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54、无名之功 客厅的

　　客厅的小方桌上，两碗鸡蛋面冒着热气。

　　白乙竹把其中一碗推到赵西洲面前，自己端起另一碗，在他对面坐下。

　　暖黄色的灯光从头顶的灯泡里洒下来，在两人之间投下一圈柔和的光晕。

　　赵西洲拿起筷子，挑起一绺面条，吹了吹，送进嘴里。他吃面很安静，几乎没有声音，脊背挺得笔直，即使在饭桌上也保持着军人的仪态。

　　白乙竹也低头吃了一口，面煮得刚好，不软不硬，荷包蛋煎得边缘焦脆，蛋黄还是溏心的。她自己尝了尝，觉得味道还行。

　　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叮当声和吸溜面条的细微声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

　　过了好一会儿，赵西洲夹起一筷子鸡蛋，像是随口一问：“创作组待着还习惯吗？”

　　白乙竹的筷子顿了顿，在碗沿上轻轻磕了一下。她慢慢地开口：“活倒是上手了，整理废稿那些，不难。就是……跟文工团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赵西洲的语气平平的，听不出是关心还是随口一问。

　　白乙竹想了想，说：“在文工团的时候，大家整天待在一起排练、演出，有什么事当面就说了。笑也是一起笑，骂也是一起骂，关系近了远了都摆在明面上。可创作组那边……太安静了。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各干各的，一上午都说不了几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话，该说什么话。”

　　她停了停，又说：“而且组里几个人，除了小刘……就是那个资料员，好像都跟我隔着一层。老周除了派活，基本不跟我多说一句话。老李和小赵倒是有说有笑的，但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说了。也不知道是在聊什么我不能听的事，还是……单纯不想让我加入。”

　　她说完了，自己也觉得这些抱怨听起来有点矫情，好像自己多玻璃心似的。又补了一句：“可能是我多心了。毕竟才去了一天，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人家。”

　　赵西洲端起手边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温水。

　　“我们处里去年调来一个年轻人，名校毕业，业务能力很强。来了第一个月，就把一份积压了三年的档案整理出了索引。处长在会上表扬了他。”

　　白乙竹抬起头，看着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然后第二个月，他开始给处里的工作流程提意见。这个流程不合理，那个制度该改，说得都对。第三个月，没人跟他说话了。”

　　“他不是做错了事。他是做得太对、太快了。在一个大家都习惯了‘慢慢来’的环境里，‘做得太快’本身就是一种错，因为你让旁边的人显得慢了。”

　　白乙竹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

　　赵西洲看了她一眼，继续说：“老周不跟你多说，不是因为讨厌你。是因为他还没想好怎么用你。他不知道你的水平，不知道你的深浅，不知道你是来镀金的还是来干活的。他把你晾在那儿，就是在看你是会急得团团转，还是能自己待住。”

　　白乙竹慢慢咀嚼着这段话，忽然有点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做，反而是对的？”

　　赵西洲摇了摇头：“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做那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在抢功’的事。”

　　他想了想，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你帮小刘把油印机擦了，那是她的事，你帮了，她记你的好。但你如果主动去改老李手里的稿子，那就是在说他不行。他写了二十年了，你一个刚来的女同志，上去就动他的稿子，他心里能舒服？”

　　白乙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赵西洲接着说：“我们这有一条规矩：永远不要在别人没请你之前，去碰他的核心业务。你可以帮他打下手、递工具、查资料，但不要替他做决定。除非他开口问你。”

　　白乙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那要是他一直不开口呢？”

　　赵西洲端起缸子又喝了一口水，语气笃定：“那就等着。在体制里，‘等’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你等得起，说明你有底气；你急着要结果，反而容易被人捏住把柄。”

　　白乙竹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她原本以为，像赵西洲这样的人，这样的出身，父亲是参谋长，自己又在总参二部当副处长，一路从野战军侦察连打拼上来，立过战功，履历光鲜……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需要钻研这些人情世故的。

　　他应该只管冲锋陷阵，只管完成任务，那些弯弯绕绕的处世之道，跟他这样的人沾不上边。

　　可他偏偏说得头头是道。

　　白乙竹低下头，轻轻说了句：“谢谢你，我记住了。”

　　两人又默默低头吃面。

　　吃完饭，白乙竹收拾了碗筷，拿到厨房去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她挤了几滴洗碗精在抹布上，仔仔细细地把两只碗、两双筷子、一口锅洗得干干净净，又用清水冲了两遍，倒扣在沥水架上。

　　她擦干了手，回到客厅。

　　赵西洲已经坐在他那张小书桌前了。

　　台灯拧亮了，橘黄色的光只照亮他面前那一小块桌面，其余部分都沉在昏暗里。他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内部资料，封面上印着“机密”二字，字已经有些褪色。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不时在资料上划几笔，或者在旁边的笔记本上记几个字。

　　窗外的夜色很浓，窗帘没有拉严实，露出一线漆黑的天。

　　白乙竹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的小书桌前坐下，翻开一本《解放军文艺》，打算看看上面的文章，熟悉一下部队文艺的风格。

　　她刚翻了两页，赵西洲忽然开口了：“白乙竹同志，你过来一下。”

　　白乙竹放下杂志，走过去。

　　赵西洲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递给她。书的封面是浅灰色的，上面印着几个黑色的字——《说话的艺术》。

　　“你看看这个。”赵西洲说，“体制内说话的艺术，本质上是在权力结构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一门手艺。说话是表面一句，底下三层意思。体制内没人会把真话说满。”

　　白乙竹接过书，翻了翻。

　　书里讲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些很具体的话术和案例。

　　比如“如何向上级汇报工作” “如何在会议上发言”“如何拒绝同事的不合理请求”等等，每一条都配有正反两个例子，通俗易懂，但细想之下又很有道理。

　　赵西洲看她翻了几页，又开口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再议’这个词，在机关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还没想好’，另一个是‘这事黄了但我不直说’。你得根据说话的人和当时的语境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

　　白乙竹抬起头，认真地听着。

　　“‘原则上可以’这五个字你记住，基本上等于‘原则上不行’。但你非要，后果自己担。‘原则上’三个字一出，后面必跟着‘但是’。没‘但是’的才叫‘可以’。‘原则上可以’等于‘我不拦你，出事别找我’。”

　　白乙竹点了点头，心里默默记下。

　　“还有‘你看着办’，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结果，不要过程，也别把我扯进来。但这话分人。对老周这种级别的，是信任；对你这种新来的，是‘这事归你，砸了也是你的’。接这话的时候，你要回一句‘我先拿个方案，再来请示’，把‘请示’两个字挂上，他就知道你懂规矩了。”

　　白乙竹忍不住问：“那要是领导说‘你自己做主就行了’呢？”

　　赵西洲看了她一眼：“那你就更要请示了。越是让你自己做主，你越不能真的自己做主。你把方案做好了拿去给他看一眼，说‘您把把关’，他嘴上说‘不用不用’，心里是舒服的。等他舒服够了，下次才会真的让你做主。”

　　白乙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翻开手里的书，找到赵西洲说的那几页，用手指着，一行一行地看了起来。

　　赵西洲继续说：“说话有四类保险句式，你记一下。”

　　白乙竹赶紧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空白的稿纸，准备记笔记。

　　“第一类，汇报工作要用‘三段式’：现状、问题、建议。精髓是永远别只抛问题，要带方案进门。结尾一定要加一句‘您看行不行’，把决定权还回去，不抢领导的话事权。”

　　白乙竹飞快地记了下来。

　　“第二类，拒绝要用‘转进式’。不直接说‘不’，先认再绕。比如说别人让你帮忙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你不要说‘我没空’，你说‘这个事我手头暂时排不开，要不您先问问老李？他那边经验比我丰富。”

　　白乙竹抬起头，问：“那要是推不掉呢？”

　　“推不掉就做，但要让别人知道是你做的。”赵西洲说，“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让你帮别人干活，但那活最后算别人的成绩。这种情况下，活还是你干，名还是别人挂，但东西是你的。你干出来的成果，谁也拿不走。下次再有类似的活，领导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你。”

　　白乙竹想了想，点了点头，又记了几笔。

　　“第三类，被夸要用‘归因式’。体制内被夸是风险，不是奖励。夸你等于把你架高等于旁边人记你一笔。所以被夸的时候，不要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把功劳拆给‘领导+师傅+同事’三层，自己缩到‘执行’位置，最安全。”

　　白乙竹停下笔，想了想：“比如说……‘这事能成全靠组长把关，老李前期也做了大量铺垫，我就是最后跑了个腿’？”

　　赵西洲难得地露出一丝赞许的神色：“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白乙竹心里记下了，又低头写了几笔。

　　“第四类，传话要用‘原样+不加工’。传话人是最容易背锅的。要养成一个习惯——话从谁嘴里出来的，原样回去，一个字不加。你以后如果帮老周跑宣传部、跑干部科，这条是关键。”

　　白乙竹抬起头，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赵西洲端起缸子喝了口水，又补充道：“还有五条底线哲学，你也记一下。”

　　白乙竹重新握好铅笔，竖起耳朵。

　　“第一，要有‘见光死’的准备。别写不能给人看的字。你在创作组写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被翻出来。所以写之前想一想：如果这个东西明天被贴在公示栏里，你能不能坦然面对？”

　　白乙竹的手指微微一顿，想到了林志远那篇稿子。她垂下眼帘，没有说什么。

　　“第二，情绪不能过夜，但话要过夜再回。今天让你不痛快的事，今晚别回，明早再说。睡一觉起来，你可能就觉得没那么生气了。即使还是很生气，至少你有了一晚上的时间来想怎么回。”

　　“第三，别在厕所、食堂、楼道谈事，那三处是‘顺风耳’。你在厕所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在下班之前传遍整栋楼。”

　　白乙竹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个我记住了。”

　　“第四，文件流转要‘留痕’。你经手的每一份稿子，什么时候收到的、什么时候处理的、交给了谁，都要有记录。不是为了邀功，是为了自保。”

　　“第五，对‘突然的亲近’要保持警惕。机关里突然对你热乎的人，要么有求于你，要么你要有事了。正常的关系是老周那样不冷不热。”

　　白乙竹一条一条地记在心里，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放下铅笔，看着稿纸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抬起头，说出了一句自己总结的话：“机关里的事，三分靠做，七分靠等。你急的那件，往往不是最该急的那件。”

　　赵西洲看了她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恢复了惯常的平静，算是默认了。

　　白乙竹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她似乎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正说着话，客厅里的电话忽然响了。

　　铃声在安静的夜晚格外刺耳，急促而尖锐。

　　白乙竹还没来得及反应，赵西洲已经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高低柜前，一把抓起了话筒。

　　“喂？是我。”他的声音瞬间变了，不再是刚才闲聊时的松弛。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隔着话筒白乙竹都能隐约听到一些破碎的词句，但听不真切。她只看见赵西洲的眉头越皱越紧。

　　“知道了，马上到。”他说完这句话，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他转身快步走向门口，弯腰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军用皮鞋，三两下蹬上，又伸手去够挂在衣帽架上的军大衣。

　　白乙竹站了起来，看着他利落的动作，心里明白他这是要出门了。快步走到他身边，帮他把大衣从衣架上取下来，递到他手里。

　　“要走了？”白乙竹问。

　　“嗯。”赵西洲接过衣服，熟练地往身上一披，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

　　“今晚还回来吗？”白乙竹又问了一句。

　　赵西洲已经拉开了门，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冬日夜晚凛冽的寒意。他回头看了她一眼，简短地回答：“不一定。”

　　然后他迈步走进了夜色中，军大衣的下摆在风中翻卷了一下，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白乙竹站在原地，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然后是院门开启又关闭的声响，最后是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在夜色深处……

　　时光飞快，转眼间白乙竹报到已经超过一周了。

　　她已经把那一麻袋的废稿全部整理完毕，分门别类地归档进了资料柜里，还手写了一份目录，贴在柜门内侧，方便查阅。

　　老周虽然没有当面表扬她，但在有一次路过她桌边的时候，随手翻了翻她整理的目录，没有说什么，但也没有挑毛病，在老周的世界里，不挑毛病就是最大的认可。

　　之后白乙竹的工作也开始从单纯的整理废稿，过渡到参与初审基层来稿。

　　老周开始把一些师团宣传队寄上来的稿子分给她看，让她写初审意见，用铅笔写在稿纸的右上角。

　　她写得认真，每篇都仔细读过，然后用尽可能客观的语言写出评价：哪些可以用，哪些需要修改，哪些不适合发表。她尽量让自己的意见听起来中肯而不张扬，既表明自己的态度，又不显得过于自信。

　　办公室里的气氛依然算不上热络，但比起第一天，已经稍微松动了一些。

　　李长明和赵汝行偶尔会在她面前说几句话了，虽然还是不会主动跟她聊天，但至少不再像之前那样她一靠近就闭嘴。

　　刘孟沅则已经开始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主动叫她一起了，两个人端着饭盆坐在食堂的角落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

　　一切都在缓慢地、微妙地变化着……

　　这天下午，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出去开会了，只剩下白乙竹一个人。她坐在自己的桌前，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面前摊着一份稿子，却没有在看。

　　她的目光落在了资料柜最底层那个牛皮纸信封上——那是林志远的遗稿。

　　她犹豫了片刻，起身走到柜子前，拉开柜门，把那个信封抽了出来。

　　她重新翻出那篇短篇小说，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稿子的右上角，有一行红笔批语，是宣传处王副处长的手笔：

　　“○。基调过低，兵之死写得太细，改后可发《战士文艺》第四期清明专题。”

　　那个“○”是宣传系统的常用符号，代表“已阅”或“已处理”。

　　批语的措辞虽然严厉，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也就是说，只要按照他的意见删改，这篇稿子理论上是可以发表的。

　　但这篇稿子的作者已经不在了。没有人来改，也没有人敢、可以擅自替他改。

　　白乙竹把稿子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抚过那行红笔批语，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她知道当下的形势。

　　对越自卫反击战刚打完没几年，全军文艺正处于“歌颂英雄、鼓舞士气”的主旋律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必须服务于这个主旋律——要写英雄的勇敢无畏，写战士的舍生忘死，写胜利的来之不易。

　　而林志远写的，是战场的压抑、死亡的阴影、一个人的恐惧和挣扎。整篇稿子里，没有出现过一个“胜利”或“凯旋”的字眼，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英雄”形象。

　　这种写法，在当下的语境里，被视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导向”。

　　可白乙竹觉得，正是因为这样，这篇稿子才更应该被看到。

　　她想了很久。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把林志远的所有遗稿，包括那篇被毙的短篇小说，以及他生前发表在《战士文艺》上的三首短诗全部找了出来，拿到外面的复印店，自费复印了一份。然后用订书机把复印件装订成册，找了一张硬卡纸做封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

　　“林志远同志遗作汇编（1978.3—1979.3）”

　　白乙竹拿着这本汇编，敲响了老周办公室的门。

　　老周正在看一份文件，见白乙竹进来，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白乙竹走到他桌前，把那本汇编放在他面前，语气尽量平稳：“组长，我在整理废稿的时候发现，林志远同志生前一共给组里交过七篇稿子，只有三篇发表过。剩下的四篇里，有一篇是完整的短篇小说，两篇是未完成的散文片段，还有一篇是写了一半的诗歌。我觉得……如果不把它们整理出来，以后就更没人记得他写过什么了。”

　　老周低头翻了翻那本汇编，一页一页地看过去。他的表情看不出喜怒，翻页的动作也很慢。

　　白乙竹站在他面前，心跳得有些快，但面上努力保持着镇定。

　　过了好一会儿，老周把那本汇编合上，放在桌角，说：“你先理着。别往外拿。”

　　白乙竹心里一松。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可以做，但不能声张。这是老周给她的第一道默许。

　　她点了点头，拿着汇编退了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白乙竹开始悄悄地做一件事。

　　她通过老邱打听到，林志远生前在136师侦察连有一个关系最好的战友，叫赵大勇，已经退伍回了山东沂蒙山老家。

　　老邱在收发室干了快二十年，全楼几百号人的关系网他都门儿清，打听一个退伍兵的地址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白乙竹以“创作组整理烈士遗稿需要核实细节”为由，给赵大勇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不长，措辞正式而诚恳，说明了来意，附上了林志远那篇遗稿的复印件，请他回忆一下林志远生前是否提过这篇稿子的创作意图，或者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细节可以提供。

　　信寄出去之后，白乙竹心里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一个退伍回乡的农民，不一定还保留着当年的记忆，也不一定会认真回复一个陌生人的来信。

　　但半个月后，回信来了。

　　信封是那种最便宜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山东某个县城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握笔不太稳的人写的，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看得出写字的人很认真。

　　白乙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信的开头是：“同志你好，我是赵大勇，林志远生前的战友。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看了好几遍。”

　　白乙竹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赵大勇在信里写了很多他和林志远在侦察连的事。他说林志远不爱说话，但爱写东西，别人休息的时候打牌吹牛，他就坐在角落里，抱着一个本子写写画画。他说林志远牺牲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连队接到命令要往前沿阵地转移。出发前，林志远忽然叫住他，把一个本子塞到他手里，说：“大勇，这个本子你帮我收着。如果我回不来，你帮我把它寄到军区□□创作组。”

　　赵大勇问他：“你自己回来不就能交了？”

　　林志远笑了笑，说：“以防万一嘛。”

　　然后他又说：“对了，我那个本子里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我还没想好。但我大概知道要写什么了。”

　　赵大勇问：“写什么？”

　　林志远说：“反正明年开春，山西的杏花该开了。”

　　赵大勇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林志远解释说：“我们班那个柱子，山西人，他家门口有棵杏树。他老跟我们念叨，说他家的杏花开得特别好，每年春天，满树都是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一地。他说等打完仗，请我们去他家喝酒，看杏花。”

　　赵大勇问：“那你写这个干啥？”

　　林志远说：“我就是想写——不管发生什么，明年春天，花还是会开的。”

　　那是赵大勇最后一次跟林志远说话。

　　当天下午，林志远所在的侦察排在执行前沿侦察任务时遭遇伏击。林志远在掩护战友撤退时中弹，当场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白乙竹读完信，坐在桌前，久久没有动弹。

　　她低头看着那句“反正明年开春，山西的杏花该开了”，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啪嗒一声砸在信纸上，洇开了一小片墨迹。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拿起笔。

　　她决定在原稿的末尾加一个“编者注”。

　　她斟酌了很久，反复修改了好几遍措辞，最后写成了一段话：

　　“本文为林志远同志（1955—1979）遗作，写于牺牲前四日。据其战友赵大勇同志回忆，林志远同志曾在牺牲当日提及，本文最后一句拟为——‘反正明年开春，山西的杏花该开了。’今征得赵大勇同志同意，录于此，以补遗珠之憾。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边境作战中牺牲的年轻士兵。

　　——编者南雁”

　　“南雁”是白乙竹给自己取的笔名。

　　小时候在江北县城，每年秋天，她都会站在院子里看大雁南飞。父亲指着天上的雁阵告诉她：“雁飞过去的时候，头雁是最累的，因为它要自己迎着风，给后面的雁开路。”

　　她问：“那只头雁会不会想，凭什么是我？”

　　父亲想了想，说：“也许它没想过这个问题。它只是知道，自己必须飞到南边去。”

　　白乙竹把赵大勇的原信复印件附在稿子后面，作为佐证材料。

　　这样一来，她没有“改”林志远的任何一个字，只是替他完成了来不及写的那句话。而且“编者注”的形式，在八十年代初的军队刊物上是允许的，不算违规。

　　但白乙竹也知道，如果走宣传部正规渠道审批，这篇稿子十有八九还是会被毙掉。王副处长的红笔批语还摆在那里，没有新领导发话，任何人都不能推翻重审。

　　于是白乙竹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

　　她以“创作组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的名义，把这篇整理稿拿到油印机房，自己动手印了五十份。

　　她把油印稿装订好，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

　　“内部交流·征求意见·请勿外传”

　　然后她通过军区的内部通信渠道，把这五十份油印稿发给了军区各师团宣传股的创作骨干。

　　这招叫“用基层倒逼机关”。

　　八十年代初，军队文艺系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个作品在基层已经广泛流传、反响热烈，宣传部就不太好硬压。因为基层的声音也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那个思想逐渐解放的年代。

　　油印发下去之后，白乙竹心里其实是忐忑的。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不会惹祸上身，不知道老周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不知道宣传部那边会不会追究。

　　但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油印发下去不到两周，老周就接到了好几个师宣传股打来的电话。

　　内容大同小异——

　　“周组长，林志远那篇遗作能不能给我们正式印一期？我们这边的战士看了，好多人都哭了。有个新兵看完之后，跑到连部去问能不能给他也寄一份回家。”

　　老周接完电话，把白乙竹叫到办公室，把那几份油印稿放在桌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胆子不小。”

　　白乙竹低着头，没有说话，心却跳得厉害。

　　但老周没有再说什么。他把那几份油印稿收进了抽屉里，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她出去。

　　白乙竹走出老周办公室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又过了三个月。

　　一天上午，老周拿着一本刊物走进办公室，随手丢在了白乙竹的桌上。

　　白乙竹低头一看，是总政□□编印的内部刊物《部队文艺创作参考》。她翻开封面，在目录页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作者：林志远

　　编者注：南雁

　　白乙竹的手抖了一下。

　　她翻开那一页，看到了自己写的编者注，看到了那句“反正明年开春，山西的杏花该开了”，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刊物的编者按语中写道：“本文以克制的笔触记录了前线战士的真实情感，是近年来军旅题材短文中难得的真诚之作。”

　　白乙竹把刊物合上，抱在怀里，眼眶发热，喉咙发紧，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她听说，林志远的名字被刻进了136师的师史馆。

　　她没有去看过。但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