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56、第 56 章 初三一

　　初三一早，天还没亮透，白乙竹就起来了。

　　她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把昨晚就收拾好的包又检查了一遍……

　　泸州老窖用旧衣服裹着，塞在包中间，怕磕碰；大前门两条并排放，用橡皮筋箍住；的确良布料和纱巾叠得整整齐齐，夹在换洗衣裳中间；珍珠霜和钢笔用小布袋装着，放在最上面，方便拿；小人书、水果糖、麦乳精塞在包侧面的空隙里；稻香村的点心匣子单独拎着，十字捆的麻绳结结实实，红商标贴在正面，显眼得很。

　　这些都是她准备带回老家的礼物，给父母的，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还有弟弟的。

　　参谋长已经醒了，靠在床头，披着那件军大衣，看她忙前忙后地收拾，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

　　白乙竹收拾好了，走到床边，说：“爸，那我走了。”

　　参谋长点了点头：“路上当心。到了来个电话，别让家里惦记。”

　　“哎，我知道。”

　　参谋长又补了一句：“跟你爸妈带个好。就说我这边都好，让他们别挂念。”

　　白乙竹应了一声，拎起包，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参谋长冲她摆了摆手，意思是“走吧走吧，别磨蹭了”。

　　赵西洲已经在楼下等着了。他今天穿了一身便装，深蓝色的中山装，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头发梳得整齐，看起来比穿军装的时候少了些凌厉，多了几分家常。

　　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停在楼门口，发动机已经预热了，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气。

　　赵西洲接过白乙竹手里的帆布包和点心匣子，放在后座上，又拉开副驾的车门，等白乙竹坐进去，才关上门，自己绕到驾驶座。

　　车子发动，驶出了医院大门。

　　清晨的城还没有完全醒来，街道上车辆不多，偶尔有一辆公共汽车慢悠悠地驶过，车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两人一路无话。

　　赵西洲开车很稳，不快不慢，遇到坑洼路面会提前减速，尽量不让车子颠簸。

　　车子开到火车站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站前广场上铺着水泥方砖，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缝隙里嵌着灰土和烟头。

　　广场正中央是一座高高的旗杆，旗杆底座是水泥砌的，四面镶着汉白玉，顶端飘扬着一面国旗。

　　旗杆后面，是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像，主席身着军装，面带微笑，目光远眺，手臂微微抬起，像是在向人民群众致意。

　　广场上人来人往，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穿梭不息。

　　边缘蹲着一群穿着破旧棉袄的汉子，面前摆着扁担和麻绳，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来往的旅客，他们是附近农村偷偷进城揽活的农民，五分钱扛一个包，从广场扛到候车室。有旅客走过去，他们就呼啦一下围上来：“同志，扛包不？便宜！五分钱！”

　　赵西洲把车停在广场旁边的停车场，拔了钥匙，下车，从后座拎出白乙竹的行李。白乙竹也下了车，从他手里接过包和点心匣子。

　　“送到候车室吧。”赵西洲说。

　　白乙竹没有推辞，点了点头。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候车大厅。

　　大厅里人声鼎沸，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泡面味和煤灰味，暖烘烘地扑面而来。头顶的广播喇叭正在循环播放：“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徐州方向的16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在第二候车室排队检票……”

　　候车室大约两三百平米，水泥地面，一排排深绿色的木条长椅，椅背连着椅背，坐上去嘎吱嘎吱响，椅面被磨得油光锃亮，泛着一层包浆。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全国铁路客运示意图，红色蓝色的线路纵横交错，红线是干线，蓝线是支线，密密麻麻地织成一张网。示意图旁边挂着一个车站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整个大厅都能听见。

　　墙上还贴着几张宣传画——“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乘车”“解放军优待证使用须知”，红红绿绿的。

　　候车室一角有一个小卖部，卖北冰洋橘子汽水，一毛五一瓶；动物饼干装在玻璃罐子里，一毛钱一小包；还有大前门和牡丹牌的香烟，但要票。

　　小卖部旁边立着一个开水桶，外面包着白铁皮，龙头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底下放着一排搪瓷缸子，有人直接蹲下来，嘴对着龙头喝。

　　赵西洲帮白乙竹找到了候车的位置，把行李放在她脚边，又看了一眼手表，说：“还有半小时。”

　　白乙竹点了点头，在长椅上坐了下来。赵西洲没有坐，就那么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目光扫视着四周的人群，像是在做例行警戒。

　　过了一会儿，广播响了：“旅客同志们，开往徐州方向的16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在第二候车室排队检票，带好您的行李，照看好小孩……”

　　白乙竹站了起来，拎起包和点心匣子。赵西洲伸手接过她手里的包，说：“我送你上车。”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向检票口。

　　检票口上方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写着“军人、老弱病残优先通道”。

　　赵西洲亮了一下自己的证件，检票员是个穿蓝制服、戴大盖帽的年轻姑娘，看了一眼证件，又看了一眼白乙竹，点了点头，用检票钳在她的车票上剪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口子，然后把票根递还给她。

　　“下回记得把票根留着，出站要查。”赵西洲在旁边说了一句。

　　白乙竹点了点头，把票根仔细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走进月台，一股冷风迎面扑来。

　　这站的月台是高月台，跟车厢地板齐平，不用迈大步。水泥地面，边缘刷着黄色的警示漆，被无数双脚磨得有些发亮。月台上每隔几米就有一张铁皮长椅，绿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灰白的铁皮。

　　还有几辆售货车，推车的阿姨系着白围裙，扯着嗓子喊：“瓜子儿——花生——矿泉水儿——烧鸡——茶叶蛋——”

　　161次列车静静地停在轨道上，绿皮车身，车窗可以上下推开，车窗底下有折叠的小桌板，放下来是桌子，折上去贴墙。

　　车门旁边挂着一块白铁皮的牌子，上面写着“YZ22型 硬座定员118”，白底黑字，清晰醒目。车门是内嵌式的，要自己拉开，脚踏在铁台阶上，咯噔咯噔响。

　　赵西洲拎着包走在前面，找到了白乙竹的座位——靠窗的三人座，位置不错。

　　赵西洲把包举起来，塞进头顶的行李架里。又把白乙竹的军绿色帆布水壶，解下来，挂在小桌边的挂钩上。最后，把那包稻香村的点心匣子放在白乙竹的膝盖上，说了句：“抱着，别让人碰碎了。”

　　白乙竹点了点头，抱着点心匣子，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月台上的铃声响了——“叮——叮——叮——”三声，清脆而急促。

　　站务员站在月台边上，举起手中的绿旗，摇了摇。

　　“要开了。”赵西洲说。

　　白乙竹点了点头：“你回去吧。”

　　赵西洲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出站口，没有回头。

　　白乙竹隔着车窗，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她靠在座椅上，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了。

　　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从慢到快——“哐当、哐当、哐当——”

　　窗外的站台、人群、建筑物开始向后移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白乙竹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城市景色，心里像是卸下了一副担子，又像是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

　　不一会儿她收回目光，开始打量同座的旅客。

　　靠过道坐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包的正面印着两个金色的字——“上海”。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清瘦，手里握着一份《人民日报》，正看得认真。

　　白乙竹猜测他是个出差干部，可能是去徐州开会的。

　　对面坐着一个妇女，三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花棉袄，头上包着一条方巾，身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一个两三岁的女孩。脚下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布角露出了几个煮鸡蛋的壳。

　　小女孩窝在她怀里，已经睡着了，嘴角挂着一丝口水。小男孩坐不住，不停地扭来扭去，一会儿扒着窗户往外看，一会儿又想去够小桌上的水壶。妇女低声呵斥了他几句，他也不听，照样动来动去。

　　对面靠窗坐着一个年轻的士兵，穿着一身军装，背着军用背包，腰板挺得笔直。看起来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但眼神已经有了几分军人的沉稳。他大概是探家归队的，手里攥着一封信，已经看了好几遍了，还是舍不得放下来。

　　列车驶出城区后，窗外的景色渐渐变成了田野和村庄。

　　冬日的田野光秃秃的，麦茬在泥土里露出短短的茬口，偶尔能看到几棵光秃秃的白杨树，枝丫交错，像一幅水墨画。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在寒冷的空气中缓缓上升，又被风吹散。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是开往徐州方向的161次列车，前方到站是廊坊站，停车五分钟……”

　　广播结束后，插播了一段音乐——《东方红》的旋律从喇叭里流淌出来，浑厚而庄严。

　　白乙竹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

　　过了一会儿，过道里传来一阵吆喝声：“包子——茶水——瓜子儿花生——”一个小推车从车厢那头挤了过来，推车的是个中年女人，系着白围裙，围裙上沾满了油渍。她一边推车一边喊，声音洪亮，穿透了整个车厢。

　　“茶水！五毛一杯！白瓷壶倒出来，褐色的茶末子，热气腾腾的。”

　　“包子！猪肉大葱的！两毛一个！凉的！要的热的等下一站！”

　　有人招手要了一壶茶，有人买了几个包子，就着茶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白乙竹没什么胃口，就没有买。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车厢里的声音渐渐嘈杂起来——有人在高声聊天，有人在打牌，有小孩在哭闹，有男人在抽烟。

　　白乙竹对面的小男孩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哭闹起来。他妈妈怎么哄都哄不好，又是拍又是抱，嘴里念叨着“别哭了别哭了，到了姥姥家给你吃糖”，可小男孩根本不听，哭声越来越大，引得周围的旅客都侧目而视。

　　坐在旁边的一个老大爷看不下去了，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玻璃纸包的，递给小男孩：“别哭了别哭了，来，爷爷给你糖吃。”

　　小男孩看到糖，哭声立刻小了一半，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过去，攥在手心里，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已经不哭了。

　　妇女感激地冲老大爷笑了笑：“谢谢您啊，大爷。”

　　老大爷摆了摆手：“没事没事，小孩子嘛。”

　　后几排的座位上，几个男人支起了小桌板，开始打“升级”，四个人围成一圈，吵吵嚷嚷的。

　　“一对儿！”

　　“俩大王！”

　　“你丫赖皮！刚才那轮你明明出了小王，怎么又来一个？”

　　“你管我？我捡的！”

　　“哈哈哈——”

　　白乙竹听着他们的吵闹声，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车厢里烟雾缭绕。

　　靠窗的男人们掏出“大前门”或者“牡丹”，互相借火。

　　“同志，借个火？”

　　“哎，给。”

　　打火机是那种老式汽油的，打着了有一股煤油味。

　　烟雾往车厢顶上飘，在日光灯管的周围形成一层淡蓝色的薄雾。

　　白乙竹坐在靠窗的位置，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把烟雾吹散了一些，但还是能闻到那股辛辣的烟草味。她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那个年代，火车上抽烟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人会觉得不妥。

　　列车在廊坊站停了一次，又在天津西站停了一次。每次停车，都有人上车下车，车厢里更加拥挤了。过道里站满了人，有的人没有座位，就靠在座位边上，或者干脆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白乙竹没事做，就观察车厢里的众生百态。

　　她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过道里，面前摆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只绑了脚的母鸡，母鸡咕咕咕地叫着，翅膀扑棱扑棱地扇，溅出几粒鸡屎。旁边的旅客皱着眉头往旁边躲了躲，但也没人说什么。

　　又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婴儿，站在过道里摇摇晃晃地哄着，婴儿哭得撕心裂肺，母亲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助。有个好心的大姐给她让了半个座位，她感激涕零地坐下了。

　　还看到两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拎着录音机上了车，放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声音开得很大。

　　旁边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干部皱了皱眉，说了一句：“同志，小点声，公共场合。”

　　年轻人不情不愿地把音量拧小了一些，但嘴里嘟囔了一句：“老古董。”

　　白乙竹看着这一切，觉得很有意思。这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她，不过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列车驶过沧州之后，白乙竹开始注意到斜对面的一个男人。

　　那个人大概四十多岁，瘦，颧骨很高，肤色黝黑，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袖口的地方露出了几团破棉絮。始终侧着身子坐，把脸朝向窗外，如果有人从过道里走过来，他会下意识地把头低下去，假装在打瞌睡。

　　白乙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车厢里这样的人太多了，穷苦的、沉默的、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人，到处都是。

　　但渐渐地，白乙竹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个男人的眼神不对。

　　他看人的时候不是直视，而是快速地扫一眼，然后立刻垂下去，像是在躲避什么。而且始终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买过任何东西，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列车在德州站停车的时候，他站起来，从白乙竹面前经过，往厕所的方向走去。

　　白乙竹无意中扫到了他的右手，虎口处有一道很深的旧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割过，愈合后留下了一道白色的肉棱，在黝黑的皮肤上格外显眼。

　　白乙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她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

　　所在的文工团有一次去地方矿务局慰问演出，矿上的保卫科长跟她们聊天时说过：“炸药的□□要是操作不当，最容易伤的就是虎口这个地方，一拉弦，没炸，但钢丝绳把肉勒开了，老疼了。”

　　白乙竹又想起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逃犯刘德财，男，四十二岁，江苏睢宁县人。罪行：一九八二年秋天，他在徐州某矿区盗窃炸药和□□，意图炸毁与其有宅基地纠纷的村干部家的房屋。作案时被巡逻民兵发现，他拒捕，用锄头打伤一名民兵后潜逃。公安部通缉，列为“严重刑事犯”……

　　白乙竹的心脏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该咋办……

　　白乙竹没有直接去找乘警，因为万一搞错了，会很尴尬，而且会打草惊蛇。

　　如果那个人真的是逃犯，而且他身上还带着炸药，贸然行动可能会危及整车人的安全……

　　想了又想，白乙竹从包里拿出那本《解放军文艺》，翻到中间一页，假装在看。

　　但实际上，已经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空白处飞快地画了起来——那个男人的侧脸轮廓、眉骨的形状、灰棉袄的领口、那道虎口上的疤痕……

　　白乙竹学过速写，文工团的时候经常给演员画造型草图，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主要特征。

　　画完之后，白乙竹撕下那一页，折好，攥在手心里。

　　她站起来，走向车厢尽头的乘务员室。

　　乘务员是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出头，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正靠在座位上打盹。

　　白乙竹敲了敲门，他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同志，怎么了？”

　　白乙竹把那张速写递给他，压低声音说：“同志，这个人你注意到了吗？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乘务员接过速写，看了看，又探头望了一眼那个男人的方向，眉头皱了起来：“我也觉得他怪怪的，但说不出哪里怪。上车到现在，一句话没说过，也不吃东西，就一直缩在那儿。”

　　白乙竹压低声音说：“他虎口上有伤，像是□□炸的。我怀疑他可能是徐州那边通缉的那个盗炸药的人。”

　　乘务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站起来，说：“你等一下，我去叫乘警。”

　　不一会儿，乘警来了。

　　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姓马，穿一身蓝色的警服，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走路沉稳有力，一看就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马乘警接过白乙竹的速写，仔细看了看，又远远地观察了那个男人几分钟。

　　转过头来，压低声音对白乙竹说：“确实像。但车上人多，不能硬来。万一他身上还有炸药，一旦炸了，这一车人都跑不了。”

　　白乙竹点了点头：“那怎么办？”

　　马乘警想了想，说：“得把他引到车厢连接处。那里人少，便于控制。但问题是怎么让他乖乖过去——如果他警觉了，跳窗跑了，或者狗急跳墙，就麻烦了。”

　　白乙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来。”

　　马乘警看了她一眼：“你来？你怎么来？”

　　白乙竹说：“我有办法。”

　　她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等了几分钟，等那个男人从厕所回来，重新坐回了他的位置上。

　　然后，白乙竹忽然捂住了肚子，皱着眉头，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邻座的大娘听到了，关切地问她：“闺女，咋了？不舒服？”

　　白乙竹有气无力地说：“胃疼……老毛病了……”她抬起头，目光投向斜对面的那个男人，声音虚弱，“同志……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疼得走不动了，你能不能扶我到车厢那头，我去找乘务员要点热水？”

　　那个男人愣住了。

　　他显然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求助。他的第一反应是警惕——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身体微微往后缩了缩。

　　但白乙竹的目光充满了恳求和痛苦，声音虚弱得像是随时要晕过去一样。

　　那个男人犹豫了几秒钟。

　　最终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走过来，扶住了白乙竹的胳膊。

　　白乙竹顺势把身体的大部分重量压在了他身上，让他走得很慢。白乙竹的脚步虚浮，每一步都像是要跌倒一样，那个男人不得不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别让她摔倒”这件事上，根本没有余力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车厢的连接处。

　　走到两节车厢中间的时候，白乙竹感觉到那个男人的身体忽然僵硬了一下——他看到了前面紧闭的车门。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两边的门同时从外面拉开了——

　　马乘警和两个乘务员堵住了前后出口。马乘警拔出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那个男人，大喊：“别动！把手举起来！”

　　那个男人愣住了。

　　瞳孔骤然收缩，下意识地想转身往回跑——但白乙竹还靠在他身上。他一动，白乙竹忽然发力，文工团练过形体的人，核心力量极好，她猛地往下一蹲，同时用肩膀顶住他的腰侧，把他的重心带偏了。

　　那个男人踉跄了一下，失去平衡，一只手撑在了车厢壁上。

　　就在这一瞬间，马乘警扑了上来，一把抓住他的右臂，反剪到背后。

　　另一个乘务员也冲上来，抓住了他的左臂。只听“咔嚓”一声，手铐扣上了他的手腕。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那个男人被制服后，马乘警搜了他的身，在他的棉袄内袋里，搜出了一卷用油纸包着的□□和一小包炸药。

　　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马乘警把炸药小心翼翼地收好，然后走过来，跟白乙竹握了握手：“同志，谢谢你！你立功了！你是哪个单位的？”

　　白乙竹报了军区□□的名号。

　　马乘警竖起大拇指：“□□的？看不出来，有胆有识，身手不凡啊！”

　　白乙竹笑了笑，没有多说。

　　但她回到座位上之后，却久久没有平静下来。心脏砰砰砰地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腿也有些发软。她端起水壶喝了一口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手指还是在微微发抖。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广播里又响起了那个慢悠悠的女声：“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开往徐州方向的161次列车，前方到站是济南站，停车十分钟……”

　　白乙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听着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列车在济南站停了一次，又在兖州站停了一次。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窗外的景物变得越来越模糊。车厢里的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旅客的脸上，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有些疲惫。

　　白乙竹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等她醒来的时候，列车已经快到柳河县了。

　　她看了一下手表——凌晨五点半。

　　冬天的天亮得晚，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坐直了身子，揉了揉眼睛，把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又把点心匣子抱在怀里。

　　列车减速了，车轮的声音变得缓慢而有节奏。窗外的黑暗中出现了零零星星的灯火——那是柳河县的灯光。

　　汽笛长鸣了一声，列车缓缓地驶入了柳河县站。

　　白乙竹站起来，跟着人流往车门的方向走。

　　走下火车，踏上月台的一瞬间，一股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是混合着秸秆燃烧的烟气、煤灰味和冻土的气息，是她从小闻到大、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味道。

　　也是白家庄的味道。

　　月台上只有一个站务员，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手里挑着一盏灯笼，灯笼里点着蜡烛，火光在寒风中摇曳不定。

　　冬天的早晨天亮得晚，此刻还是漆黑一片，只有那盏灯笼和远处候车室里透出的昏黄灯光，照亮了小小的站台。

　　白乙竹拎着包，走过出站口，把票根递给检票员。

　　检票员是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看了看票，又看了看她，忽然咧嘴笑了：“哟，这不是老白家的二闺女吗？回来了？”

　　白乙竹也笑了：“回来了，王大爷，您过年好。”

　　“好好好，快回去吧，你爹妈等着呢。”老大爷把票根还给她，又补了一句，“你姐夫在广场那边等着呢，一大早就来了。”

　　白乙竹道了谢，走出车站。

　　站前广场不大，地面是压实的泥土，冬天冻得硬邦邦的。

　　广场边上停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铺着一层厚厚的麻袋。

　　一个男人蹲在三轮车旁边，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雷锋帽，帽耳朵放下来，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嘴里叼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看到白乙竹走出来，他站了起来，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咧嘴笑了：“二妹！回来了！”

　　是姐夫孙德厚。

　　白乙竹走过去，叫了一声：“姐夫。”

　　孙德厚接过她手里的包和点心匣子，放进车斗里，又从车斗里拽出那包麻袋，拍了拍上面的土：“你娘让我带的，怕你冷，垫着坐。”

　　白乙竹看着那包麻袋，心里一暖。她爬上车斗，坐在麻袋上，麻袋里装着干草，软软的，隔开了冰冷的铁皮。

　　孙德厚跨上三轮车，蹬了起来。链条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

　　“家里都好吧？姐夫。”白乙竹问。

　　“好，都好。”孙德厚头也不回地说，“你妈昨天就开始忙活了，杀了一只鸡，又去集上割了两斤肉，说要给你包饺子吃。你爸把你的屋子收拾出来了，被子晒了两天，蓬蓬松松的。”

　　白乙竹笑了，靠在车斗的边缘，看着姐夫宽厚的背影，看着路边渐渐熟悉的景物……

　　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