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上的根生》糖果拾光

44、电话争执伤父心 十月里的风

　　十月里的风似剪刀，一刀一刀剜人的腰。不是风儿剜得狠，是心里有话没处掏。

　　汇款单寄到学校的时候是星期三。

　　传达室的刘大爷把那张墨绿色的汇款单夹在一摞报纸和信件里，用一根橡皮筋勒着送到高二三班的门口。班主任刘老师从上面抽出那张汇款单，扫了一眼汇款人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某某建筑工地，然后在上课前把汇款单放在了陈凯的课桌上，说，你爸寄的。陈凯低下头，看到了那张绿色的纸片，汇款额五百，汇款留言栏里是那个他从小看到大的、歪歪扭扭得每一横都像被风吹弯了的字迹：好好学，别委屈自己，钱不够了跟爹说。

　　他把汇款单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资料费两百，生活费三百，不够再跟爹说。爹有钱。

　　陈凯把汇款单扣在桌上，翻开的教科书压住了它的一个角。三天前的画面忽然涌了上来，校门口，铁栏杆，父亲那只停在半空的手，自己从父亲面前走过去的时候心里对自己念叨了一百遍的那句我不是不想见他我只是，。还有一个画面也涌了上来，那天晚上回宿舍，张明辉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校门口那个民工是不是又来找你了，他说不是，就是个问路的。张明辉哦了一声，旁边李超补了一句说这年头民工真可怜，连个孩子都找不到。张明辉说就是，也不知道他家孩子在哪个班，看见了也不出来认。

　　陈凯把汇款单从教科书下面抽出来翻了个面，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塞进了课桌最里面的那个角落里，跟用完了的自动铅笔芯盒子和一张皱了的月考答题卡堆在一起。

　　晚自习下了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几圈。操场跑道上的白线在月光下泛着一层冷冷的灰光，他踩着那条白线走，左脚在白线左边，右脚在白线右边，走了两圈发现袜子被露水打湿了，脚趾头凉飕飕的。操场边上那排法国梧桐叶子快掉光了，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被风吹得打转，像几封写好了但不知道该寄给谁的信。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了，脚停在一盏路灯底下，灯下没有别人，只有自己的影子缩成一团蜷在脚边，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不知道站了多久，然后转身朝校门口走去。

　　校门口的传达室旁边有一部插卡公用电话，橘红色的，挂在传达室外墙的瓷砖上。电话上方的灯泡早就坏了，只有传达室里透出来的日光灯管的光从窗户玻璃上漫出来，照在电话的按键上，把按键上已经磨花了的数字照得模模糊糊的。陈凯从裤兜里摸出一张IC卡，插进去，电话通了。他按了几个数字，是工地门卫室的座机号，他背得很熟。

　　电话那头响了五六声，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接了起来，是看门的老头。陈凯说，我找我爸，陈根生，钢筋班的。老头说你等一下，然后听筒被搁在了桌上。

　　陈凯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能听见那头工地上的声音，远处的挖掘机还在突突突地开着夜班，近处有人在用水龙头冲脚上沾的泥，哗啦哗啦的。他等了很久，久到他以为电话断了的时候，那头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是喘气声，然后是那个他从小听到大的声音，喂？

　　凯凯？

　　陈凯握着听筒，没说话。听筒冰凉地贴在耳朵上，他一瞬间很想把电话挂了。

　　根生在那头等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凯凯？是你吗？出啥事了？

　　陈凯终于开了口。声音不大，可是很硬，像一块被冻了一个冬天又被太阳晒裂了的土坯，爸，你是不是前几天来学校了。

　　根生在那头停了一下，说，嗯，我去给你送资料费，你没看到我吗。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没有质问的语气，更像是在说一个他不想确认但必须确认的事实。

　　陈凯忽然升高了音量，"你以后别来学校找我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间。然后根生说，好，我以后不去了，我把钱寄给你。

　　陈凯的声音继续往上走，越来越快，越来越硬，"你穿着那么脏的衣服往门口一站，同学都看见了，他们问我那个人是不是我爸，我说不是，我连承认我爸是来给我送钱的胆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丢人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了。工地上的挖掘机还在突突突地响着，听筒里传来的是那种嗡嗡的背景噪音，和陈凯自己心脏怦怦跳的声音混在一起，可他听不到父亲的呼吸，父亲把话筒拿开了，拿远了一点点，不然他一定会听见一个在发抖的呼吸。

　　陈凯还在说，"别人家爸妈，开奥迪开本田来学校接孩子。别人穿耐克穿阿迪，我穿的是三十块钱一双的帆布鞋。别人用的是彩屏手机，我给家里打电话要用传达室的座机，一次两毛钱。别人爸妈是局长是老板，我爸是个农民工，是工地上搬砖的。"

　　他把最后几个字咬得特别重，工地，搬砖。这几个字他不是在描述一件事，他是在用力地把这几个字当石头往父亲身上砸。

　　"爸你有本事吗？你有本事给我买一双好鞋吗？你有本事让我在同学面前抬起头吗？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说完最后一个字，他停了。

　　手心全是汗，IC卡的塑料壳被手心里的汗浸得滑腻腻的，电话机橙红色的听筒上印着他的四根手指头的汗渍，清晰得像四道刚刚画上去还没干的墨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陈凯以为电话断线了，他把听筒从耳朵上拿下来看了一眼，没断，计时器还在跳，一秒一秒地往上加。他又把听筒贴回耳朵上。

　　然后那头传来了父亲的声音。很轻，很哑，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下被刨出来的，是爹没本事。

　　停了一下。

　　"委屈你了。"

　　又停了一下。

　　"钱收到了吧。资料费两百，生活费三百，不够了给爹打电话。好好学习。"

　　再停了一下。

　　"天冷了，多穿点。"

　　"挂了吧。"

　　电话挂断了。挂断的那一声不是咔嗒，是用得很旧的电话机特有的那种闷闷的塑料撞击声，像一颗被随便抛出去撞在墙角上的石子。

　　陈凯握着听筒站在那里。听筒里已经只有忙音了，嘟嘟嘟，嘟嘟嘟，他听了很久，一直听到传达室的刘大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同学，打完了没有，我要锁门了。他把听筒挂回去，IC卡弹出来的时候卡在了退卡口上，他拽了两下没拽出来，又拽了一下，拽出来了，卡片上裂了一道细纹。

　　他走回宿舍的时候整个校园都睡了。操场上那几盏路灯还亮着，把跑道上的白线照成了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带子，他踩在那条带子上走，这次没注意左脚和右脚是不是在白线两边，他只是在走，走，走回那个熄了灯的宿舍，推开门的时候听见张明辉在打呼噜，听见李超在磨牙，听见水房里不知哪个宿舍的人在冲马桶。他摸黑爬到床上，躺下来，睁着眼睛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贴着一张透明胶粘着的纸条，是上次月考之后他给自己写的，"年级前五，加油"。纸条的一角脱了胶，卷着往下倒垂，像个问号。

　　一千里之外，武汉工地。

　　公用电话亭也是橘红色的，挂在工地门口的砖墙上。亭子没有顶灯，只有旁边那根十几米高的工地路灯从上面照下来，把他的人照成了长长的一条影子拖在碎石地面上。根生把听筒放回去之后没有马上走。他在电话亭旁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顺着墙壁慢慢滑了下去，不是蹲，是坐，坐在了电话亭旁边那堆垒着的空心砖上。

　　空心砖是水泥浇筑的，上面布满了一个一个矩形格子的孔洞，他坐在上面觉得硌，可他没动地方。他的工具箱搁在脚边。他从兜里摸出烟来叼在嘴上，火柴划了一下没燃，划了两下没燃，划到第三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用火柴了，他手边就有一盏路灯，橘黄色的光安安静静地罩着他，用不着火柴来照亮什么。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搁在膝盖上。没点。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儿子刚上小学的时候考了双百拿着奖状回来，他把奖状贴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每天下工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这张奖状前面看一会儿。那时候儿子还不懂事，会牵着他的手送他到村口，说爹你早点回来。想起了几年前儿子第一次闹着要新文具，他骑永久牌自行车去镇上供销社给买了一整套，那天他骑车骑了二十里土路带着那一包文具揣在怀里贴着胸口，到家的时候文具盒还带着他的体温。想起了那支透明的自动铅笔，那支笔现在应该在儿子的课桌上，塑料壳已经发黄了，弹簧卡住了，可还在用。

　　他想起了娟子说，我不想我爸为了我死在工地上。

　　想起娟子在信上写，哥，靠你了。

　　他想起了自己这辈子，从豫东黄土地里的一间土坯房走出来，去郑州搬砖，在武汉大桥底下睡过，在东莞讨薪走过的那些路，在无数个工棚里对着全家福度过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他想了很久，想了很多，想到最后把脸埋进了两只手掌里。手掌上的茧子太厚了，摸不到脸上的皮肤，只摸到了那种硬硬的、粗粝的、像树皮一样的东西。

　　他坐了很久。工地上的路灯整整亮了一夜，他在那盏灯底下坐到了半夜两点。夜里的风凉了，从长江上刮过来的风灌进工装磨破了那个口子里，贴着腰上那块前年搬钢筋拉伤的旧疤痕，凉飕飕的。他没有动。

　　明天早上六点还要上工。几十吨钢筋还在工地等着他去捆。

　　他把工具箱打开，从夹层里摸出那张儿子的成绩单，第十二名。又摸出了那张全家福，秀莲在笑，凯凯的脸绷着，娟子嘴角上黏着糖葫芦的糖汁。他把照片压在成绩单上面，一起放回工具箱里，关上了盖子。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嘎嘣响了一声。他用袖子把脸上的东西擦了擦，然后走向工棚，走得慢，每一步都像是在泥里趟。走进工棚的时候工友们早睡了，呼噜声此起彼伏，铁架子床上上下下地共振着。他没有开灯，摸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把工具箱塞在枕头底下，合衣躺了下来。

　　他没有闭眼。头顶的铁皮屋顶上有一块新的锈斑，刚来武汉的时候还没有，几个月下来已经长出来了，褐色的，边沿往外爬着细密的锈丝，像一棵倒着长的树。

　　从窗外透进来的那盏路灯的光在铁皮墙上投了一层橘黄色的光晕，跟电话亭旁边的那盏是同一盏。

　　同一盏灯，照着他和一千公里之外那个同样睡不着觉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