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阿翔》李渔鲤鱼

79、绳索 宋振把

　　宋振把日子过成了一张精确的表格。六点十分起床，六点四十出门，七点十分到教室，翻开课本。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自习到十点。回家，洗澡，再看一个小时的书。十一点熄灯。他不再熬夜。熬夜会让第二天效率变差，效率变差会让成绩波动，成绩波动会让那个目标变模糊。他不能让它变模糊。那条路已经很窄了，他不能再往两边偏移。

　　北体大。他在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贴在对面的墙上。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三个字。像一个靶心，他□□一次又一次地瞄准，把每一个知识点、每一道错题、每一次模考都压成子弹。锁进枪膛，打出去，上膛，再打出去。

　　学校的模拟考试一月一次。他贴在墙上的数字从年级第三，变成年级第一，变成一个再也没掉下去过的排名。班主任在班会上让他上台分享学习方法，他说“没什么好分享的”，台下有人笑了，他没笑。他真的觉得没什么好分享的。他只是在做一件事——把每一天填满，把每一分钟都用在刀刃上，不去想刀刃什么时候会钝。

　　课间，走廊上有人聊天，有人趴在桌上补觉，有人拿手机看比赛。他低头翻英语范文，把高级句式一个一个抄在活页纸上，抄完一篇，翻下一篇。教室里吵得像菜市场。他把耳机塞进耳朵里，播放列表只有一首歌。

　　《Jellyfish》。

　　他在嘈杂的课间听它，把音量调大，大到能盖住周围的嬉笑声、桌椅拖动声、有人喊“谁拿了我作业本”的嚷嚷。前奏很长，差不多够了，够他从一篇范文抄到下一篇。鼓点进来，轻的，像心跳。歌手的声音很干净，像隔着一层薄雾在唱。他低着头，笔尖在纸面上移动，那些英文单词一个接一个从笔尖里流出来。

　　这些天他一直在听这首歌。当初阿翔第三次看到他听这首歌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喜欢听这首歌？”宋振当时只回了个“前奏好听”。其实不光是伴奏好听，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其实这首歌里有两个歌手。

　　大部分歌曲是主唱的声音，安静地讲一个故事。只有两段间奏，另一个人唱了四句。声音很轻，像坐在你对面低头说话，说完了抬起头。两个歌手的声音很像，所以很少有人能听出来，仔细听的话其实两个歌手还有合唱的部分，那个更难听的出来。阿翔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说“这歌手的声音跟你好像”。他没告诉他，这首歌里还有另一个人的声音。四句。像他在说话，说完了抬起头，等着他回答。喜欢这首歌的还有一部分隐秘的原因，两个歌手的声音一个像他，一个像阿翔，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他和阿翔在唱同一首歌一样，心情都会变好。他反复听，耳机音量调到最大，大到耳朵疼。疼才能确定那不是幻觉。不是他在梦里编出来的，是真的存在过。

　　李旭的消息隔三差五发过来，不固定。有时候是一长段语音，有时候是几张照片。王明在食堂抢到红烧肉了，举着餐盘对着镜头笑，嘴边还有一粒米饭。张浩和女朋友吵架了，坐在训练场边自闭，王明蹲在旁边安慰他，嘴里嚼着面包。张小冬高二了，长高了不少，系红领巾的照片被贴在表白墙上，李旭拍了发过来，配了一长串哈哈哈。时不时发一点他和林优周末又去哪里吃喝玩乐了……

　　宋振把那些照片放大，看背景里那个训练场。围网换了新的，本垒板重新刷过白漆，投手板旁边的泥土踩得发硬。他没问那个人在哪。李旭也没说。但他每次问每条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样的。

　　“他也，挺好的。”

　　宋振每次都把那几个字看很久，把手机扣在桌上，拿起笔。他不需要追问。那几个字已经够了。他就知道他还在训练，他还好。至于他还记不记得那些约定，对他的感情还如初否，宋振不确定。他也不敢确定。现在的他没有资格去想这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考上北体大，然后站在那个城市里。至于去了之后能做什么，他还没想。但他必须先去。这是他唯一的绳索。抓紧它，别松手。松了，可能就再也系不上了。

　　手机相册里只有一张照片。拍立得扫进去的，两个人站在银杏树下。那天阳光很好，风把金黄色的叶子吹到肩膀上，他的嘴角翘着，旁边那个人嘴角也翘着，两个人都没看镜头，都在看对方。他偶尔翻开来看一眼，然后把相册关掉。

　　他把那颗棒球放在书桌上。金色缝线在台灯下反着光，皮革的颜色比九月更深了。他不抱着它睡，不把它塞进枕头底下，不随身带着。就放在那里。每天都能看见，就够了。看见它就想起那个人说过，信任你的眼睛，跟随你的心。他每天看好几遍，把那句话刻进自己的骨头里，长成脊椎的一部分，让他能在考场上挺直腰，在深夜里不闭眼，在被人问起“你想考哪里”的时候声音不抖。

　　十二月，他的模考成绩稳定在全级前三。班主任找他谈话，说北体大对你来说不算难，要不要考虑更好的学校。他说不用。班主任看了他一眼，没再劝。他不想解释。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不能说出口。说出来就变成一个很单薄的理由∶因为有人在那个城市等他，因为他说过24岁要在北京见面。太轻了，轻到说出来就像会断。他只能把北体大这三个字攥在手心里，像攥一个证据。证明他还在往那个方向走，不然他就会死掉。

　　五月的某个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窗外的天早就黑了，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过道切成一段一段的。他做完一张数学卷子，抬起头，转了转手腕。手腕上空空的。那条手链不在他这里，在另一个人手腕上。他把手放下来，翻开英语范文，抄了半篇。笔停了。他看着活页纸上那半行抄到一半的句子。抄串了，他把那半行划掉，翻到下一页，重新开始。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想。想了就会分心，分心了就会错题，错题就会让那个目标变远。

　　他不能让它变远。

　　五月底，李旭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宋振，我跟你说，林优她居然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颗换牙是啃冰棍把牙啃掉的，那个时候弄得我满嘴血，她还说我是吸血鬼！还有我们周末出去玩了，就，走走逛逛那种。她笑起来还是那样子，怎么这么好看？你说我是不是有病，高中几年好像都没怎么跟她说话，现在人家要考北京了我开始急了。”

　　宋振看完，回了几个字。“挺好的，加油。”

　　李旭回了一长串哈哈哈哈，然后发了一张照片。两个人站在商场门口，林优手里拿着一个甜筒，李旭手里拿着两个冰棍，嘴里还叼着一个。宋振看着那张照片，嘴角动了一下。他把手机放下，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他拿起笔，继续做题。耳机还塞着。那首《Jellyfish》已经循环播放了不知道多少遍，听歌软件说现在他已经听了这首歌1006遍。

　　晚上回到家，妈妈在厨房洗碗。她最近话更少了，做饭的口味也变了。以前喜欢做红烧的菜，现在偏清淡。他夹了一筷子清炒西兰花，嚼了两口，说“盐少了”。她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一眼，没说话。第二天那道菜咸了一点，第三天咸淡刚好。她不说，他不提。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谁都没有去戳破的壳。谁都不想再吵了。

　　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他把书桌收拾了一遍。试卷摞好，讲义夹整齐，用完的笔芯二十多根扎成一束，立在笔筒旁边。那颗棒球还放在原来的位置，金色缝线被台灯照得很亮。他把它拿起来，握在手心里，皮革的触感已经很软了，比他刚收到的时候软得多。这一年他摸过它无数次。每次做题做到烦躁，伸手摸一下；每次收到李旭的消息，指腹在那行字上蹭一下；每次深夜睡不着，把它从书桌上拿起来，贴在额头上。

　　它不会回答他。他也没指望它回答。他只是需要确认它还在。确认那个人还在。他把耳机拔下来，外放。那四句流出来，很轻，像隔着一扇没关紧的门。他听了很多遍，把球放回去，翻开日历。从六月一日开始，每画一个圈就划掉一天。五月三十一日，画完最后一个圈。

　　六月考前。考场外面拉起了警戒线，家长站在线外面，比考生还多。有人举着向日葵，有人穿着旗袍，有人脸上涂着“必胜”的红字。宋振站在人群里，背着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准考证、身份证、两支黑色水笔、一支2B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没有包装纸的矿泉水瓶。

　　他抬起头，看见对面那棵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隔着整条马路，隔着人群，隔着警戒线和举着向日葵的手臂。那个人穿着浅色的衣服，站姿很直，手里没拿东西，也没举牌子。他看不见那个人的脸，距离太远了，阳光从那个人身后照过来，把整个人溶成一个模糊的轮廓。耳机还塞着。那首歌刚好放到最后一段，那四句流出来。

　　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轮廓。人群在动，有人挤过来，有人挤过去。那个轮廓被人群挡住了一下，又露出来。他看了很久。可能是看错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带，蹲下来重新系了一遍。站起来，再看过去。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耳机里的歌停了。

　　他转过身，把耳机和手机放在考场外面。走进考场。坐下来，把准考证摆在桌角，把笔按顺序排好，把水瓶放在桌腿旁边。广播响了，他低下头，看着试卷上的第一个字。窗外安静了。他握着笔，开始写。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除此之外什么都听不见了。

　　六月，考完了。

　　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很烈，照得人睁不开眼。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书包人上天去。他背着那个透明的文件袋，走在人群里，谁也没有等。耳机塞回去，那首歌从头开始。前奏，水滴，吉他，心跳。那四句还没到。他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回到空荡荡的家，把准考证放在书桌上，坐在床边。耳机里刚好放到那四句，他把音量调小，静静地听着歌曲。那四句唱完了，他把它往前倒，又听了一遍。

　　然后他站起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