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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pter1 亚伯拉罕的头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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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雷诺·兰达被架进盖世太保总部。
脸上的血已经快凝固。伤口从左眉梢斜劈而下,越过眼皮,划至脸颊。
两个穿黑色制服的军官架着他的胳膊,皮靴在大理石地面上拖出刺耳的摩擦声。
血顺着他的下颌滴落,在脚后跟拖出一道断续的红线。
走廊里有几个文职人员在收拾文件,听见动静抬起头,又迅速垂下眼。
没人敢多看一眼。
奥雷诺没有挣扎。他垂着头,金发被血糊在额前,从发缝里渗出来。他的视野被温热的红色切成两半,左眼睁不开,他觉得可能会瞎掉,还好右眼还能看见走廊尽头那扇半开的门。
门后站着他的父亲。
汉斯·兰达上校正与一位穿灰大衣的军官交谈,手里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他听见动静,侧过脸来。
目光越过来人的肩头,落在奥雷诺脸上。
那道伤口正在往外涌血,顺着眉弓的弧度流进眼窝,再沿着鼻侧的沟壑淌下来。二月的光从高窗透入,把血照成半透明的黑色。
汉斯·兰达看着那道伤口。
他看清了它的长度、深度、走向——从工具的痕迹判断……是刀刃;从角度判断,对方比儿子矮半个头;从力道上判断,那一刀是奔着取命去的。
然后他收回目光。
“医务室在三楼。”
他说,只是在指路。
“让施密特医生处理,他缝合比军医细致。”
说完,他向那扇门侧身半步,为担架让开了路。
灰大衣军官的脸色变了变。他认识这个年轻人——盖世太保最年轻的少校,突击队大队长,兰达上校的儿子。他以为会看见一个父亲冲上去,会看见失态,会看见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
什么都没有。
担架从他身边经过。奥雷诺的左眼终于睁不开了,血凝在睫毛上,把世界滤成暗红。他偏过头,看向门边的父亲。
父子对视。
一个仰面,一个俯首。
时间大约有两秒。
然后奥雷诺的担架被抬进门里,汉斯·兰达侧回身,将烟点上,继续与灰大衣讨论维希政府的人事调动。
走廊里的人都听见了那一声打火机。
清脆的一声。
还好施密特医生的手很稳。
他在奥雷诺脸上缝了十三针。
伤口太深,从眉骨一直开到脸颊,皮肉翻卷着,隐约能看见里面的骨面。
“会留疤。”
医生说。
奥雷诺没有应声。他靠坐在诊疗床上,仰着头,任碘伏顺着脸颊流进颈窝。天花板的水渍像一张欧洲地图,卢瓦尔河的位置正好有一块霉斑。
他没觉得疼。
从十七岁第一次潜入军情处档案室开始,他就学会了把身体当作工具。工具可以磨损,可以修补,唯独不可以怕。
敲门声响起。
“请进。”
汉斯·兰达推门而入。他换了便装,灰色双排扣西装,手里拎着一只皮箱。
“上校。”
施密特立刻站直。
“医生。”
汉斯颔首。
“我想与我儿子单独谈谈。”
施密特识趣地退出。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二月的暮色从百叶窗缝隙渗进来,在地板上照出一道道细长的光。奥雷诺还坐在诊疗床上,赤着上身,原先的衣服全被自己的血染成猩红。
汉斯把皮箱放在椅子上,打开,取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衫。
“新的。”
他说。
“你原先那件全是血。”
奥雷诺接过衬衫。
他慢慢穿好
汉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与他隔着一臂的距离。距离很微妙,不远不近,恰好是审讯室里谈话的标准位置。
“脸上的伤。”
汉斯说。
“怎么弄的。”
审问。
奥雷诺把最后一颗扣子系好。窗外有卡车驶过,震得玻璃轻颤。他抬起头,右眼还露在纱布外面,金绿色瞳仁动了动。
“盟军的侦察兵。”
他说。
“圣日耳曼区,我们在搜查一处据点,对方藏在地窖里。我第一个下去,他没看见我的肩章,以为是普通士兵。”
他顿了顿。
“然后他划了我一刀。”
汉斯看着他。
那道伤口的位置不对。盟军侦察兵躲在地窖里,对方从下方向上挥刀,伤口应是斜向上走,自下颌至额角。可奥雷诺的伤是从眉梢下劈至颧骨,是自上而下的走向。
对方比他矮,而且那一刀不是遭遇战的仓皇反击,是处决。
是蓄谋。
汉斯没有点破。
他起身。
“医生说会留疤。”
奥雷诺没有回答。
“也好。”
汉斯说。
“”破相的人容易被认出来。”
门关上了。
奥雷诺独自坐在诊疗床上,二月的光一寸一寸从地板爬到他的膝盖。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指节擦破,虎口有灼伤,是握刀太久磨出来的。
容易被认出来。
他的父亲从他十二岁起就教他各种脱身的办法:易容,化名,伪造证件,在人群中降低存在感。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盖世太保头目对独子的职业培训。
直到十七岁,他被自由法国的人找上门。
直到那一刻,他才明白父亲从未问过他效忠于谁。
不是忘了问。
是不敢问。
因为一旦问了,答案就会让这个维持了十七年的家彻底坍塌。
那一刀来自下午。
奥雷诺记得刀锋的温度。
冷铁切入皮肉时有种奇异的滞涩感,像切一块半解的冻肉。他偏头躲开了颈动脉,刀尖从眉骨划下去,骨膜和刀刃摩擦的声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对方是盖世太保内部的人。他见过他,在档案室门口打过照面,一个三十出头、相貌平平、永远不会被记住名字的中尉。
中尉杀他时说了七个字。
“你父亲知道吗。”
他在求证。
奥雷诺没有回答。他后撤半步,手按上腰间的配枪,最后却没有拔……毕竟枪声会引来更多人。
于是他选择用匕首。
三招。
奥雷诺站在他面前,血从眉骨淌进嘴角,咸而腥。
他蹲下身,把中尉还睁着的眼睛合上。
然后他起身,推开门,走向走廊尽头正在集结的巡逻队。
他说遭遇了盟军侦察兵。
没有人怀疑。
因为他是兰达上校的儿子。
那天夜里奥雷诺没有回住处。
他坐在医务室的窗台上,腿悬在窗外,二月的夜风灌进衬衫领口。七层楼下的庭院空无一人,盖世太保的旗子在路灯下猎猎作响。
他想起母亲。
他三岁时母亲去世,记忆只剩一些零碎的片羽:她坐在窗边梳头,阳光把她棕发的晒成金色;她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字母,墨水渍染蓝了她的手;她临死前把他抱在膝上,亲他的眉心,说“我的小奥雷诺,你要长成一个善良的人”。
他那时不懂善良是什么。
后来他懂了。
善良是昂贵的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他父亲负担不起,所以他从不假装自己有。
那他呢?
他选择了自由法国,选择了背叛自己的血统、姓名、家庭。他以为这叫正义,后来发现正义和善良是两回事。他以为这叫赎罪,可他连自己有什么罪都说不清。
他是德意志军官的儿子,是盖世太保少校,是汉斯·兰达亲手教出来的继承人。
也是潜伏在纳粹心脏的间谍。
两个身份像两块磨盘,把他夹在中间,一点一点折磨他。
窗下有人经过。奥雷诺没有动。那人抬起头,借着路灯看清窗台上的人影,顿了顿,加快脚步走远了。
没人敢多看一眼。
这是兰达家的人在巴黎享有的特权。也是诅咒。
他把手伸进口袋,触到一件硬物。
是母亲留下的怀表。银质,表盖上刻着一朵玫瑰,指针停在三点十五分,她去世的时刻。
他没有打开。
他从不打开。
因为每次打开,都会想起父亲在葬礼上的表情。
很奇特的空白。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往下看了一眼,然后平静地转身离开,再不回头。
从那以后,汉斯·兰达再没提过妻子。他保留她生前的房间,家具原样不动,却从不进去。他每年九月十三日会消失一整天,没人知道他去哪里。
奥雷诺十岁那年偷偷跟踪过他。
父亲去了蒙马特公墓,在母亲的墓碑前坐了一下午,什么都没说。
傍晚回家,父亲在门口看见他,没有问,没有责备,只是拍了拍他的头,说。
“去洗手,晚饭好了。”
那是他记忆里父亲为数不多几次触碰他。
也是最后一次。
伤口拆线那天是三月初。
施密特医生把最后一截黑线抽出来,用酒精棉擦净那道蜈蚣似的疤痕。
“愈合得不错。”
医生说。
“疤痕会慢慢变淡,但完全消失不可能。”
奥雷诺对着镜子看那道伤。
从左眉下脸颊。
从前他像父亲,金发,金绿眼,轮廓柔和得有些女气。现在不一样了。那道疤痕把柔和的线条斩断,被重组拼成一张陌生的脸。
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
“破相的人,容易被认出来。”
他对着镜子笑了一下。
疤痕被笑容牵动。
三月中旬,巴黎的积雪开始融化。
奥雷诺收到一封密信,从瑞士辗转递来,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
“布卢瓦镇,复活节前夜。”
他把信纸凑近烛台,火舌舔舐边缘,纸张卷曲、焦黑、化灰。
窗外有乌鸦飞过。
他起身走到窗前,看见父亲正穿过庭院,灰色大衣的衣摆被风掀起一角。汉斯似乎感应到他的目光,抬起头。
父子隔着七层楼对视。
汉斯没有笑,也没有招手。他只是看着那道从眉骨贯穿颧骨的疤痕,看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走进楼里。
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越来越近。
奥雷诺站在原地,手还搭在窗框上。他没有转身,也没有迎上去。
他只是等着。
门开了。
汉斯·兰达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牛皮纸袋,热气从袋口袅袅升起。
“街角那家面包房。”
他说。
“你母亲从前爱吃。”
他把纸袋放在门边的矮柜上。
然后转身,走了。
奥雷诺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脚步声渐渐远了,和十七年前那个傍晚一模一样。
他没有追。
他走过去,打开纸袋。
可颂还是温热的,黄油香混着面粉的甜,在二月未尽的三月里氤氲出一小片春天。
他咬了一口。
门外的走廊空空荡荡。
他没有哭。
他的眼眶甚至没有红。
他只是站在窗边,把那只可颂一口一口吃完。
窗外的巴黎正在化雪。融水顺着檐槽淌下来,淅淅沥沥,像场迟到了十七年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