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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pter2 危情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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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末的巴黎,雨季未歇。
奥雷诺·兰达接到会面通知。
通知是法国二局的人递来的。便签只写了一个地址,落款是一个代号:马恩。
他认得这个代号。
三个月前,正是“马恩”的人将他从那个中尉的刀下捞了出来——那个中尉的尸体被处理得很干净,干净到好像从未存在过。盖世太保内部的调查持续了不到一周,结论是“失踪,疑为盟军游击队的报复”。
没有人怀疑他。
因为他姓兰达。
他把便签凑近烛台,看着它化为灰烬,然后拿起大衣。
雨还在下。
会面地点在圣日耳曼区一家老咖啡馆的地下室。
奥雷诺穿过湿漉漉的街巷,黑色大衣的领口竖起,遮住大半张脸。咖啡馆的老板是个瘸腿老人,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朝楼梯的方向抬了抬下巴。
地下室潮湿昏暗,仅有的光源是一盏悬在桌面的煤油灯。灯下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二局的联络员,代号“马恩”;另一个——
奥雷诺刚走下最后一级台阶,那人就站了起来。
“操。”
美式英语。短促,有南方口音的烟酒嗓。
下一秒,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眉心。
奥雷诺没有动。他垂着手,大衣的下摆还在往下滴水。煤油灯的光从下往上打在他的脸上,那道疤痕被拖出长长的阴影。
“你他妈是盖世太保!”
持枪的男人说。
他有一张被战火雕刻过的脸,金棕的头发凌乱,脖颈处有一道旧伤,眼白里有熬夜的血丝。
他穿着便装,但那种步履、那种端枪的姿态——美军。
“雷恩中尉。”
法国联络员连忙起身。
“这是——”
“他穿着盖世太保的皮。”
阿尔多·雷恩没有移开枪口,也没有移开目光。
奥雷诺终于开口。
他说的也是英语。
“奥雷诺·兰达。”
姓氏出口的一瞬间,雷恩的眉梢跳了一下。
那是一个在OSS简报里出现过的姓氏。
不是作为目标——目标比他父亲温和得多——而是作为侧写。
党卫军最年轻的少校之一,突击队大队长,据说精通四国语言,在反谍报领域有“天赋一般的嗅觉”。
也是那个汉斯·兰达的儿子。
雷恩没有收枪,但枪口垂下三寸。
“兰达少校。”
“你最好有很好的解释。”
奥雷诺迎着他的目光。
“我有。”
他说。
“但不是给枪听的。”
沉默持续了大约五秒。
雷恩把枪插回腰间。
“马恩”悄悄松了口气,开始介绍这次合作。法国二局需要美方的火力支援,OSS需要欧洲地下的情报网络,双方的目标在某个点上达成一致——
一家电影院。
“电影院行动。”
雷恩终于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没有点,只是在指间转来转去。
“目标是第三帝国的高层。我们的人会混进去,在首映礼上把整个影院送上天。”
他说得平淡。
奥雷诺听着。
煤油灯的光在桌面上投出一小圈暖黄,把他和雷恩隔成两个相对的剪影。
法国联络员在解释影院的布局、警卫部署、可能的入场方式。这些声音从奥雷诺左耳进右耳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只在想一件事。
第三帝国的高层。
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
“需要你的人。”
雷恩忽然转向他。
“影院经理是我们的线人,但他是法国人,进不了德方的核心安保圈。我们需要一个能接触到高层、又不引人怀疑的——”
“我来。”
雷恩顿住。
他重新审视面前这个年轻人。金发,绿眼,一道新伤从眉骨斜贯至颧骨。
二十一岁?二十二岁?他想起简报里见过的汉斯·兰达的照片,从容,优雅……
儿子和父亲长得很像。只差这道疤。
“那是你父亲。”
雷恩说。
奥雷诺没有回答。
“行动那天,他会去。”
雷恩又说。
“可能坐在最前排,可能和戈培尔握手,可能在影片开始前发表讲话。然后炸弹会引爆,整个影院,所有人——”
“我知道。”
雷恩停下来。
他见过很多种恨。
被纳粹灭门的波兰犹太人,从集中营逃出来的法国抵抗者,失去战友的美军士兵。
他们的恨是滚烫的,是哭嚎的,是血肉模糊的伤口。
这个年轻人的恨不一样。
他的恨是冷的。没有声音,没有温度。
“他是你父亲。”
雷恩重复。
奥雷诺垂着眼帘。遮住了眼睛里的全部内容。
“我知道。”
他说。
语气平淡,只是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
会面结束,雨还没停。
奥雷诺走出咖啡馆,他没撑伞,随意让二月的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流进领口,冰凉的触感让他想起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他七岁。
那一年他第一次问父亲:我们抓的那些人是坏人吗?
汉斯正在擦拭他的鲁格手枪。听见这个问题,他停下来,把枪放在桌上,转向儿子。
“奥雷诺,”
他说。
“你读过童话吗?”
七岁的奥雷诺点头。
“童话里,坏人长得都很丑,好人长得都很漂亮。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汉斯微笑。
“现实不是童话。现实里,坏人和好人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爱同样的家人。你没法从脸上认出他们。”
“那怎么知道他们是坏人?”
汉斯看着他。那是种很奇怪的目光,像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你不需要知道。”
他说。
“你只需要知道他们被定义为坏人。剩下的,不是我们该想的事。”
七岁的奥雷诺没有听懂。
十七岁的奥雷诺懂了。
那是他进入党卫军文职岗的第一年。他的工作是在一堆堆文件上签名——逮捕令、移送令、处置令。他签得很快,笔迹与父亲如出一辙,流畅、果断、不留情面。
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死亡名单上看见了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他认识。
三个月前,他亲手签署过那个人的逮捕令。
理由是“通敌嫌疑”,证据是一封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匿名举报信。
他以为只是例行审讯,以为对方会被关押一段时间然后释放。
他以为。
他把那页名单看了很久。直到墨迹在指温下微微晕开。
当天夜里,他吐了整整一晚。
第二天,他去找了父亲。
汉斯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奥雷诺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那份名单。”
他说。
“我签过逮捕令的那些人——”
“死了。”
汉斯的笔没有停。
“程序合规。”
奥雷诺张张嘴。
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想质问?想哭诉?想听父亲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
汉斯终于抬起头。
他看着儿子惨白的脸,凹陷的眼窝,袖口上沾着的呕吐物残渍。他的目光在儿子脸上停留了两秒。
然后他说。
“下次记得漱口。”
奥雷诺站在那儿,像一株被雷劈过的树。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的父亲从不要求他效忠纳粹,不要求他信仰元首,甚至不要求他为那些死亡感到麻木。他的父亲只要求他闭嘴。
不追问,不质疑,不流露任何多余的情绪。
像一个合格的兰达。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梦见母亲。
母亲还是他三岁时的模样,长发披在肩头,坐在窗边梳头。
她转过身,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像卢瓦尔河初春的水。
“妈妈,”
他问。
“我该怎么办?”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放下梳子,向他张开手臂。
他醒过来时,枕头是湿的。
一个月后,自由法国的人找到了他。
他没有任何犹豫。
雨夜里,奥雷诺走回住处。
那是一栋位于巴黎七区的老公寓,临街的窗户正对着荣军院的金顶。
父亲替他租下这里时他还以为是因为离总部近。
后来他才明白是因为母亲生前喜欢这一区的梧桐树。
他上楼,脱掉湿透的大衣。
窗外的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城市的灯光揉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
他想起雷恩的问题。
“他是你父亲。你恨他吗?”
他当然恨。
恨透了。
他恨父亲把世界分成两种人——签字的和被签字的。
他恨父亲教他开枪、教他审讯技巧、教他用最优雅的笔迹签署死亡文件。
他恨父亲从不在他需要答案时给他答案,却在他已经不需要答案时给他沉默。
他最恨的是——
他在父亲眼里,和他签过的那些名字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工具。都需要打磨,保养,必要时舍弃。
他十七岁生日那天,父亲送了他一块表。不是母亲留下的那块,是一块新的,瑞士制,表盘背面刻着他的姓名首字母。
“你成年了。”
父亲说。
“从今天起,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他以为那是祝福。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免责声明。
所以当雷恩告诉他电影院计划时,他心里没有波动。
父亲会死。在六月的某一天,坐在某个电影院的座椅上,被美军的炸弹送上天。
也许会和其他纳粹高层的尸块混在一起,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他会去认尸吗?
也许会。出于程序。
他会哭吗?
窗外雨声渐密。奥雷诺闭上眼睛。
他想起十三年前那个下午,父亲在母亲墓碑前坐了一整个下午,什么都没说。傍晚回家,父亲在门口看见他,拍了拍他的头,说:“去洗手,晚饭好了。”
那是他记忆里,父亲为数不多几次触碰他。
也是最后一次。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雨还没有停。
四月初,奥雷诺收到第二封密信。
这次是从OSS渠道递来的,只有一行手写体。
“关于电影行动的细节,三日内面议。雷恩。”
他把信纸烧掉,看着灰烬飘散在壁炉的余烬里。
窗外,巴黎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荣军院金顶下的栗树抽了新芽,嫩绿的颜色像他记忆中母亲眼睛的颜色。
他起身走到窗前。
街上人来人往,有穿制服的德国军官,有推着小车的法国商贩,有牵着孩子的家庭主妇。
战争已经打到第五年,巴黎人学会了在占领下继续生活。面包依然限量配给,咖啡馆依然在傍晚营业,恋人们依然在塞纳河边接吻。
六月还很远。
远到可以假装那一天永远不会来。
他把手插进口袋,触到那枚怀表。表盖上刻着一朵玫瑰。
他依然没有打开。
窗外,有乌鸦飞过荣军院的金顶,影子掠过玻璃,一闪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