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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灰烬里的温度   张德福 ...

  •   张德福的审讯进行得并不顺利。
      赵晟骅坐在审讯室的单向玻璃后面,看着里面那个男人翘着二郎腿,脸上挂着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小李已经审了他四十分钟,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我跟大伯吵过架,但我没杀他”“那天我在麻将馆打牌,一屋子人都能给我作证”“警察同志,你们不能因为我坐过牢就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话说得滴水不漏,表情管理也到位,该委屈的时候委屈,该愤怒的时候愤怒,节奏感拿捏得像是排练过无数遍。
      “老油条。”赵晟骅身边的老周低声说了一句。
      赵晟骅没接话。他盯着张德福的手——那双手搁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拇指在不停地互相绕圈。这个动作很细微,但赵晟骅注意到了。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身体总有一个部位会出卖他,可能是指尖,可能是膝盖,可能是眼角某条突然绷紧的肌肉。张德福把自己伪装得很好,但他控制不了那两根互相追逐的拇指。
      “毒物筛查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赵晟骅问。
      老周看了眼手机:“法医科说今晚,最迟不超过明天早上。实验室那边已经在加班了。”
      赵晟骅点了点头,推开审讯室的门走了进去。张德福看到他,眼神闪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赵晟骅捕捉到了那个瞬间——张德福怕他。不是因为他是刑侦队长,而是因为他的眼神。赵晟骅看人的方式跟别的刑警不一样,他不凶,不急,不拍桌子瞪眼,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你,像是在看一件已经被拆解完毕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摆在那里,清清楚楚。
      这种注视比任何审问都有压迫感。
      “张德福,”赵晟骅拉开椅子坐下,语气像是在聊家常,“你说你在麻将馆打牌,从几点打到几点?”
      “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一点,一直没走。”张德福回答得很快,这个答案他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熟得不能再熟。
      “中间没上过厕所?”
      张德福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上厕所当然有,但就是上个厕所的工夫,几分钟的事儿。”
      “几分钟?”赵晟骅追问。
      “记不清了,五六分钟吧,七八分钟?反正不超过十分钟。”
      “麻将馆的厕所在哪儿?”
      “后院,穿过厨房就是。”
      “厨房有人吗?”
      张德福的拇指绕得更快了。“老板娘在厨房炒菜,应该有人吧,我没注意。”
      赵晟骅没再问了。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张德福一眼。“你大伯的尸体是我的人验的,”他说,“他死得很痛苦。体位性窒息,被绑着,一点一点喘不上气,这个过程持续了至少十分钟。你知道十分钟有多长吗?”
      张德福的脸色变了一下。很轻微的变化,嘴唇抿紧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赵晟骅推开门出去了。走廊里,霍斓煜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那儿,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白大褂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跟手里的档案袋一样——封得严严实实。
      “结果出来了?”赵晟骅问。
      霍斓煜把档案袋递给他。“死者血液中检出艾司唑仑成分,浓度超出常规治疗剂量三倍以上。胃内容物里也有残留,判断是口服摄入,死亡前两到四小时内服用。”
      艾司唑仑。安眠药。赵晟骅接过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报告快速扫了一遍。霍斓煜的字迹一如既往地精准简洁,毒物的化学名称、浓度数值、检测方法、误差范围,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但在报告最后一页的最下面,他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不是报告正文,像是随手记下的备注:“浓度足以使成年人在服药后十五至三十分钟内进入深度昏睡状态,期间对外界刺激无反应。此剂量下,受害者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反抗。”
      赵晟骅看着那行铅笔字,抬头看霍斓煜。“你加的?”
      “正式报告里会删掉,”霍斓煜说,“这个属于推断,不是鉴定结论,不能写进报告。但你需要知道。”
      赵晟骅把档案袋合上,手指在纸袋边缘摩挲了两下。霍斓煜做事向来严谨,报告是报告,推断是推断,两者之间的界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还是把推断写下来了,哪怕只是一行铅笔字,哪怕只是给赵晟骅一个人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比报告本身更有分量——他把自己的专业判断押在了赵晟骅的信任上。
      “谢了。”赵晟骅说。
      霍斓煜没有回应这两个字,而是从他手里把档案袋抽了回去。“正式报告半小时后发你邮箱,”他说,“我先回去改。”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赵晟骅一眼。走廊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细又长,一直延伸到赵晟骅的脚边。
      “如果安眠药是他自己吃的,”霍斓煜说,“那凶手就是在他昏睡之后绑的他。这个人很小心,用了不会被反抗的剂量,说明他做过功课。”
      “如果安眠药不是他自己吃的呢?”
      霍斓煜沉默了片刻。“那就是熟人下的药。能让他毫无防备地喝下一杯放了安眠药的水,这个熟人的关系应该不差。”
      赵晟骅和老周对视了一眼。
      张德福是老人的侄子。他如果端一杯水给老人,老人会喝吗?会。不但会,可能还会觉得这个侄子终于懂事了,知道孝敬长辈了。然后他在昏睡中被绑起来,被摆成某个无法呼吸的姿势,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走向死亡。
      赵晟骅回到办公室,让人去麻将馆核实张德福的证词。两个小时后,消息回来了:麻将馆老板娘证实张德福确实在那天下午到晚上都在打牌,但她还提到一个细节——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张德福接了个电话,然后出去了大概二十分钟,说是去给一个住户修水管。麻将馆离死者住的小区走路只要五分钟,二十分钟足够来回一趟,甚至还有多余的时间。
      “那个电话是谁打的?”赵晟骅问。
      “查了,是一个本地的手机号,机主就是张德福自己——他还有另一个号,没在实名系统里登记的。”老周说,“这小子精得很,用另一个号给自己打了个电话,制造了一个离开麻将馆的合理借口。”
      “够定他了吗?”
      老周沉吟了一下。“还差一点。安眠药的来源还没查到,捆绑用的工具也没找到。如果这两样东西能对上,再加上毒物筛查报告和麻将馆老板娘的证词,应该够了。”
      赵晟骅站起来,拿起外套。“我去找安眠药的来源,你带人去张德福家里再搜一遍,重点查他的工具箱——他是物业维修工,工具箱里东西多,容易藏。”
      老周应了一声出去了。赵晟骅穿上外套,手指碰到衣领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想起霍斓煜说“衣服该洗了”,他低头闻了闻肩膀的位置,确实有股淡淡的烟味混着汗味。这个动作做了一半他就反应过来了——他居然在闻自己的衣服,因为霍斓煜说了那么一句话。
      赵晟骅把外套穿好,大步走出办公室。
      法医科的门关着,里面的灯亮着。赵晟骅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一声“进来”,声音不高不低,跟他平时的语调没有任何区别。
      霍斓煜坐在电脑前,正在修改那份毒物筛查报告的正式版本。屏幕上的文字密密麻麻,光标在段落间快速移动。他已经把白大褂脱了,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子推到小臂中段,手腕上那条旧疤在屏幕的冷光下若隐若现。
      “报告还没发。”赵晟骅说。
      “在改格式,”霍斓煜没抬头,“正式报告不能有铅笔字。”
      赵晟骅走到他身后,看着屏幕。霍斓煜打字的速度很快,手指在键盘上几乎没有停顿,每一次敲击都干净利落。赵晟骅注意到他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这年头还在用五笔的人不多了,大部分都是老一辈的打字员或者对效率有极致追求的技术人员。霍斓煜属于后者。
      “有个事要你帮忙。”赵晟骅说。
      霍斓煜停下打字的手,转过椅子面对他。
      “安眠药的来源还没查到,明天一早你跟我去趟市药监局,调一下全市药店最近三个月的艾司唑仑销售记录。这个药是处方药,每一笔销售都有登记。”
      “这个不需要法医去,”霍斓煜说,“你们刑侦自己就能调。”
      “你对药物熟悉,哪些药店的记录有异常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霍斓煜看了他两秒,然后转回去继续打字。“几点出发?”
      “七点。”
      “行。”
      赵晟骅没有立刻走。他站在霍斓煜身后,看他打完报告的最后一段,看他点了保存,看他用打印机把报告打出来,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字的时候霍斓煜的笔顿了一下——大概是想起了那行铅笔字,想起了自己破例写的那个“不需要”的推断。
      “霍斓煜。”
      “嗯?”
      “那个推断,谢了。”
      霍斓煜把签好字的报告装进档案袋,用棉线绕了几圈,系紧,动作一丝不苟。“你是刑侦队长,”他说,把档案袋递给赵晟骅,“破案需要什么信息我就给什么信息。这是我的工作。”
      赵晟骅接过档案袋,手指碰到霍斓煜的手指,两个人的指尖在档案袋的牛皮纸上短暂地交叠了一瞬间。纸袋的触感是粗糙的,但霍斓煜的手指是凉的,跟上次在操作台前一样凉。
      “你的手怎么总是这么凉?”赵晟骅问。
      霍斓煜把手收回去,低头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末梢循环不好,”他说,“天生的。”
      “多穿点。”
      “实验室有空调。”
      “空调不够。”
      霍斓煜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他看赵晟骅的眼神里有一种很微妙的困惑,像是在解剖一具找不到死因的尸体,所有器官都检查过了,所有指标都正常,但人就是死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赵晟骅要在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反复停留——手凉不凉,穿得多不多,嘴唇起不起皮,衣领翻没翻进去。这些事跟破案无关,跟工作无关,跟两个成年男人之间应该保持的合理距离无关。
      但他没有问。他只是把桌上的一支笔摆正,跟桌沿保持平行,然后说:“你也是。外套该洗了。”
      赵晟骅笑了。他拿着档案袋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霍斓煜的声音。
      “明早七点,别迟到。”
      赵晟骅没有回头,抬手做了个“知道了”的手势。走廊里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左脚比右脚重那么零点几秒,节奏沉稳而有力。
      霍斓煜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夜色浓稠得像一碗墨汁,只有远处几个窗口还亮着灯,零零散散,像棋盘上被吃剩下的几颗棋子。他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吹动了桌上一张空白的检验报告单。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实验室里格外清晰。
      他把窗户关上了,拿起手机,屏幕上是赵晟骅一个小时前发的一条消息,只有两个字:“吃饭。”不是问句,没有“了吗”,没有问号,就是一个干巴巴的动词,像是从嗓子眼里直接扔出来的。
      霍斓煜看着那两个字,拇指在屏幕上悬了一会儿,回了一条:“吃了。你呢。”
      回复很快:“没。”
      霍斓煜看着那个“没”字,嘴角动了一下,然后打了一行字,打完又删了。再打,再删。反复了三次,最后发出去的只有四个字:“食堂还开着。”
      赵晟骅回了一个字:“嗯。”
      霍斓煜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继续整理桌上的器械。镊子、剪刀、止血钳,一件一件摆进消毒盘里,角度和间距都跟往常一样精确。只是在拿起那把用了七年的解剖刀时,他的手指在刀柄上多停留了两秒。刀柄上有一道很细很细的划痕,是某次加班到凌晨三点时不小心蹭的。那年他刚三十岁,刚评上副主任法医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每一具尸体都是一道待解的谜题,而他手里握着唯一的钥匙。
      现在他三十七岁了。他仍然觉得每具尸体都是一道谜题,但他不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东西——比如冷光灯看久了眼睛会酸,比如弯腰做解剖久了腰会疼,比如有个人站在操作台旁边看着他的时候,他的心跳会漏半拍。
      最后一件事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确认。像做一次最精密的组织病理学检验,需要反复切片、反复染色、反复镜检,直到所有的疑惑都被排除,所有的可能都被证实,只剩下那个唯一的、不容置疑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赵晟骅的车已经停在市局门口。他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外套还是那件——没来得及洗,但他把衣领翻好了。
      六点五十分,霍斓煜从办公楼里走出来。他今天没穿白大褂,换了一件藏青色的夹克,里面是浅灰色的衬衫,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更瘦,但肩膀的线条很直,走在晨光里像一棵修剪得当的树。
      他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第一件事不是系安全带,而是把手里拎着的一个塑料袋放在赵晟骅腿上。塑料袋里是一个保温饭盒,隔着袋子都能感觉到温热。
      “食堂刚出锅的,”霍斓煜说,“豆浆和包子,猪肉白菜馅的。你要是吃了就放着。”
      赵晟骅低头看了看腿上的塑料袋,又看了看霍斓煜。霍斓煜已经系好了安全带,正低头翻手机上的导航,表情平静得像是在做一件再日常不过的事。
      “我没吃。”赵晟骅说。
      “嗯。”
      赵晟骅拆开塑料袋,拿出保温饭盒打开。包子的热气扑面而来,带着面皮和肉馅混合的香味,在车厢里弥漫开来。他咬了一口,白菜切得很细,肥瘦比例刚好,是食堂老周头的手艺。
      霍斓煜全程没有看他,一直盯着手机屏幕。但赵晟骅注意到,他右边的耳朵又开始泛红了,在清晨透明的光线里看得格外清楚。那抹红色从耳尖开始蔓延,一点一点地往下,耳垂、耳廓、耳根,最后消失在藏青色夹克的领口边缘。
      赵晟骅把包子吃完,把豆浆喝完,把饭盒收好放回塑料袋里。然后他发动了车子,挂挡的时候手背擦过霍斓煜放在中间扶手箱上的手臂。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车驶出市局大院,汇入早高峰的车流中。阳光从东边照进来,穿过前挡风玻璃,在两个人中间投下一道温暖的光带。
      赵晟骅握着方向盘,忽然开口:“你知道我第一次注意到你耳朵会红是什么时候吗?”
      霍斓煜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住了。
      “你刚调来的第三个月,夏天,有个案子开案情分析会,会议室空调坏了,所有人都在出汗,就你坐得端端正正的,跟没事人一样。散会的时候我经过你身边,你右边的耳朵是红的。”
      “那天室温三十四度。”霍斓煜说。
      “所以呢?”
      霍斓煜沉默了。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偏过头看窗外。车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表情很淡,但嘴唇抿得很紧。
      “三十七度的体温也可以让耳朵变红,”他说,声音很轻,“生理学上这叫血管舒张反应,跟情绪波动无关。”
      “是吗。”
      “是。”
      赵晟骅没有再说。他在下一个路口右转,轮胎碾过路面上一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霍斓煜终于把头转回来了,看着前方的路,喉结动了一下。
      “前面左转,走辅路更快。”他说。
      赵晟骅打了转向灯,车子平稳地并入辅路。两个人都没再提耳朵的事,但车厢里的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变得比刚才更稠,更暖,更像是某种临界点即将到来之前的那种微妙的安静。这种安静不让人觉得压抑,反而像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把两个人裹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外面的喇叭声、人流声、城市清晨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只留下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市药监局的大楼在城西,车程大概四十分钟。路上霍斓煜接了个电话,是实验室打来的,说张德福工具箱里的几根尼龙扎带送检结果出来了,表面检出了微量的皮肤组织,DNA正在比对。霍斓煜挂了电话,转述给赵晟骅,语气平铺直叙。
      “扎带表面有皮肤组织,形态与死者手腕束缚伤吻合。DNA比对结果下午出,如果比中死者,就是直接证据。”
      赵晟骅点了点头,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一下。这个案子从发现尸体到现在,一步一步,所有的线索都在朝着张德福聚拢。安眠药、束缚工具、作案时间、作案动机,每一条线都指向同一个人。他办了二十多年的案子,知道这种感觉——当一个案子开始“顺”的时候,通常意味着离真相不远了。
      “其实我一直想问,”霍斓煜忽然开口,“你今天早上怎么没让我直接去药监局等你?非要来市局接我。不顺路。”
      赵晟骅没有立刻回答,把车开过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才转过头看他。
      “顺路。”他说。
      霍斓煜没再说话。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搁在膝盖上,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尖在裤子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他抬手摸上了自己右边耳朵的耳尖。凉的。他把手放下来,余光扫过赵晟骅的侧脸,然后飞快地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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