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花》林雨舒

12、分裂 葬

　　葬礼之后，黎芽不再吃东西。

　　开始的时候，没人注意到。大家都在忙——忙后事，忙保险，忙和航空公司扯皮。黎妈妈每天吃药才能睡着，黎爸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出来。没有人注意到黎芽坐在餐桌前，把粥搅凉了，把面条搅坨了，把饭搅成一团糊，然后说“我不饿”。

　　第三天，黎妈妈忽然清醒了一瞬。她看着黎芽的脸，皱起眉头：“芽芽，你是不是瘦了？”

　　“没有。”黎芽说。

　　“你吃了吗？”

　　“吃了。”

　　黎妈妈不放心，去厨房热了一碗粥，端到她面前。“喝掉。”

　　黎芽接过碗，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粥是白粥，熬得很稠，米粒已经开花了。她嚼了两下，咽下去。

　　胃里翻了一下。

　　她忍住。又舀了一勺。

　　第二勺咽下去的时候，胃里像被人攥住了。她放下碗，捂着嘴，冲进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吐了出来。白粥混着胃酸，一股脑地涌出来，吐到只剩黄绿色的胆汁。

　　她按了冲水，坐在地上，喘着气。

　　“芽芽？”黎妈妈站在门口，脸白了，“你吐了？”

　　“没事。”黎芽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嘴，“可能吃太快了。”

　　黎妈妈盯着她看了几秒，没再说什么。但第二天，她又煮了粥，看着黎芽喝。黎芽喝了三口，吐了。第三天，面条，两口，吐了。第四天，馄饨，一个，吐了。

　　黎妈妈把筷子摔在桌上，声音尖了：“你到底怎么了？”

　　“我真的吃不下。”黎芽的声音很小，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吃不下也得吃。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姐——”

　　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黎芽低下头。餐桌上安静了几秒，只有墙上时钟在走。哒，哒，哒。

　　黎妈妈转身进了卧室，关上门。黎芽听到里面传来压低的哭声。她坐在餐桌前，看着那碗馄饨，汤已经凉了，油花凝在表面，一层白。

　　她又想吐了。

　　一周后，黎妈妈带黎芽去了医院。

　　不是综合医院，是精神专科。黎爸爸托人找的，说是北京最好的。候诊区的墙上贴着心理健康科普海报，蓝色调，写着“情绪感冒也是病”。黎芽坐在塑料椅子上，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黎芽。”护士叫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走进去。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开着，风吹起窗帘。医生姓周，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很慢，像怕吓着她。

　　“最近感觉怎么样？”

　　“还好。”

　　“吃饭了吗？”

　　“……吃了。”

　　周医生看了她一眼，没拆穿。他问了她一些问题——睡得好不好，有没有做梦，有没有不想活的想法。黎芽一一回答，声音很平，像在念课文。

　　周医生又问了一些关于黎娜的事。问她俩的关系，问出事那天她在做什么，问她对这件事的看法。

　　“她是因为我才死的。”黎芽说。

　　周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了几个字。

　　“是我让她去华盛顿的。”黎芽说，“我非要转籍。我非要回国。我非要……我什么都非要。如果不是我，她就不会去，就不会死。”

　　“你觉得是你的错？”

　　“本来就是。”

　　周医生合上笔帽，看着她。“黎芽，我建议你住院。”

　　“我不想住院。”

　　“你的体重已经低于正常值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出问题。”

　　“我不饿。”

　　“不是饿不饿的问题。”周医生的声音很温和，但很坚定，“你现在的情况，需要专业的帮助。住院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一些，我们再慢慢聊，好吗？”

　　黎芽看了看妈妈。黎妈妈眼眶红着，点了点头。

　　“好。”黎芽说。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同意。可能是太累了。可能是懒得争了。可能是住院和不住院，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区别了。反正都一样。反正她该死。反正她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精神科病房在住院部五楼。门是锁着的，要护士刷卡才能进。走廊刷成淡绿色，墙上挂着画，是那种不会刺激任何人的、安全的、无害的风景画。山，水，树，没有人的脸。

　　黎芽分到了一间双人房，但隔壁床是空的。她把自己的东西放好——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笔记本，一支笔，还有姥姥给的那条红绳手链。她把手链放在枕头底下，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

　　她看着那只鸟，忽然想起黎娜小时候画的画。姐姐画画不好看，画什么都像土豆，但她每次都拿给黎芽看：“芽芽你看，我画的小鸟！”黎芽说“像土豆”，黎娜就追着她打。

　　她笑了一下。

　　然后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

　　住院的日子，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吃饭，九点做治疗。下午有团体活动，画画、听音乐、做手工。晚上十点熄灯。每一天都一样，像复印机印出来的。

　　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体。

　　她还是吃不下东西。营养餐送到床头，她看着那碗粥、那碟菜、那个切成小块的苹果，胃就开始痉挛。护士看着她吃，她就硬塞，塞进去，咽下去，然后趁护士不注意，跑到卫生间吐掉。

　　有一次没来得及，吐在了床单上。

　　护士换床单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脏床单卷起来，放进推车里。黎芽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双戴手套的手把床单铺平，四角塞进床垫下面，动作很熟练，像做过一万次。

　　“对不起。”黎芽说。

　　护士抬起头，笑了一下：“没事，经常这样。”

　　经常这样。

　　黎芽不知道这四个字是安慰，还是事实。她看着护士推着车走出房间，门在身后关上，走廊里传来推车轮子碾过地板的咕噜声。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扎过针的地方，青了一块。

　　第三周的时候，情况变了。

　　那天下午，周医生来找她谈话。黎芽坐在诊室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膝盖上，暖的。

　　“最近感觉怎么样？”周医生问。

　　“还好。”

　　“吃东西呢？”

　　“能吃一点了。”这是实话。她开始能吃下半碗粥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吐，但频率低了很多。

　　周医生点点头，又问了一些常规问题。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黎芽，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是你？”

　　黎芽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比如——你姐姐？”

　　黎芽没说话。

　　“黎芽？”

　　“没有。”她说。

　　周医生没再追问。但那天晚上，黎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只鸟还在那里。她看着看着，那只鸟忽然变成了一张脸。黎娜的脸。

　　她闭上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在哪。

　　她坐在冰场边上，冰鞋穿在脚上，鞋带系得紧紧的。冰面上有人在滑，音乐在响，观众在鼓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不是她的手。这双手更小，指节更细，无名指上有一颗痣。黎娜的手。

　　“黎娜，该你了。”有人在叫她。

　　她站起来，滑进冰场。灯光很亮，亮得刺眼。她站在冰面中央，等着音乐响。音乐没响。她等。还在等。等了好久好久，冰场空了，观众走了，灯灭了。只剩她一个人站在黑暗里，冷。

　　“黎芽。黎芽！”

　　她睁开眼睛。护士站在床边，按着她的肩膀。她的身上全是汗，床单湿透了，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你做噩梦了。”护士说。

　　黎芽喘着气，没有说话。

　　不是噩梦。她不觉得是噩梦。她只是——在冰场上。姐姐的冰场上。

　　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医生。

　　周医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翻开病历本，写了几个字。

　　“黎芽，我建议你再做一些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黎妈妈来了。

　　黎芽坐在诊室里，看到妈妈的眼睛是红的。周医生坐在对面，表情很严肃，说话的声音比平时更慢，像怕摔碎什么。

　　“黎芽的情况，我们初步判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这是意料之中的，重大创伤事件后出现进食障碍、噩梦、闪回症状，都是典型的PTSD表现。”

　　他停了一下。

　　“但最近出现的这些……身份认同紊乱，加上她之前反复说‘自己该死’、‘应该替姐姐去死’，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评估。结果提示，她可能还存在分离性身份障碍的倾向，也就是俗称的多重人格。”

　　黎妈妈的手攥紧了包带。

　　“目前还不能完全确诊精神分裂症，但有一些症状需要高度警惕——比如她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黎娜，会说一些黎娜才会说的话，做一些黎娜习惯性的动作。这些表现，可能是在极度的内疚和自责之下，她的大脑为了保护自己，分裂出了另一个人格——她姐姐的人格。”

　　“什么意思？”黎妈妈的声音发抖，“你是说……她变成了黎娜？”

　　“不是‘变成’。是她的潜意识里，有一个部分认为自己应该成为黎娜——因为黎娜是她心目中‘值得活下来’的人。她觉得自己不配活着，所以她试图‘成为’那个配活着的人。”

　　黎芽坐在旁边，听着这些话，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她想起那天晚上，她坐在冰场边上，穿着姐姐的冰鞋，等着音乐响。她不觉得那是梦。她觉得那是真的。她是真的站在冰场上，是真的在等音乐响，是真的想替姐姐滑完那场没滑完的比赛。

　　“那要怎么办？”黎妈妈问。

　　“住院治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同步进行。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周医生看着黎芽，“黎芽，你愿意配合治疗吗？”

　　黎芽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

　　华盛顿的天是灰的。北京的天是蓝的。

　　她想起姐姐说过的话——“你的天赋是你的，你想怎么用都行。不是只有拿金牌才叫不浪费。”

　　姐姐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她不知道后来自己会死。

　　她不知道后来妹妹会疯。

　　她不知道后来那个“不浪费”的天赋，会被埋进药片和病历本的纸页里。

　　“黎芽？”周医生叫她。

　　“我愿意。”黎芽说。

　　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但她知道，她想好起来。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姐姐。

　　为了那个替她去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