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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pter4 拉佩鲁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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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九日,巴黎,拉佩鲁兹饭店。
索莎娜·德雷福斯走进那间包间。
她把手套攥紧在掌心,指甲掐进肉里,用疼痛提醒自己:你叫埃曼纽·米米厄,你是这家影院的法国经理,你今晚只是来吃一顿饭。
弗雷德里希·佐勒走在她身侧,那个穿德军下士制服的年轻人。
他在向她介绍今晚的客人——戈培尔博士,帝国的宣传部长,他要请部长在他的影院放电影。
索莎娜微笑着点头。
她已经学会了微笑。
三年来,她学会了用法语微笑,用法国名字微笑,用法国身份微笑。
她学会了把恐惧压在最深的地方,上面铺满平静,铺满得体,铺满一个普通的法国影院经理该有的一切。
包间的门被侍者推开。
戈培尔坐在长桌的主位,周围是几个穿制服的高级军官。
佐勒在向她介绍戈培尔,戈培尔在微笑,在点头,在说着什么关于法国电影的话。
索莎娜听不进去。她的心跳得太快,快到她担心周围的人都能听见。
然后包间的门又被推开了。
“啊!兰达!你来了!”
戈培尔博士一拍手。
兰达…?
汉斯·兰达。
索莎娜抬起头。
她看见那张脸的那一瞬间,血液从四肢涌回了心脏。
汉斯·兰达站在门口。
他穿着那件她记得的灰色制服,领口别着那枚她记得的党卫队勋章,脸上带着她永远忘不掉的微笑……温和,优雅,像一只正在思忖从何处下口的豹子。
三年前。那个农场。她躲在地板下面。
他喝着牛奶,微笑着和她的邻居说话。
然后枪响了。
她跑。她拼命跑。她跑进了巴黎,跑进了新的名字,跑进了三年的伪装。
现在他就站在五米之外。
索莎娜的膝盖软了一下。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很高兴见到您”,却冷静得出奇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她看见自己伸出手,看见兰达握住它,低头行了一个吻手礼。
他的嘴唇碰到她的手背。
那块皮肤像被火烫过一样。
“米米厄小姐。”
兰达直起身,微笑着看她。
“佐勒下士向我提起过您。他说您是巴黎最有品味的影院经理。”
索莎娜的嘴唇在动。她在说什么?她在说谢谢。她在说您过奖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这些词拼成句子的。
她只想逃。
她的手已经摸到了手袋的边缘。她可以借口去洗手间,可以借口身体不适,可以借口——
她往后挪了半步。
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
那只手不重。只是按着,轻轻地,却像一道铁闸,把她牢牢钉在了原地。
索莎娜转过头。
她看见一张年轻的脸。金发,三七分,眉眼与汉斯·兰达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除了一道疤,从左眉斜贯至左脸颊,破相了。
那双眼睛正在看她。
“米米厄小姐。”
年轻人说,声音很低,只有她能听见。
“您的椅子还没坐热。”
他把她的肩膀往下按了按。
索莎娜坐回了座位。
“这是我的儿子,奥雷诺。”
汉斯·兰达在长桌的另一端落座,微笑着向戈培尔介绍。
“盖世太保最年轻的少校。我常说他比我这个做父亲的更优秀。”
奥雷诺在那句话里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向戈培尔颔首致意,然后在索莎娜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索莎娜垂下眼,盯着面前的餐巾。
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
不是来自老兰达——老兰达正在和戈培尔讨论电影,声音温和,语调优雅,仿佛他们只是在谈论一场普通的社交晚宴。
是那个小兰达。
他在看她。
只是看着。像在看一件橱窗里的物品。不着急,不迫切,只是等着。
她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侍者开始上菜。第一道是芦笋浓汤,第二道是烤鸽胸配松露,第三道——
那是一盘奶油苹果酥。金黄的酥皮上撒着糖霜,旁边缀着一小撮鲜奶油。
“这道甜点。”
汉斯·兰达的声音响起。
“是拉佩鲁兹的招牌。我每次来必点。”
索莎娜把视线从那盘苹果酥上移开。她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在出汗,但脸上还挂着得体的微笑。
“看起来很美味。”
她说。
“您请。”
兰达做了个手势。
“先尝为快。”
索莎娜拿起叉子。
她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是甜点。这是陷阱。
苹果酥。奶油。甜的,软的,犹太人最容易被诱惑的食物。
她知道这个故事。巴黎的犹太人都在传,说那个“犹太猎人”会在审讯时请嫌疑人吃甜点,看他们会不会像真正的犹太人那样,只用叉子,不吃奶油,因为——
因为犹太教规禁止把肉和奶制品混在一起吃。而这道甜点的奶油,是在肉菜之后上的。
索莎娜把叉子插进苹果酥。
她切下一小块,蘸了奶油,送进嘴里。
她嚼着,咽下,然后微笑。
“非常美味。”
她说。
兰达看着她,笑容更深了。
“米米厄小姐。”
他说。
“您知道吗?我在法国待了这么多年,发现一件有趣的事。真正的法国人吃苹果酥,从来不会蘸那么多奶油。他们觉得奶油会盖住苹果的香气。”
索莎娜的心脏差一点停跳。
“只有外来者。”
兰达继续说。
“才会把奶油当成稀罕物恨不得每一口都蘸满。”
他停下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索莎娜张了张嘴。
她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说点什么,随便什么——
“也许。”
一个声音响起。
“是因为真正的法国人已经吃腻了。”
所有人都看向那个声音。
奥雷诺·兰达。
他坐在椅子上,像一头午后小憩的年轻豹子。他的手漫不经心地转着酒杯,目光落在那盘苹果酥上,没有看任何人。
“在德国奶油是配给的。每人每月只有一小块。如果有机会吃到不限量的奶油,德国人会蘸得比米米厄小姐还多。”
他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
“这只能说明她没挨过饿。不能说明别的。”
汉斯·兰达看着他儿子。
那一眼很长。不知道是不满还是欣赏。
然后他笑了。
“说得好。”
他把酒杯放下。
“我的儿子总是提醒我,不要用德国人的逻辑去理解法国人。”
他转向索莎娜,举起杯。
“为您的好胃口,米米厄小姐。”
索莎娜端起酒杯。她的手没有抖。她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不抖的。
她喝了一口。
在杯沿上方,她看见那个年轻的兰达少校依旧看着她。
晚餐结束,索莎娜终于走出了拉佩鲁兹饭店。
四月的夜风扑在脸上,冷得她有些站不稳。
佐勒在身后说着什么,她听不清。她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一样,咚咚咚咚,震得耳膜发疼。
她走到街边,扶着一根路灯杆,深呼吸。
“米米厄小姐。”
那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索莎娜僵住了。
她转过身。
奥雷诺·兰达站在几步之外,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
路灯的光从他身后打过来,把那张脸分成明暗两半。
“您落下了一样东西。”
他说。
他伸出手。
掌心里是她的手袋。
索莎娜低头看自己的手——空的。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手袋落在了座位上。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的。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出来。
她伸手接过。
“谢谢。”
她说。
奥雷诺看着她。
他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微微颔首,然后转身,走回了饭店。
门在他身后关上。
索莎娜站在原地,手里攥着手袋。
四月的夜风还在吹。路灯的光晕里,她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扭曲地铺在石板路上。
她没有回头看那扇门。
她只是往前走。
一步。两步。三步。
她没有跑。
她已经学会了不跑。
饭店内,奥雷诺走上楼梯。
汉斯·兰达站在二楼的窗边,背对着他,看着窗外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
“有趣的女人。”
汉斯说,没有回头。
奥雷诺停在他身后一步。
“您觉得她有问题?”
汉斯转过身。
他看着儿子。
“你觉得呢?”
奥雷诺迎着他的目光。
“我觉得她紧张得过了头。但紧张不能说明什么。今晚在场的人,没有几个不紧张的。”
汉斯看着他。
“你替她说话了。”
“我陈述了一个事实。”
“事实。”
汉斯重复这个词。
他走向门口,经过儿子身边时,停了一步。
“那个手袋,”
他说。
“你送回去的时候,检查过了吗?”
奥雷诺没有说话。
汉斯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像只是气息的变化。
“你母亲也是这样。”
他说。
“总是心软。”
然后他走了。
奥雷诺站在原地。
他没有去看窗外那个已经消失的身影。
他只是站着。
站了很久。
奥雷诺回到公寓时,客厅的灯还亮着。
罗蕾莱蜷在沙发上,手里攥着炭笔在速写。
她听见门响,没有抬头,只是笔尖在纸上继续游走。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她问。
奥雷诺脱下大衣挂好,走到她身边。沙发扶手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杯沿有一圈干涸的水渍。
他看了一眼速写本。
是一只手。一只手被绳索缚住。
“你画的是谁?”
“不知道。”
罗蕾莱说。
“脑子里冒出来的。”
她把速写本合上,终于抬起头。
“你喝酒了。”
“一杯。”
奥雷诺在沙发另一端坐下。
“公务。”
罗蕾莱看着他。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很清楚——那道疤痕,眼下淡淡的青灰,还有眼睛里的东西。
那种东西她以前没见过。
是疲倦?还是别的?
“什么样的公务?”
奥雷诺没有回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哥。”
奥雷诺看向她。
罗蕾莱把速写本抱在胸前。
“你替谁做事?”
烟雾在他们之间飘散。
奥雷诺没有回答。
“我不是傻子。”
罗蕾莱说。
“你半夜出门,你收那些没有寄件人的信,你有时候看父亲的眼神——”她顿了顿,“像看一个陌生人。”
“他本来就是陌生人。”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沉默。
远处的钟敲了一下,已经过了凌晨一点。
奥雷诺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你想知道什么?”
罗蕾莱深吸一口气。
“我想知道,”
她说。
“你是不是——是不是像我一样。”
奥雷诺看着她。
像她一样。
十四岁被送去佛罗伦萨的那个晚上,她在火车站等了很久。
火车晚点,她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军人,商人,推着小车的搬运工,抱着孩子的母亲。
她看见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男人从她面前走过。
她忽然想吐。
是因为她认出那件制服。
是她父亲的制服。是她哥哥的制服。那个送她离开的国家的制服。
那一刻她明白了一件事。
她不属于那里。
不是因为她恨父亲——恨太简单了。
是因为她从那个男人的步伐里看见了她永远无法成为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归属”。他们归属于那个制度,那个信念,那个名字。
她不。
她只是恰好姓兰达。
她在佛罗伦萨的三年,学会了雕塑,学会了意大利语,学会了在那些德国留学生的聚会上微笑着沉默。
她看着他们谈论元首、谈论胜利、谈论日耳曼尼亚的宏伟蓝图。他们说话时的眼睛是亮的,亮的像那些教堂壁画里的圣徒。
她不亮。
她只是一尊不属于任何圣坛的雕像。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了她。一个自称“商人”的男人,在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和她“偶遇”。他请她喝咖啡,聊雕塑,聊米开朗基罗,聊大卫像的眼睛为什么看向罗马。
临走时,他留下了一句话。
“如果您想为您母亲做点什么,您知道该找谁。”
她不知道。
但她在来巴黎的火车上想明白了。
她母亲死在二十一岁。死在巴黎。死在一个她十八岁嫁给的德国男人身边。她留下的只有一张照片和一枚银质怀表——怀表现在在哥哥那里。
她想为母亲做的,是让她的死有意义。
不是死在那个男人的沉默里。
是死在——
死在什么里?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当她站在巴黎的月台上,看着这座母亲生活过的城市,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
你可以成为另一种兰达。
现在她看着哥哥,等着他的回答。
奥雷诺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
“你见过母亲的照片。”
他说,声音很轻。
“她在窗边梳头……”
罗蕾莱没有说话。
“那是我三岁时记得的画面。”
他继续说。
“她抱着我,亲我的眉心。说——”
罗蕾莱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窗外,巴黎睡着了。塞纳河在月光下泛着暗沉的光。
“她说…”
奥雷诺的声音很轻。
“‘我的小奥雷诺,你要长成一个善良的人。’”
他转过身。
灯光从他背后照过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善良的人。”
他说。
“但我知道,我签过的那些名字——那些被我送进死亡名单的名字——他们中间,有人比我更善良。”
罗蕾莱看着他。
她忽然明白哥哥眼睛里的东西是什么了。
重量。
他背着太多东西,多到脊梁快要压弯。
但他没有倒下,甚至没有弯腰。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她面前。
“哥。”
她说。
奥雷诺看着她。
“我想帮你。”
她说。
“不是帮父亲,不是帮德国,不是帮那个名字——是帮你。”
奥雷诺没有说话。
他看着她。十七岁的妹妹,长得像母亲,倔强也像母亲。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黑,不知道那些名字的分量有多重,不知道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
但他看着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母亲抱着他的那个下午。
她的声音很轻,很软,像塞纳河上的风。
“我的小奥雷诺,你要长成一个善良的人。”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善良的人。
但他知道,他不能让妹妹走上这条路。
“你明天就走。”
他说。
罗蕾莱愣住了。
“什么?”
“回佛罗伦萨。”
奥雷诺转过身,不再看她。
“火车票我来买。你明天就走。”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声音硬了。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知道我在替谁做事,不知道如果被人发现会有什么后果。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在替盟军做事。”
奥雷诺的声音停住了。
罗蕾莱站在他身后。
“佛罗伦萨也有消息。”
她说。
“他们告诉我的。不是全部,但够我知道了。”
奥雷诺慢慢转过身。
他看着妹妹。
“你疯了。”
他说。
“我没疯。”罗蕾莱说。
“我只是想——想成为另一种兰达。”
她顿了顿。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十八岁。她爱他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生了我们,然后死在二十一岁。她这辈子只做了三件事:嫁给一个德国人,生下两个孩子,死。”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眼睛没有。
“我不想那样活。我不想只是某个男人的妻子,某个孩子的母亲,某座墓碑下面的名字。我想——”
“我想让我的名字有意义。”
奥雷诺看着她。
十七岁的妹妹,站在他面前,说她想让名字有意义。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只知道,在那一刻,他看见了母亲。
如果她活着,如果她有选择,如果她没有被二十一岁困住——
她会是罗蕾莱这个样子。
“你知道会死吗?”
他问。
“知道。”
“你知道如果被发现,父亲也保不住你吗?”
“他从来就没保过我。”
“你知道——”
“哥。”
罗蕾莱打断他。
“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走近一步,仰起脸看着他。
那道疤离她很近,近到她能看清每一针缝过的痕迹。十三针。十三个夜晚。哥哥一个人挺过来的十三个夜晚。
“但我不怕。”
她说。
“因为我不一个人。”
奥雷诺看着她。
很久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
三年来,没有人抱过她。父亲没有,佛罗伦萨的寄宿学校没有,火车上的人没有。她几乎忘了被拥抱是什么感觉。
哥哥的怀抱很紧。紧得像怕她消失。
她没有哭。
但她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用力呼吸他身上的味道。
那是巴黎的味道,是战争的味道,是一个正在把自己逼成工具的人的味道。
“你像母亲。”
他说,声音闷在她头顶。
罗蕾莱没有说话。
她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奥雷诺出门前在桌上放了一把新钥匙。
不是公寓的。是一把很小的钥匙,铜制的,齿纹复杂,像开保险箱的。
钥匙下压了一张纸条。
“十七区,蒙马特,圣文森特路9号。马恩。”
她把纸条看了三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
那把钥匙握在手心,冰凉的,却有分量。
窗外的鸽子又叫了。四月末的巴黎,阳光正好,栗花开得正盛。
罗蕾莱把钥匙攥紧。
她会成为另一种兰达。
不为母亲。不为哥哥。不为任何人的期待。
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