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贱狗（五） 寡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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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客厅中央，看见我推门时并未转身。
我看见他，看见他的背影，和三年前那个雪夜一模一样。
深色的旧呢子大衣，奥斯陆的风雪似乎从未从他身上散去，我甚至在干燥的北京空气里嗅到了一丝机油与雪的气息。
我站在玄关，钥匙还攥在手心里。我想开口，喉咙却像被那枚留在回收箱里的戒指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转过身来。
那双眼睛，寒冰似的，看不出情绪，看不出岁月，看不出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
“你怎么进来的。”我终于说出话，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我有些激动，甚至有些开心，我知道自己贱，没想到自己竟贱到如此程度。我想他只要说一句“我回来了”，我就能原谅他所有消失的日夜。
他没说话，拿出几张文件，放在茶几上，他看着我，说：“签了吧。”
我低头看去，是离婚协议书。
我盯着那几张纸，手指不自觉地攥紧钥匙，金属齿痕陷进掌心的旧伤疤里。
那是奥斯陆的冬天留下的，某次醉酒后我摔碎了一只咖啡杯，捡碎片时划的。
“离婚？”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陌生得像是别人的，“我们从未结过婚。你忘了？你单方面撤销了。”
他站在那里，那双我曾吻过无数次的眼睛，此刻像两口枯井，映不出任何东西。
“法律上是的。”他说，“但这份文件……”
他说：“能让你在正式记录里，成为主动结束关系的一方。”
我走近他，近到能看清他眼角新增的纹路，看清他鬓角那些灰白色的发丝比我钱包夹层里那根更多、更密。
他老了，或者只是我终于敢承认他从来就不是那个永远走在前面的少年。
“竟在云，”我说，“你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签这个字？”
他没有回答。
我拿起那几张纸，看了看条款：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无共同财产，无子女抚养争议。最后一页已经签好了他的名字。
“你去了哪里？”我问。
“不重要。”
“你做什么工作？”
“不重要。”
“你有没有……”我停住，把“想我”两个字咽回去，换成，“有没有一天，后悔过？”
他的睫毛颤动了一下。就一下。像三年前那个雪夜，我吻上他眼皮时，他闭眼的瞬间。
“秦深，”他说，这是我的名字，我很少从他嘴里听见，“签字对你有好处。以后你结婚，不会有任何法律障碍。”
我笑出声来。笑声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说：“结婚？和谁？你吗？”
他终于移开视线，望向窗外。北京的秋天正在落叶，银杏的金黄与他大衣的深褐形成某种残酷的对比。
我想起奥斯陆的极光，那种淡紫色的、转瞬即逝的光，他曾说那是太阳风与大气层的告别。
“我不会再结婚了。”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我签？”
他没回答我。
我说：“你到底要什么？”
他沉默了良久，终于开口：“我要你活着，秦深。像没爱过我那样。”
【只要你活着。】
我有些累了。我签了字。他收起协议，转身离开了。
我叫住他，说：“你还会回来吗？”
他停在玄关，没有回头，低声说：“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不是不会。
我望着天花板，
我盼望着那个人的再一次归来。
我骂自己是个贱骨头，泪水无声地滑进耳后。
没等到竟在云归来，倒是等来了我最后的光明。
同样是冬天，我的车在结冰的桥面失控打滑，刹车怎么也踩不下去，最后撞上护栏的瞬间，视野里炸开一片刺目的白光。
我颤抖着，凭着最后一丝意识拨通了急救电话，又给竟在云的号码打，没人接。
我听见自己嘶哑的喘息混着电流杂音。
我又打了一次。
没人接。
我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我打了一次又一次，渴望他能听见，渴望他能像三年前那个雪夜一样，从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走出来，带着一身寒气，说“不怕，我来了”。
电话没人接。
我躺在扭曲的驾驶舱里，闻着汽油和防冻液混合的刺鼻气味，忽然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我扯了扯嘴角，血从额头流进眼睛里，把世界染成一片猩红。
我活得好吗？我签了字，我读了博，我在实验室里培养那些活不过七十二小时的细胞，我在北京的冬天里梦见挪威的雪。
我活得像个正常人，除了每个清晨望向枕边的习惯，除了那盆被我浇死的绿萝，除了钱包里那根灰白色的头发。
救护车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响。
我松开手机，任由它滑到座椅底下。
再次醒来，世界一片黑色。
就像是沉进了奥斯陆峡湾最深处的水。
我试图眨眼，但眼睑的存在感消失了。我试图抬手，但肩膀以下只剩下某种被截肢般的知觉。
“秦先生？”
一个女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北欧口音的英语。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请眨眼，如果能听见的话。”
我眨了。或者说，我感觉自己眨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
“很好。您经历了严重的颅内出血，我们在特隆赫姆大学医院为您进行了紧急手术。您的视神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但其他功能正在恢复。”
特隆赫姆。挪威。
我想笑，但面部肌肉不听使唤。
命运是个多么拙劣的编剧，把我送回这片雪国，却没收了我最后看见极光的可能。
我问医生，“有没有一个男子，叫竟在云，他来过吗？”
护士沉默。
特隆赫姆的冬天漫长，我躺在黑暗里，没有人告诉我日期，仿佛时间对我已不再重要。
某个下午，一个陌生的男声在床边响起。
“秦先生，我是林叙，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的中文带着北方口音，“您的家人联系了使馆，我们协助办理了医疗转运手续。下周您将返回北京继续康复治疗。”
我说：“好。”
特隆赫姆的冬天在窗外呼啸，而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一颗被掏空的种子。
我让医生从我的钱包中拿出那根灰白色的头发，缠在我指尖上，缠绕的感觉莫名地给了我某种隐秘的安全感。
回国航班上，我拒绝了升舱。经济舱的狭窄让我有种被拥抱的错觉，尽管这种拥抱来自塑料扶手和前排座椅的靠背。
邻座是个去挪威追极光的年轻女孩，起飞后她兴奋地向我描述特罗姆瑟的绿色光带，直到注意到我空洞的视线，才慌乱地道歉。
“没关系，”我说，“我看过更好的。”
她问在哪里。我说在梦里。她以为我在开玩笑，礼貌地笑了两声，然后戴上耳机不再说话。
北京的气味变了。或者说，是我变了。从前觉得刺鼻的尾气、干燥的尘土、火锅底料的麻辣，现在都成了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
母亲在机场接我时哭出声来，她攥着我的手，反复说“瘦了，瘦了”。我想告诉她我体重其实没变，只是黑暗让轮廓显得锋利，但我没有开口。
在北京的康复中心，我开始学会怎样当一个盲人。
导师发来邮件，说哥本哈根的研究所职位仍然保留，如果我改变主意，随时可以启程。
我没有回复。
第三年春天，母亲为我安排了一次相亲。对方是某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丧偶，声音温和。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我性取向的，每次安排的对象都是男性，而且都是温和、有教养、略带书卷气的男性。
我和哲学系教授在一家粤菜馆见面，他向我描述窗外玉兰花开的景象，我礼貌地听着，直到他问我：“秦先生，您相信人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吗？”
我说：“我相信人能在黑暗中看见曾经见过的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叫来服务员结账。我们没有再联系。
我的生日在五月。母亲买了一个蛋糕，插上蜡烛，让我许愿。我许了一个不可能的愿望，然后吹灭了它。她在黑暗中哭泣，我伸手找到她的肩膀，说：“妈，我活得很好。”
这是谎言。
我活得像一具被编程的躯体，执行着进食、睡眠、工作的指令。我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做顾问，用语音输入撰写报告，听屏幕阅读器以每分钟四百字的速度朗读数据。
同事们称赞我的专业，没有人提及我的过去。
只有我知道，每个深夜，我会把盲杖靠在床头，用手指反复触摸钱包里的两样东西：那张泛黄的合影，和他的一根头发。
竟在云不接电话的那件事仍然像一根细刺，卡在喉咙深处。我告诉妈妈希望她能帮我查一下竟在云的下落，查一下，我出车祸的那天他在做什么。
母亲没有拒绝，这种事情对她而言并不难。
于是，三天后，母亲把一份薄薄的档案袋放在我手边，我看不见，妈妈给我电子版，屏幕阅读器缓缓读着。
我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做什么了。他正在陪一个女士领证。在我还在昏迷的时刻他牵着别人的手，在人民医院陪那个女人做产检。
我没再听下去，我想关掉但看不见，我只好将手机狠狠砸向地面。
母亲没有进来，他替我关了门，下楼去了。
我坐在黑暗里，巨大的被背叛的愤怒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灌满了我的每一个空洞，几乎将我撕裂。
我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血珠渗出也浑然不觉。
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学会说“我爱你”，我可以等他学会像个人一样活着，但是我我无法忍受背叛。
如果他喜欢上了别人，就该坦荡地走开，就该坦荡地告诉我，而不是和我暧昧不清。
哦不。
是我活该。是我像贱狗一样缠着他的。
是的。这些年的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是的。我就是这样的贱狗。
我坐在黑暗里，快要成为黑暗的一部分。
母亲上来过一次，把凉透的晚饭端走，又端来一杯水，放在我手边。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无法言说的东西。她的愧疚，我的怨恨，还有那些她永远不知道的关于竟在云的细节。
她出去了。
我在寂静里坐了很久，久到双腿发麻，久到开始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又跌进了某个关于挪威的梦境。
然后我站起来，凭着记忆摸到枕头底下的钱包，拿出那张照片。
我的手指抚过照片上凸起的轮廓，最后一排边缘那个模糊的影子，前面是他。我永远在他后面，永远追着他的背影，从高中的春游，到奥斯陆的街道，到北京灰蒙蒙的黎明。
我把照片撕了。
我要撕碎他。撕碎他寒冰般的眼神，撕碎他欲言又止的唇线，撕碎他指尖的温度，撕碎他让我误以为自己被爱过的幻觉。
撕碎这些让我成为一个笑话的所有幻想。
我啊，一个被蒙在鼓里的、自以为深情的贱骨头。
撕着撕着，我听见自己忽然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房间里回荡，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原来他给我的那枚戒指，不是撤销了，是转移了。原来他说的“不会再结婚”，是不会再和我结婚。原来他要我签字，不是为了我的法律清白，是为了他自己的。这样他和那个女士的婚姻就不会有任何瑕疵，不会有重婚的指控，不会有道德上的污点。
我以为黑暗已经没收了我所有的感官，原来没有，我还是能感受到痛苦。
心脏还在它原来的位置，还在徒劳地跳动，还在为他每一次精准的残忍而痉挛。
疯了的秦深，瞎了的秦深，被抛弃了的秦深。贱骨头。
母亲如果知道这些，大概会亲手撕了那个人。可她不会知道。
那天起，我开始失眠。我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黑暗消解了所有的边界。有时候我会突然坐起来，确信自己听见了钥匙转动的声音，确信他正站在玄关，带着一身机油与雪的气息。然后我摸索着下床，被盲杖绊倒，膝盖撞在床头柜的棱角上，疼痛让我清醒过来。
没有钥匙的声音。没有他。只有母亲的叹息。
后来，母亲陆续查到了关于我的车祸的一些蛛丝马迹，和我的舅舅有关。妈妈说她来处理，让我别担心。
我笑起来。其实，妈妈，我也没有心力去担心了。心早被掏空，只剩一个血淋淋的腔子，在胸腔里兀自搏动。就算现在突然有人过来把刀捅进去，我大概都感觉不到疼。我现在就可以躺进棺材里，盖上盖子，反正看不见，躺在哪儿都一样黑。棺材里或许更安静，更狭窄，就像有人在抱着我一样。
我停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社交，每天拿着我的拐杖在北京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
我几乎走过所有的盲道，几乎不例外上面停满了共享单车、外卖箱和随意丢弃的烟盒。
我会因为恐慌而攥紧拐杖，路也走不动，我会摔跤，摔进冬天的积雪里，摔进夏天的积水里，谁还记得刚开始我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富家少爷秦深呢？
现在我只是一个在泥里打滚的瞎子秦深，一个贱骨头。
妈妈因为我的处境开始和政府交涉，要求对盲道侵占问题立案整治。
我感到高兴，也希望这迟来的整治能够真正落地，让那些盲道恢复通畅，让每个像我一样的人不必再用膝盖为城市的冷漠赎罪。
有一天，我再次走过一个盲道，脚下触感忽然变得平整而坚实，没有突兀的障碍物硌着盲杖末端。我怔住。
后来我每天走那条盲道。
只有那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我问妈妈，是有人在清理这盲道吗？
妈妈陪我观察了一天，发现一个少年，一个在这里开花店的少年，每天清晨6点，他搬开挡路的单车，扫净烟盒与落叶。
他叫祈愿，是北京大学的大一学生，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看不见他，但在妈妈的描述里，我不自觉地开始想象他的轮廓。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贱狗（五）
，还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