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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冰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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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云。
很厚,很白,像棉花糖。沈念薇小时候爱吃棉花糖,有一次在游乐园,我给她买了一个粉色的,她举着舔了一口,然后递到我嘴边,说:“你尝尝。”
我说不吃。
她举着不放。
我低头咬了一小口,甜得发腻。她看着我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飞机穿过云层,那些云被抛在下面。我闭上眼睛,把那块棉花糖从脑子里挤出去。
冰岛比我预想的冷。
十月底,雷克雅未克的风已经能吹进骨头里。我租了一间小公寓,在城边,推开窗能看见远处的雪山。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丈夫去世三年,一个人住着太大的房子,于是把阁楼租出去。
她问我为什么来冰岛。
我说,旅游。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来冰岛的第七天,我病了一场。
可能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那天在外面走太久,风灌进衣领里。夜里开始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那上面的木头纹理像一张地图,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
手机响了。
我摸过来看,陌生号码,冰岛本地。
接起来,是房东太太的声音。她住在楼下,大概是听见了什么动静。她问我怎么样,用那种不太流利的英语。我说没事,她说,你声音不对。
二十分钟后她上来,端着一碗热汤,身后跟着一个穿羽绒服的年轻人。年轻人会说一点中文,他告诉我他是房东太太的侄子,在冰岛大学读书,如果我有需要可以找他帮忙。
我喝那碗汤,不知道是什么做的,有点腥,但很暖。
“谢谢你。”我说。
房东太太摆摆手,说了一长串冰岛语。她侄子翻译:“她说,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那碗汤的热气还留在胃里,像一个很小的火炉。
我在冰岛住下来。
每天做的事差不多——早起,煮咖啡,坐在窗边看外面的云。有时候出门,沿着海边走,走到脚疼了就回来。有时候一整天不出门,看书,发呆,听楼下房东太太放冰岛语的广播。
手机一直开着,但没再响起过那个熟悉的号码。
那个年轻人来过几次,给我送东西。一次是房东太太烤的面包,一次是一张地图,一次是一本冰岛语的童话书,他说可以拿来学语言。他叫奥拉夫,二十三岁,学的是海洋生物学,喜欢在冰岛的冬天去海边看鲸鱼。
“你不看鲸鱼吗?”他问。
我说不看。
“为什么?”
“不想看。”
他看看我,没问下去。
十二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
我站在窗前看雪,看它们落下来,把整座城市埋成白色。楼下的街道上,一个小孩在堆雪人,他妈妈站在旁边,手里拿着胡萝卜。
手机响了。
我以为又是奥拉夫。他说过今天要来给我送一袋鱼干,房东太太做的。
我接起来。
那边没说话。
呼吸声。
很轻。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看屏幕。那个号码没有备注,但我知道是哪十一个数字。
窗外的小孩把胡萝卜插在雪人脸上,后退两步,笑着拍手。
我把手机贴在耳边。
那边说:“苏晚。”
我没说话。
“苏晚。”她又叫了一遍,声音哑的,像被什么东西磨过。
我说:“嗯。”
那边沉默了很久。
“我在机场,”她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看着窗外的雪。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她的声音发颤,“你一条都没回。我打你电话,你不接。我去你家,门锁着。我去你公司,他们说公司没了。我去问所有人,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
她顿了顿。
“我查了三个月的航班记录,查到你飞冰岛。我买了机票就来了。”
窗外的小孩堆好雪人,被他妈妈牵走了。雪地里剩下一串小脚印。
“苏晚,”她说,“我找不到你。”
我闭上眼睛。
“你别挂电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求你了,你别挂电话。”
我没挂。
我们在电话里沉默着。她在机场,我在阁楼。我们之间隔着一整座雷克雅未克的风雪。
“那晚的电话,”她说,“我后来想起来了。”
我没说话。
“那天我得奖,庆功宴上喝了太多酒。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拨出去的,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第二天醒过来,我看见通话记录,给你打回去,你已经不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后来我去翻录音。我手机有个功能,所有通话自动录音。我翻了三天,翻到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冰岛的冷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的冷是干的,像刀子,这里的冷是湿的,像水,能渗进骨头里。
“我听见自己说的那些话,”她说,“我听见自己叫你老女人。”
她的声音哽住了。
“苏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那些。我不记得了。但我说了。”
我没说话。
“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你。从来没有。”她说,“你信我吗?”
我看着远处的雪山。雪山不说话。
“我不知道。”我说。
那边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
“苏晚。”
“你回去吧,”我说,“冰岛很冷。”
“我不回去。”
我叹了口气。
“沈念薇,”我说,“十年了。”
她没说话。
“我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对你好。你是我捡回去的流浪猫,我喂你,养你,看你长大。我没想过要你回报什么。但那天晚上听见那些话,我才发现——”
我顿了顿。
“我也是会累的。”
电话那边有风声。她大概走出了机场,站在冰岛的风里。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她说,“我来找你。”
“别找了。”
“苏晚!”
“回去吧,”我说,“你还有很多戏要拍,很多奖要拿,很多路要走。十年前的那个雨夜,我把你捡回去,不是为了让你现在满世界找我。”
“那我该怎么办?”
我没回答。
窗外的雪停了。远处的天边露出一线灰白的光,太阳快要落山,又或者正要升起。冰岛的冬天,白天和黑夜分不太清。
“好好活着。”我说。
然后我挂掉电话。
那之后的日子,和之前一样。
早起,煮咖啡,看窗外的云。有时候出门,沿着海边走。有时候不出门,看书,发呆。
奥拉夫还是会来,给我送东西,陪我说话。他有一次问我,你有没有家人。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一个人不孤独吗?
我看着窗外,想了很久。
“习惯了。”我说。
一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冰河湖。
站在湖边,看着那些蓝色的冰块漂浮在水面上。它们是从冰川上崩落下来的,在湖里漂着,慢慢漂向大海。有些冰块很大,像一座座小小的冰山,有些很小,透明得像玻璃。
我在湖边站了很久。
手机响了。
又是那个号码。
我接起来。
那边说:“苏晚。”
我没说话。
“我在冰河湖。”
我愣住了。
我转过身。
她站在二十米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在一片灰白蓝里,红得像一团火。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她看着我。
我看着她。
她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站定。
“我查了你的航班记录,”她说,“你来冰岛那天,转机的时候在哥本哈根停留了四个小时。你买过一本杂志,杂志里夹着一张冰岛旅游指南,上面圈了冰河湖。”
她顿了顿。
“我猜你会来这里。”
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我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在杂志封面上看过无数次,但从来没有这么近过。近到能看见她睫毛上的霜。
“你在这儿站了多久?”我问。
“三个小时。”
“冷吗?”
“冷。”
我没说话。
“苏晚,”她说,“那天晚上的电话,我说的那些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自己。我也不求你原谅我。”
她吸了吸鼻子。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说得对,你是会累的。我也是。这些年你对我好,我从来不说谢谢,不是不感激,是觉得不用。你是我的人,是我自己的,你对我好是天经地义的,我对你好也是天经地义的,用不着说出来。”
她看着我。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那天喝醉了,才会说出那种话。因为我在别人面前,从来不用装。你是我的,你永远是我的,你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她的眼眶红了。
“然后你走了。”
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冰的凉意。远处有冰块碰撞的声音,很轻,像碎玻璃。
“那天晚上说的话,我真的不记得了,”她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颁奖那天,我在台上说感谢所有人,其实我只想感谢你。但我不能说。那些记者会问,那些营销号会写,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写成什么样。所以我没说。”
她往前走了一步。
“我在台上哭,不是因为得奖,是因为我那么想喊你的名字,但我不能。”
我看着她的眼睛。
“苏晚,”她说,“我不是把你当狗养的那个人。你是我……”
她顿住了。
过了很久,她说:“你是我唯一的人。”
冰块在湖面上漂着,缓慢地,无声地。
“那天晚上你说,你对我的好,是图回报的,”她看着我,“你图什么?”
我没说话。
“你告诉我,”她说,“你图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能给的都给你。”
风吹起她的头发,那些发丝拂过我的脸。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和十年前一样,亮得不像话,像被人打碎了的星星。只不过这一次,那些碎碴子没有扎在里头,而是浮在表面,一层水光。
我伸手,把她睫毛上的霜擦掉。
她愣住了。
“我图的,”我说,“是你不冻着。”
她的眼泪掉下来。
我没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