两三个，小偷大概是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全程避开了所有的监控死角。警察做了能做的一切，但警力有限，辖区里的案子一个接一个，这种丢了一千来块的小案子，实在是排不上优先级。

　　“我们知道警察同志不容易，”包子铺大叔说，语气里没有埋怨，只有一种“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的无奈，“但我们这些人都是急性子，等不了。钱不多，但心里不踏实啊。今天丢一百，明天丢两百，谁知道后天丢多少？小偷抓不到，我们睡觉都不安稳。”

　　杨妈接话：“可不是嘛！我现在出门买菜都得把钱揣在身上，连上厕所都带着。那天我去公厕，把裤兜里的钱掏出来攥在手里，隔壁蹲坑的大姐还以为我在干什么呢！”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但旁边有个年轻街坊忍不住笑了一声，又迅速憋了回去。

　　白奶奶用拐杖在地上又点了一下，“所以我们来找你们了。听说你们侦探社的年轻人有干劲，脑子也活，帮街坊邻居找过猫找过狗的，我们想着，这案子交给你们，兴许能有办法。”

　　五个人互相看了看。

　　朱影的嘴角已经开始往上翘了。他努力压了压，没压住，于是干脆不压了，露出了一个“终于等到这一天”的笑容。

　　温栖看了他一眼，用一种“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语气说：“老猪，收一收，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朱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然后把手放下来，瞪了温栖一眼：“嘘！叫哥！老猪老猪的，叫得我像二师兄一样。”

　　“好的老猪，没问题老猪。”温栖面不改色。

　　朱影深吸一口气，决定忽略这个称呼问题。他转向包子铺大叔，表情从“被青梅竹马欺负的无奈”切换成了“侦探社合伙人”模式，切换速度快得像变脸。

　　“大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他说“接了”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好像他等的不是一个案子，而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夏厌看着他，想起了几天前在火锅局上朱影说的那句话——“终有成为名侦探一日”。当时觉得是玩笑，现在看他的表情，夏厌忽然不确定了。

　　侦探社的木桌上被清理出一块空地。温栖从文件柜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洛民街地图——那张地图大概是好几年前印的，上面的标注跟实际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出入，但大致的街巷格局还在。她把地图在桌面上铺平，用四个马克杯压住四个角。其中一只马克杯里还有没喝完的咖啡，咖啡渍在内壁上画出了一圈又一圈褐色的年轮。

　　五个人围着桌子站定。

　　夏厌站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他的笔记本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他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了日期，然后在下面写了一行字：洛民街失窃案。总金额约1000元。

　　“先分工，”朱影说。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带着一种“我说正事的时候请认真听”的郑重，“我和夏厌去案发现场，一个一个看。温栖跟着我们拍照。秦恪查街坊邻居的关系，看看有没有什么矛盾或者过节。张旭——”

　　“我去调监控。”张旭睁开眼睛，接过话头，语气里没有任何“这是额外工作”的抱怨，反而带着一种“这事就得我来干”的理所当然。

　　朱影点了点头，然后看了张旭一眼，补了一句：“网吧那边你熟，监控系统你之前也搞过，你去最合适。”

　　温栖从墙上直起身来，走到桌前，伸手在地图上点了几个位置。“根据大叔他们说的，丢钱的地方分布在这一片，”她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洛民街中段的七八个铺面和住宅，“包子铺在这儿，杨妈家在这儿，白奶奶的花店在这儿。这几个地方之间的距离不远，走路不超过五分钟。”

　　朱影凑过来看地图，他的鼻子差点贴到纸面上。温栖伸手把他的脑袋往后推了推，“老猪，你是用鼻子看地图的吗？”

　　“我在仔细看！仔细看！”朱影抗议，但他的脑袋确实往后缩了几厘米。

　　夏厌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在心里给温栖和朱影的关系做了一个速写：拌嘴的频率跟呼吸一样自然。这几天的相处他已经大概了解了——温栖和朱影从小就是邻居，两家的父母都认识，他们一起上过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高中虽然分开了但住得近，每天一起骑车上下学。后来朱影家搬走了，但两个人的联系没断。温栖说要开侦探社，朱影是第一个响应的，连外卖员的工作都是在洛民街找的，就为了离侦探社近一点。

　　“走吧，”夏厌合上笔记本，把笔夹在笔记本的线圈里，“先去包子铺。”

　　洛民街的早晨是另一种模样。

　　夏厌之前来的时候是下午和傍晚，那时候的老街是慵懒的、慢悠悠的，像一只晒太阳的老猫。而早晨的洛民街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台被按下了启动键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转动，每一条皮带都在传送。

　　包子铺的蒸笼摞得比人还高，白茫茫的蒸汽从蒸笼的缝隙里喷涌而出，把包子铺大叔的身影吞进去又吐出来。大叔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白围裙——大概是因为刚才去侦探社的时候弄脏了那条，这会儿换了一条新的，面粉依然沾得到处都是，但少了许多。他正在揉面，两只粗壮的手臂陷进面团里，一推一收，一推一收，节奏稳定得像一台人肉揉面机。

　　“你们来了？”大叔从面团后面抬起头，下巴上沾着一小块面疙瘩，“随便看，随便看。我这铺子就这么大，能藏人的地方没几个。”

　　夏厌和朱影走进了包子铺。温栖跟在后面，脖子上挂着相机——一台黑色的单反，镜头不大不小，刚好适合拍这种需要细节的现场。她把相机带子绕在手腕上绕了两圈，以防在狭窄的空间里磕碰到什么。

　　包子铺确实不大。临街是一排玻璃柜台，柜台上摆着几笼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的，肉香混着面香直往鼻子里钻。柜台后面是一张长条形的操作台，台上散落着面粉、擀面杖、几团还没成型的面团，还有一个装满肉馅的大碗，碗壁上沾满了油渍，看得出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操作台旁边是一个老式的收银抽屉，木头做的，抽屉的拉手上系着一根红绳，红绳的末端拴着一枚铜钱，大概是用来图个吉利。

　　“钱就是从那个抽屉里丢的，”大叔用沾着面粉的手指了指那个收银抽屉，“我每天收的钱都放在里面，晚上打烊了才清点。那天我数了一下，少了两百三十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早上我刚换了两百块的零钱，加上之前剩下的，应该有三百出头，结果只剩一百不到。”

　　朱影蹲下来，凑近那个抽屉，鼻子又差点贴上去。夏厌注意到他这次没有用鼻子，而是用眼睛——他的目光从抽屉的锁扣扫到抽屉的边缘，从边缘扫到内部的隔层，一寸一寸地移动，像一台正在扫描的打印机。

　　“抽屉有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夏厌问。

　　大叔摇头：“没有。锁是好好的，一点撬痕都没有。”

　　夏厌也蹲下来，跟朱影并排。两个人像两尊门神一样蹲在收银抽屉前面，姿势出奇地一致——都是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头微微歪着，眼睛眯着。如果这时候有人从背后拍一张照片，大概可以配文：“侦探社的调查日常，又名两只蹲着的蘑菇。”

　　温栖没有蹲下来。她站在旁边，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了抽屉的整体。然后又“咔嚓”一声，拍下了锁扣的特写。相机的快门声在狭窄的包子铺里显得格外清脆，像是什么东西被轻轻地咬了一口。

　　朱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实际上地上很干净，并没有什么灰，但他拍膝盖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类似于仪式感。他看了看夏厌，夏厌也看了看他。

　　“没有撬痕，”朱影说，“说明要么是用钥匙开的，要么是抽屉本来就没锁。”

　　大叔插话：“我平时不怎么锁的。白天营业的时候，抽屉就这么开着，我转身去后面拿面的时候，柜台前面就没人了。以前从来没丢过东西，街坊邻居都是老熟人，谁会拿呢？哎——”他叹了口气，那个“哎”拖得很长，尾音往下坠，像是一颗石头掉进了深井里。

　　夏厌在笔记本上写下：包子铺，收银抽屉无撬痕，疑为随手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