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上的根生》糖果拾光

35、千里讨薪踏归途 讨薪路上雪

　　讨薪路上雪纷纷，桥洞底下避寒身。不是不愿住旅店，口袋里头没分文。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根生就起来了。他从铺盖卷里摸出那个化肥袋改的布袋，把昨天捡回来的合同纸片、电话号码、工地出入证，一张一张叠好，装进信封里，又把信封塞进棉袄内兜，拉上拉链，拍了拍。然后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仅剩的一百二十块钱，那是他给自己留的饭钱，从月初抠到月底，一分都没舍得花。他抽出六十块递给老李，说留着吃饭，自己揣了六十。

　　他带着老李和小王，三个工友，坐上了从郑州到洛阳的长途汽车。车是老式的依维柯，座位挤，暖气没有，窗户关不严实，冷风从缝里往车厢里灌。根生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看着窗外。中原大地上一片枯黄，麦田里盖着一层薄雪，露出来的麦茬子稀疏地立着，远处偶尔冒出一个村庄的轮廓，土坯房，砖瓦房，烟囱里冒着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炊烟。

　　到了洛阳，他们按着合同上写的地址找到了老黄之前提过的那个工地。工地已经停了，铁皮围挡被人扒开了一个口子，里面堆着零散的建筑垃圾，几根钢筋歪歪扭扭地插在地上，上面挂了霜。看门的是一个披着军大衣的老头，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根生把烟递上去，问老黄的下落。老头收了烟，说老黄半个月前就跑了，欠了一屁股债，开发商也找不到他，听说去了武汉，在汉口那边接了一个小工程，好像叫什么路，名字里有个"江"字。

　　他们当天又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买的是最便宜的慢车票，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过年返乡的民工，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根生他们三个挤在靠厕所的角落里，一人抱着一条胳膊，把行李夹在两腿中间。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大半夜，路过信阳的时候窗外开始飘雪，一片一片贴在车窗上，化成了水，又结成了冰。

　　到武汉的时候已经是大清早了。武昌站的台阶上积了一层薄雪，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根生他们出了站，在站前广场上站了一会儿，望着满街的车水马龙和赶着上班的行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老李说找个旅馆歇歇脚吧，根生看了看路边最便宜的招待所，门口挂着牌子"十元一晚"，摇了摇头。十块钱，够买十个馒头，够三个人吃两三天。

　　他带头走在前面，三个人沿着武昌的街道去找汉口带"江"字的路。从解放大道走到沿江大道，从江汉路走到江滩，沿途看见工地就进去问，问了好几个，都说不知道老黄。天黑了，他们在武昌桥头底下找了一个桥洞，靠着水泥墩子坐了下来。江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又湿又冷，灌进领口里像一把把锈刀子在刮骨头。老李把铺盖卷打开，三个人挤在一起，一人啃一个干馒头，噎住了就喝一口桥头公厕旁边水龙头里的自来水。根生把棉袄脱下来搭在脚上，老李看了他一眼，把自己的军大衣从身上扯下一半，盖在根生的腿上。根生没说话，只是把脚往老李那边挪了挪。

　　夜里冷得睡不着，三个人靠着水泥墩子，看着江面上的渡轮亮着一排排灯，从江这边到江那边，一趟一趟地开。灯火映在水里，碎碎的，晃晃的，像什么人往江面上撒了一把碎金子，看得见，摸不着。小王在旁边小声说，我娘这辈子没出过村，要是她晓得我现在睡在桥洞底下，肯定要哭。没人接话。桥底下有老鼠窜过去的声音，吱吱的，几下就远了。

　　第二天，他们又在汉口找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时候，在一条叫江大路的小路上，终于找到了老黄的工地，一个在建的小商品市场，脚手架还没拆完。工地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牌是老黄的车。根生看见那个车牌，脚步一下子快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进去。

　　老黄正在工棚里跟人打牌，嘴里叼着烟，手里捏着一把扑克，面前的桌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绿茶。看见根生他们进来，手里的牌掉在了桌上。三个民工，头发乱得像草窝，嘴唇干得起了白皮，棉袄上全是灰，脚上的鞋开了口子，眼睛里的红血丝密得像蜘蛛网。他们站在那里，不说话，只是看着老黄。那目光比桥洞底下的江风还冷。

　　根生站在门口，盯着老黄，没骂，没打。只说了一句，老黄，把俺们的工钱结了。

　　老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马上又恢复了，说哎呀根生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坐。根生没动，说俺们不坐，俺们只要工钱。老黄支支吾吾了一会儿，说开发商没结款，他也是没办法，等过了年一定给。根生从怀里掏出那个信封，把里面那些合同纸片、借条、出入证，排在牌桌上，一样一样地指给老黄看。

　　这是你签的合同。这是你写的借条。这张出入证贴着你的照片。

　　他把手指按在老黄那张穿着皮夹克、笑得很精神的照片上，说，你跟我们说开发商那边要走账，等三天。会计回老家了，等两天。银行扎账，等过元旦。你让我们等了多少个三天？你自己数一数。

　　老黄不说话了，低头看着面前那些纸片。牌桌上的烟灰缸子里还搁着一支燃了半截的烟。老李在旁边抿着嘴，拳头攥得关节嘎嘣嘎嘣地响。小王红着眼眶，声音发抖地说，黄老板，我娘还等着钱治病，我把工钱都押在她身上了。你行行好，把钱给我们吧。

　　老黄看着他们三个的脸，沉默了好一阵子。头顶的吊灯被穿堂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三个人的影子在地上也跟着摇了摇。老黄叹了口气，说你们别为难我，我也实在是没钱。开发商那边不给结，我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要不这样，我先给你们一半。

　　根生还要往下说，小王在旁边拉了他一把，低声说，一半也行。一半也行。

　　根生咬了咬牙，说，好。一半。但要现在就给。

　　老黄从里屋拿出一个帆布包，从里面数出钱来，三千二百块，刚好是六千四的一半。他把钱放在牌桌上，三个人的工钱叠在一起，厚厚一沓，全是十块五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根生把钱拿起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抖得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把老李和小王的份额分给他们，把自己那一千来块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九个月的工钱打了一半折，是他搬了不知道多少万块砖换来的，是他为了这些钱在桥洞底下睡了两个晚上、啃了三天干馒头换来的。

　　一千来块。少了一半。

　　可这是他唯一能带回家过年的东西了。

　　走出老黄的工地，走在汉口的街头，天已经完全黑了。根生把钱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里，拉上拉链，在外面拍了拍。老李在旁边数着钱，数着数着眼眶就红了，说一半总比没有强。小王攥着那几百块钱，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抽噎着说这下能给娘买药了。根生走在前面，没回头，只是走得不那么快了，脚步也不那么重了。

　　他在路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村里小卖部的号码。等了一会儿，秀莲接了。电话那头一听到他的声音就问，怎么样了，钱要到了吗？根生顿了一下，说要到了一半。秀莲在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一半也好。那你啥时候回来？

　　根生说，明天。明天就坐火车回来。

　　秀莲说嗯，我们在家等你。大年三十之前一定得回来啊。

　　根生说好。

　　他挂了电话，站在电话亭里多待了几秒。听筒还贴在耳朵上，那头已经只有忙音了，嘟嘟嘟的，跟上次一样，跟每次一样。

　　当天晚上，三个人在武昌火车站买了三张第二天最早的绿皮火车票。根生买完票，还剩二十块钱。他去站前的小摊上买了三个茶叶蛋，一人一个，又买了两个芝麻烧饼，掰开分了。茶叶蛋的热气从蛋壳缝里冒出来，在冬夜的冷空气里白花花地飘。三个人蹲在候车室的角落里，一人一口烧饼一口鸡蛋，吃得很慢很仔细，把掉在手里的每一粒芝麻都舔干净了。

　　老李说，根生，回家过年了。

　　根生说，嗯。回家过年。

　　火车在冬日的晨雾里缓缓驶出武昌站，窗外的武汉一点点往后退。长江大桥的钢铁框架在雾里若隐若现，然后慢慢缩成远处一条灰蒙蒙的线。根生靠在硬座上，手一直揣在棉袄内兜的位置，贴着那沓被折了好几次的钱。火车往北开，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麦田，盖了雪的，没盖雪的，村庄一座连着一座，像蹲在大地上的老人，在等什么人回来。车厢里响着火车前进的哐当声，响着旁边座位上困倦的民工打盹的呼噜声，响着小推车卖瓜子花生的吆喝声。

　　根生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片越来越熟悉的黄土地。他心里算着，一半的工钱，回去能把爹看病欠的债还掉一块，能给凯凯和娟娟一人买一身新衣裳，能把过年的肉和面买够。不够的钱，明年再挣。

　　年还是能过的。

　　火车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桥底下是一条冻了半边的河，冰面上裂了一道长长的缝，像什么人用刀划出来的。根生看着那道缝，想起了很多事，又什么都没想。他只是把手伸进棉袄内兜里，又摸了一下那沓钱的纸边。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一片一片的，不紧不慢，落在那片他从小踩到大的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