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贱狗（四） 寡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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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天晚上过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我去挪威留学，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还是像高中时那样，习惯和他分开的日子里，给他写信，我将那些信寄回我们共同居住过的老地址，派人将他放进树洞。
我将自己的地址，电话号码都写在信封背面，却从未收到回音。树洞年年积满落叶，我寄出的信件如同沉入深海，连涟漪都不曾泛起。
直到在挪威的第三年，在奥斯陆的雪夜里，我在街头遇见一个裹着旧呢子大衣的男人，他呵出的白气模糊了半张脸，却遮不住那双寒冰似的眼睛，和当年一模一样。
我僵在原地，雪落满肩头也未察觉。他脚步顿住，目光落在我脸上，瞳孔骤然收缩，像被什么灼伤。我们隔着三米远的雪幕对望，整条街忽然寂静得只剩心跳声。
他转身就要走，我喊出他的名字，“竟在云——”
他身形一滞，没停下来，脚步甚至加快了。我追上去，靴子陷进积雪里，冷风钻进领口，冰得刺骨，可我的喉咙像被火燎过。
我抓住他的手，将他抱进怀里。
他挣扎了几下，却又被我箍得更紧，于是他不挣扎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他沉默了一会儿，半晌才哑声答：“工作。”
我说：“在哪里？我在这里上学。”
他没说话，他看着我的脸，他的手温柔地抚上我的眼角，“过得好吗，没那么瘦了。”
我喉头一哽，滚烫的泪水猝不及防涌出眼眶。我踮起脚吻上他冰凉的唇，环住他冰冷的脖颈。
他僵了一瞬，却没有推开我。
雪落在我们的睫毛上，融成细小的水珠，到后来分不清那是雪还是泪。
他的嘴唇很凉，带着北欧冬天凛冽气息，可吻着吻着，也烫了起来。
我退开一点，额头抵着他的，我说：“为什么不回信？”
他说：“没收到。”
我说：“我写了地址。”
他说：“知道。”
我说：“那为什么不找我？”
他沉默了很久，雪越下越大，把他的肩头覆成白色。
他说：“可以不说吗？”
我说：“好。”
我说：“你在这里待多久？”
他说：“不知道。”
我想，他可能其实是来找我的，只是害怕。当然，也有可能他真的只是在这里工作。不管怎样，再次见到他，我心中那簇熄灭多年的火苗，瞬间重新燃起，炽烈得灼痛胸口。
我问他的家在哪里他不愿意说，我只好高兴地带他去我租住的小公寓。
那天我再一次吻了他，就像三年前的那个夏夜，我让他抱我，我渴望他的温度，我说挪威太冷了。
他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回应我的渴望，没有学会接吻，他粗糙的手掌拂过我的身体，让我在战栗中想起那个夏夜。
我说：“三年，你想我了吗？”
他沉默着，唇瓣下意识张开，又抿着，喉结动了一下，将想说的话吞了下去。
我知道他想我，他不敢说，没事儿。我轻轻吻他的眉间，告诉他：“我很想你。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我说：“你怎么还是这么笨，接吻都没有学会，这么多年没有吻过别人吗？”
他指尖微颤，手轻轻地抚摸我的眼睛，终于低声答：“没有。”
我笑着把脸埋进他颈窝，我说：“你不问我我有没有吻过别人吗？”
他摇摇头，他说：“如果你喜欢，你吻吧。”
【我只在乎你有没有好好活着。】
我被气笑了，“我说竟在云你……怎么这样，连吃醋都不会，你是不是一点也不爱我？”
他忽然抬手捧住我的脸，拇指擦过我发烫的眼角，低声说：“我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我亲吻他颤抖的唇，“我有在好好活着，可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我会活得更明亮啊。所以，和我在一起吧，竟在云。好吗？”
他看着我，眼睫低垂。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只是主动吻了我。
外面的雪簌簌不止，我看见他的身体上，布满了伤疤。
我指尖轻轻抚过那些蜿蜒的痕迹，我没问，问了他也不会说，我只好轻轻地吻它们，祈祷命运能仁慈些，让竟在云的余生再不必独自跋涉风雪。
就这样，我们在挪威的奥斯陆，在一间朝南的小屋里，度过了整个冬天。
他白天去工作，我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没问，问了他也不会说。我只在傍晚等他回来，像等待潮汐漫过沙滩那样，守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有时他回来得早，带着一身寒气，我便扑上去，把脸埋进他冰凉的衣领里，嗅他颈间残留的机油与雪的气息。
他任由我抱着，手掌缓慢地抚过我的脊背，像安抚一只猫。
夜里我们挤在窄小的单人床上，暖气不足，我便把腿缠上他的腰，将他的手掌拉来贴在我心口。
“这里，”我说，“你感受得到吗？它在为你跳。”
他沉默着，指尖轻轻收紧，仿佛真的在丈量生命的节律。
奥斯陆的冬夜漫长，我们很少开灯。
月光从结了霜的玻璃窗透进来，房间里泛着清冷的银辉。
我常在半梦半醒间醒来，发现他在看我，眼睛睁着，一眨不眨，像是要把什么刻进视网膜里。
“睡不着？”我问。
他说：“嗯。”
我便吻他的眼睛，让他闭上眼，把手臂横在他胸前，“睡吧，”我说，“我守着你。”
他不再说话，呼吸渐渐沉下去，可我知道他并未睡着。因为后半夜，我听见他轻轻下了床，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我太困了，没睁眼，没问他在做什么。
那年冬天我学会了煮咖啡，挪威的咖啡豆很苦，他竟喝得惯。
清晨他出门前，我会把保温杯灌满，塞进他大衣口袋。
他低头看我，说：“不用。”
我说：“要用的。你手冷。”
他便不再推辞，转身走进风雪里。我趴在窗台上，看他深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街角，就像三年前，他总在我前面走远。
那年冬天奥斯陆下了很多场雪。
我攒了许多想对他说的话，在夜里一句一句讲给他听。
这三年我写给他的信他似乎没收到，我便把它们在深夜里重新讲出来就像我现在又在回忆这一切。
他听着，偶尔“嗯”一声，手指在我发间穿行。
我问他：“竟在云，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他沉默了很久，后他说：“没有。”
我说：“一句也没有？”
他说：“有。”
【你是我唯一想守护的人。】
“什么？”
他不说了，我便不再问。我把他抱得更紧些，让彼此的体温在寒冷的夜里交换、融合，变成某种难以分割的东西。
春天来的时候，雪化了，街道露出黑色的路面。
他开始回来得更晚，有时带着陌生的气息，不再是机油了，是别的什么。
我问他：“工作很忙吗？”
他说：“嗯。”
我说：“要注意休息。”
他说：“好。”
那年三月，我隐隐意识到一种无声的断裂正在发生，我向竟在云求婚了。
我说：“竟在云，我们结婚吧。”
他正坐在床边系鞋带，手指顿了一下，没有抬头。
我说：“挪威可以注册，我知道。或者我们回国，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竟在云，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他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某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暮色沉进深潭，他说：“你还年轻，还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我蹲下去，握住他系了一半鞋带的手，“我遇见了。我遇见了，竟在云。我十四岁遇见你，我二十一岁还只想遇见你。你还要我遇见谁？”
他看着我，拇指在我眼尾轻轻擦过，“我……不能。”
【不能陪你走到最后。】
我不知道他在顾虑什么，我不想追问，我说：“没什么的竟在云，我们在这里结婚，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就在奥斯陆市政厅登记，用最简单的仪式。”
我说：“和我结婚吧竟在云，那样，你让我等多久都行。”
在我的死缠烂打下，他终于点头。
婚礼那天奥斯陆难得放晴，市政厅的钟声敲了十一下，我们在两位陌生证人的注视下交换了戒指。
他的那枚是我在高三那年就准备好的，内侧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
他低头看着那圈银光，指腹反复摩挲着。
我说：“竟在云，你可以吻我了。”
他吻得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我的唇上，转瞬就要消融。我攥紧他的大衣前襟，在证人善意的笑声里加深这个吻。
那天夜里，我们回到那间朝南的小屋，他坐在床边，摘下手套，露出指节处新增的擦伤。
我蹲下去给他涂药，他忽然说：“今天……我很开心。”
我抬头看他，他正望着窗外，奥斯陆的夜空泛着淡紫色的极光。
“真的？”我问。
他点点头，嘴角有一个很轻的弧度，“真的。”
那是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笑。
我把脸埋进他掌心，眼泪洇湿了他的纹路。
我说：“竟在云，结婚了就不能反悔了。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片雪国里。”
他没说话。
我又执拗地追问：“听到了没有。我是你的男人了，你得对我负责。”
他垂着眸，低声“嗯。”一声。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的眼睛在极光映照下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灰蓝色，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
就像是终于允许自己短暂地沉溺，又像是早已看见尽头的旅人。
我吻上他微凉的睫毛，直到他双颊泛起浅淡的红晕，直到他的眼睛终于盛满了我。
那天晚上，他抱我抱得格外紧。
我说：“竟在云，别抱那么紧，我不会变成奥斯陆的雪，我在你的怀里。”
他没松开手，低声道：“睡吧。”
我怕我明天醒来时，他已不在身边，便告诉他：“竟在云，明天早上陪我看极光，好吗？”
他沉默了很久。
他说：“好。”
翌日清晨，我从睡梦中惊醒，身边空荡冰凉。
他的枕头还留着凹陷的形状，床单上却只剩我一个人蜷缩的体温。
我赤脚冲到窗前，奥斯陆的街道湿漉漉地泛着晨光，积雪正在消融。
没有他的身影。没有字条。没有解释。
保温杯还放在玄关的柜子上，我昨天灌满的咖啡已经凉透。
我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苦得舌尖发麻，然后我开始翻找这间屋子里任何可能留下的痕迹。
衣柜里他的旧呢子大衣不见了，抽屉里那枚我送给他的戒指也不见了。
只有床头柜上，压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他潦草的字迹。
“对不起。”
就这三个字。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连我的名字都没有。
我把那张纸攥进手心里，指甲陷进掌心的肉里。
窗外有鸽子扑棱棱飞过，奥斯陆的清晨安静得像一座被遗忘的城市。
我冲出门，在积雪消融的街道上奔跑，我去他提过的工作地点，一间港口边的机械修理厂，守门的老头说没见过这个人。
我去市政厅，工作人员查询记录后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登记在三天前已被单方面申请撤销。
我蹲在市政厅的台阶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喉咙里发出某种不像人类的声响，像野兽被陷阱夹断了腿。
那枚戒指，我高三那年就准备好的戒指，内侧刻着我们名字缩写的戒指，被他留在市政厅的回收箱里。
我在奥斯陆又待了两个月，我把那间朝南的小屋续租到夏天。
每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仍是望向枕边，仿佛那个凹陷会自动复原，会有人带着一身寒气从风雪中归来。
我开始在夜里煮两杯咖啡，一杯自己喝，一杯倒进窗台上的绿萝盆里。
那是他某天下班带回来的，说挪威的冬天需要一点绿色。
六月的时候，绿萝死了。
我把空花盆扔进楼下的垃圾桶，然后我开始收拾行李，把三年积攒的东西塞进两个纸箱。
他的旧呢子大衣我没有找到，只在一本书页里发现一根他的头发，灰白色的。
我把那根头发绕在指间看了很久，最后夹进钱包的夹层里。
回国前我又去了一次市政厅，我告诉他们，单方面撤销不算数。
工作人员抬起头，重复道：“先生，根据挪威法律，单方面撤销是有效的。你们的婚姻……从未存在过。”
我点头，说：“我知道。但我要你们记下来，是我，秦深，单方面不同意撤销。”
我走出市政厅，奥斯陆的夏天终于来了。我最后一次经过那间朝南的小屋，新租客正在阳台上晾晒床单，白色的布料在风里鼓荡。
飞机起飞时，我盯着窗外挪威最后的黄昏，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我闭上眼，暗自道，那竟在云你回来，你回来我就答应你。
回到北京后，我换了手机号，把挪威的SIM卡剪碎扔进下水道。导师问我是否考虑继续攻读硕士，我说好。
我开始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在实验室里培养永远活不过七十二小时的细胞系，看它们在显微镜下分裂、凋亡、被新的细胞取代。
这种循环让我感到某种荒谬的安全感。
至少它们消失得明明白白，不会在某个清晨突然蒸发。
第二年冬天，我在学术会议上遇见一个做极地生态的研究员。
酒会上他谈起斯瓦尔巴群岛的冰川消融，谈起朗伊尔城的永夜与永昼。
我握着酒杯的手突然发抖，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竟在云”的中国人，在挪威做过机械修理之类的工作。
他摇摇头，说朗伊尔城只有两千居民，中国人更少，如果他见过一定会有印象。
我笑了笑，说只是随便问问。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去了后海。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没有雪，只有灰色的天空和结冰的湖面。
我坐在长椅上，把冻得发僵的手缩进大衣口袋，触到钱包，我将它拿出来，看夹层里那根头发。
我开始频繁地梦见他。
梦里总是在挪威，有时是奥斯陆的街道，有时是某个我从未见过的荒原。
他的脸始终模糊，只有那双眼睛清晰得可怕，寒冰似的，在梦境的深处注视着我。
有一次我梦见他躺在雪地里，旧呢子大衣散开像折断的翅膀，我跑过去抱起他，发现他的身体轻得像一张纸。
我在梦里哭醒，枕头湿了一片，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黎明。
秋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在整理阁楼时翻出一个铁盒，里面是我高中时期的东西：校徽、习题集、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上是全班春游，我站在最后一排的边缘，而我的前面是他。
母亲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什么，把照片放回了铁盒最底层，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放在钱包夹层里。
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通过。
导师推荐我去哥本哈根的一个研究所做博士，我拒绝了。
我说想留在国内，想离家人近一些。导师看着我，没有追问。
就在我的生活逐渐恢复某种表面秩序时，我遇到了那个人。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贱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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