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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ICU扩病区 急诊的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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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七月初,ICU正式扩病区。
这不是那种“提前考虑了两年,决定多开一层楼、多配一套人马”的体面扩张,而是被现实逼到墙角之后的应急反应。
东伦敦的重症监护床位常年紧张,NHS那边的转诊压力从开春就开始堆积,到了五月已经变成了一场无声的洪灾——每天都有外院的病人等着转进来,每天都有急诊的病人需要立刻上监护,而BeaconCare的ICU只有二十五张额定床位,把走廊和护士站边上的空地用足,也只能扩到三十张。
查尔斯在董事会上拍了板。医疗中心的裙楼里,有一整层原本是行政办公区,全部腾出来,改。工期只有四周,从打隔断到拉医用气体管路,从装监护中控到调试呼吸机接口,全部压缩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新病区开张那天,安东尼站在走廊尽头,看着中央护士站。四十张床位的指示标志在显示屏上排成两列,指示灯一闪一闪,像某种沉默的、等待被激活的生命阵列。这一整层楼,中间是电梯和转运核心筒、以及基本的更衣室、休息室、洗漱间。两翼两个病区,每个病区额定床位二十张,极限容量三十张。整体极限容量60张。
这是纸面上的数字。到了实际操作层面,虽然人员编制接近翻倍,但每个人依然都要在极限边缘工作。
排班表是佐伊排的。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表格坐了一下午,把四个组的人员配置、白夜下休的循环、每个组的主治和住总的搭配比例、护士班组的轮转节奏,全部算了一遍。排完之后她把表格打印出来,用荧光笔标注了每个组的核心负责人,贴在交班室的白板上。
主任:Anthnoy lesong
副主任:Lisa、Zoey、Aden。
主副主任共四个,住总八个,主治十六个,规培三十二个。
四个大组,每个组一位主任,配两个住总、四个主治、八个规培。
实习生和见习生也会来,但是数量不稳定,而且,在佐伊这里,这些是旁观和带教对象,不能当“完整的医生”来用。
白班十二小时,夜班十二小时,下夜班当天补觉,后续休一天,再上白班——循环锁死,没有任何弹性空间。
护士班组三班倒。老护士长从急诊和手术室规培完的护士组里抽了三十个新人,像母鸡带小鸡一样,一个老护士带三个新兵,手把手地教他们认监护波形、调微量泵、核对高危药品。新护士们在走廊里走得飞快,口罩上方的眼睛里有紧张也有兴奋,像一群刚被放出来的雏鸟,跟在老护士后面,从一张病床跑到另一张病床,脚步声在刚打过蜡的新地胶上留下一串串浅浅的印子。
安东尼的办公室跟着搬了,副主任们也有自己的独立工位。但是佐伊蜷了半辈子的沙发被安东尼坚定的留下了。不是院办不给采购新的,而是佐伊说:习惯了,足够好了。
七月的伦敦,天气好得不像话。连续一周的晴天,泰晤士河上波光粼粼,塔桥在傍晚的夕阳里变成一道金色的剪影,金融城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橘红色的晚霞,游客们在南岸的酒吧里端着啤酒,享受着难得的英伦夏日。
然后七月最后一周,伦敦莫名其妙地热到了三十五度。
三十五度,对新加坡来说是正常温度,对伦敦来说是灾难。
这座城市不是为了高温设计的——地铁没有空调,老建筑的墙壁被晒透之后像一块块巨大的蓄热砖,到了夜里还在往外吐热气。街上的沥青路面在正午时分软到能踩出鞋印,公园里的草坪从绿色晒成了枯黄,布满了被晒得干裂的纹路。整个城市像一台没有散热系统的服务器,温度一个劲地往上飙,风扇再转也没用。
热射病高峰期来了。
急诊的分诊台从早上八点开始排队,救护车的警笛声从早响到晚。病人被推进来的时候,体温四十度起步,四十一度是常态,最高的一例——一个在户外连续作业了十二个小时的草坪修剪工,核心体温四十二点三度。
ICU的床位从四十张迅速扩到五十张,又从五十张扩到极限容量六十张,双人间变成三人间,病床尽可能挤在一起,只留出了能推进抢救车的过道。监护仪的线缆从床头牵出来,用压线板固定在地上,像一张被织得太紧的网。
佐伊的夜班从晚上七点半开始。
那天傍晚,天气闷热,空气像一块被拧干了但还没来得及晾凉的湿毛巾,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她换好刷手服,把白大褂套在外面,把头发扎成低马尾,把查尔斯送的那支灰白色钢笔插在左胸口袋里,和瞳孔检查灯并排。她对着更衣室的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眼睑下面有一圈浅浅的青灰色,嘴唇颜色还行,但嘴角有点干。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润唇膏涂了一下,然后推开更衣室的门,走进了ICU。
监护仪的嘀嘀声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从走廊这头铺到那头。整整六十张床,没有一张是空的。呼吸机在规律地送气,CRRT的泵在嗡嗡地转,微量注射泵每隔几秒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所有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像某种古老的、被反复敲击的鼓点。
今天是Partter和Iris跟佐伊的班,四个主治,八个规培,八个实习,护士满配。
佐伊从第一床开始查。
一床,重症胰腺炎,支持治疗。二床,心衰呼衰,呼吸机支持,目前稳定。
三床,热射病,四十一岁男性,户外作业,入院时核心体温四十一点六,DIC早期,肝肾功能都在往下走。呼吸机支持,去甲肾上腺素零点一八微克,血压九十六比五十八。她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监护波形,调了补液速度,把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往上调了零点零二微克。
六床,车祸多发伤术后,呼吸机昨天下午撤的,人已经完全清醒了,可以自己躺着侧头喝水,炎症指标正常。佐伊给外科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把自己的病人收回去,Iris跟去对接。
七床,热射病,七十六岁女性,独居老人,没有空调,被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不知道多久。入院时核心体温四十点九,脑水肿,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家属——一个住在伯明翰的儿子,连夜开车赶到伦敦,站在ICU门口,隔着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个浑身插满管子的老人,哭得蹲在了地上。
八床,五十二岁男性,马拉松爱好者,在三十五度的高温天跑了十五公里,然后直接倒在了地上。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肌红蛋白尿,尿液的颜色深得像酱油。CRRT已经在转了,但肌酐还在往上走。
九床、十五床、二十二床……
佐伊一床一床地看过去,在每一张床前停下来,翻病历,看监护波形,调参数,和住总确认治疗方案,和护士确认用药时间。她的语速和平时一样平稳,手指在键盘上敲病程记录的时候和平时一样快,但她走路的步幅比平时小了一点——不是因为疲惫,是因为床和床之间的过道不够宽。
第一圈刚刚走完,手术室送下来一个广泛脑出血术后观察。神外在台上和死神搏斗了七个小时,病情交底的时候,二助累的快要站不住了。刚把这个病人安顿好,接好监护,调好呼吸机和微量泵,急诊又塞过来一个人。
预报药物过量,QRS略宽,血压偏低。什么药,不清楚,服用多久,不知道,有没有喝酒,无法提供信息。
听完预报,佐伊直接让护士备床。Partter有点犹豫,看了佐伊一眼,佐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只说了一句:“急诊今晚不容易,下面六个抢救位都满了。”
病人送上来,Partter接完十二导联,差点打电话回去骂架:“急诊的嘴,骗人的鬼!这叫略宽?这叫偏低?QRS宽到能跑马,血压都快没了!他们怎么不喊设备科会诊!”
佐伊看了看拉出来的心电图,转头让护士备碳酸氢钠。亲自守了半小时,把QRS从145毫秒调到100,窦性心律稳定了才走。
凌晨一点半,八床不行了。
那个顶着烈日和高温跑步的人。他的肌红蛋白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持续攀升,CRRT的置换液速度已经调到了最高,但还是跟不上肌肉溶解的速度。他的心脏在被自己的肌红蛋白毒害——心肌细胞正在一片一片地坏死,心输出量在往下掉,血压在往下掉,所有能用的药都用了,所有能调的参数都调了,但曲线还是不可逆转地往下滑。
佐伊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下跳。心率从一百一十降到九十,从九十降到七十,从七十变成室性逸搏。血压已经测不出了。她伸手探了探病人的桡动脉——没有搏动。她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暖了暖听头,贴在病人的胸口。没有心跳。她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一点四十二分。
“宣布死亡。”她说。
她的声音在监护声嘈杂的ICU里显得很轻,但站在她身后的住总Partter听得清清楚楚。Partter点了点头,低下头在本子上记录死亡时间。佐伊走回值班室,打开系统,填第一张死亡证明。
凌晨三点,七床走了。
那个独居老人的脑水肿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持续加重,颅内压越来越高,脑室引流的效果越来越差。在两点半的时候,她的瞳孔散了,对光反射非常微弱。佐伊让那个哭泣的儿子进去陪了最后一程。
凌晨三点零八分,心率变成了一条直线。佐伊关了监护仪的报警,把呼吸机停了,拉过白床单轻轻盖在病人身上。她走回值班室,打开系统,开始填第二张死亡证明。
凌晨四点二十一分,三床走了。
凌晨五点三十三分,十九床走了。
凌晨六点二十,佐伊的病程记录刚刚打印完,监护仪报警突然炸响,二十二床突发室颤。
电复律,推药,稳了五秒钟,复发,再除颤,药物推到上限,CPR按到肋骨断了三根——然后在监护仪上变成了一条直线。
佐伊把手从病人的胸口上收回来。她的手套上沾着导电糊和汗水,整个手臂因为长时间按压而微微发抖。她站在床边,低着头,呼吸比平时重了很多,但没有乱。她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抬起头,看着监护仪上的那条直线。
“死亡时间,六点四十七分。”她说。
然后她走回值班室,填这一个班的第五张死亡证明。
天亮的时候,交班室里的日光灯和窗外灰白色的天光混在一起,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发白。
Partter值了一夜的班,他和Iris一人陪着两个主治,各自管半个病区,他们六个人光是执行佐伊的“□□”指令,已经足够他们俩在一个班里走出来两万步。
此刻,他靠在交班室的墙上,口罩拉到下巴,眼睛下面是两团浓重的青灰。他的刷手服领口被汗水浸透了一圈,深绿色变成了近乎黑色。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过去十二小时里每一个危急值、每一次抢救、每一个死亡时间。字迹越来越潦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几乎认不出原来的笔画。
Iris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盯着地胶上的接缝。她的头发是乱的,白大褂的袖口沾着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不知道是哪个病人的。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像一台台被用光了所有缓存、CPU彻底卡死的旧电脑。
一个年轻规培坐在角落里,眼眶是红的。不是哭了,是那种一整夜没合眼、又被死亡反复碾压之后,眼睛自己开始泛红的生理反应。他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帽被他反复拔开又盖上,拔开又盖上,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一个主治走到饮水机旁边,接了一杯水,三口喝完,然后又麻木的接了第二杯。
佐伊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站起来。
她的刷手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纤细的手腕,手腕上的手环屏幕亮着——心率104。不算太高,但已经在她静息心率的上限徘徊了整整一夜。她的手指还搭在键盘上,屏幕上是一份填了一半的病程记录,光标在最后一个句号后面一闪一闪地跳。
她伸手拉开抽屉。这里的三抽柜,办公桌,档案柜……新办公室里所有的家具几乎都是安东尼那儿搬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在佐伊熟悉的位置,包括抽屉里的那个糖罐子——安东尼补的货,瑞士的,可可和奶油夹心。
她拆了一颗,塞进嘴里。可可的苦味在舌根化开,混着奶油夹心的甜,从舌尖一路滚到喉咙。她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换成硬糖,草莓味的,她含在嘴里让它在舌面上慢慢融化,甜味从舌尖扩散到整个口腔。
三颗糖都咽下去之后,她的血糖从临界低值开始缓慢回升,手不抖了,脑子里的雾也散开了一点。然后她把两只手撑在椅子扶手上,站了起来。
交班。
佐伊站在白板前面,把夜班记录投在屏幕上。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平稳,语速和平时一样不快不慢,但她没有翻页——她只是把屏幕上的数据一条一条往下念,像是在读一份不需要任何情感修饰的事实清单。
一个夜班,收治2,转出1,死亡5。
交班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镇流器的嗡鸣。
站在后排的一个规培低下了头。坐在角落里的那个红着眼眶的年轻规培把手里的笔放下了,笔滚到桌子边缘,被他一把按住。
佐伊把屏幕切换到总结页。
“目前六十张床,占用54张,等待转出两人,评估意见已完善,急诊等待转入三人。”她顿了顿,“日班注意一下二床的拔管评估,还有五床的抗生素疗程——今天是第五天,如果体温继续稳定就可以停。”
她把翻页笔放在桌上,转回头看着所有人。
“交班结束。”
散会之后,走廊里的人慢慢散开。白班的人走进ICU接班,夜班的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脚步声被地胶吸掉了一部分,剩下的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着,像退潮时海浪从沙滩上撤退的声音。有人去更衣室换衣服,有人去食堂吃早饭,有人直接往公寓楼的方向走,只想赶在太阳还没把整座城市烤热之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拉上遮光窗帘,把这一夜的记忆暂时隔绝在黑暗之外。
佐伊在办公室多坐了一会儿。她把最后一份病程记录写完,打印出来夹进病历夹里,把笔插回左胸口袋,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糖罐子的盖子还开着,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又拿了一颗巧克力球。剥开,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安东尼站在交接班的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她。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她讲完之后去了食堂,买了两份早餐——两份三明治,一份水果切,一杯热巧克力,一杯热红茶。他把早餐端回佐伊的值班室,放在茶几上。
“吃。”安东尼说。
她走过去,在茶几边坐下来,三明治还是热的,牛肉与番茄酱的酸甜味混着芝士的咸香,在口腔里扩散开来。她嚼了嚼咽下去,然后恶狠狠咬了第二口。安东尼坐在她对面,端着那杯热红茶,没有说话。她自己吃完整份三明治,又把水果切里的苹果片及橙子一片一片地叉起来送进嘴里。
安东尼没有急着去查房,他坐在佐伊对面,看着她一口一口把饭吃了,把一整晚的体力消耗与精神的亏损填平。
安东尼知道,在交班前,佐伊已经巡过一轮了,就像他每次交班前都会再巡一轮一样。短时间里出现突变的概率不高。
佐伊把水果吃完,然后端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可可的甜味在舌根化开,她闭上眼睛,让那股暖意从喉咙一路流到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