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下》人生漫

31、第四卷 第2章 努力总会有收获

　　春生再次回到学校发奋努力，要想学习成绩好，从小基础要打牢，这就好比做房子，地基不牢房子肯定建不高，春生想用一年的时间追赶学校的优等生显然是不可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年春生的班主任高老师也对春生刮目相看，从刚开始不想要的学生，最后变成本班排名前十的孩子，高老师觉得春生是可造之材，中考填志愿的时候，一再告诫春生不要报师范学校，去报高中，将来一定可以考上大学。但是春生深知自己家庭现状，加上每晚上自习饱受饥饿的煎熬，想想高中的学习强度比现在更大，所以不顾老师的好心劝告，依然决然选择了填报师范学校的志愿。这一年的进步，使春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找回了些自信，自己在某些科目甚至可以跟全年级的优等生叫板，只是自己觉醒太晚，从小没有打好牢固的学习底子。
　　春生中考完后回到砖窑厂，闲来没事在厂旁边的河里钓鱼，这年夏天发大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许多私人池塘养的鱼都跑进河里，一时间鱼类泛滥成灾，春生用竹子做的土制钓鱼杆，再到土里刨点蚯蚓作诱饵，有时候在河边的太阳底一站就是半天，运气好能钓七八上十斤鱼，鲲鹏也有模有样学着大哥到河边钓，根本不懂任何钓鱼技巧的小屁孩也能钓上，每天傍晚兄弟俩背着钓杆回家桶里都能有不少的鱼获，多的时候便宜卖给隔壁左右邻居，少的时候也够自家作菜，二兄弟除了身上晒得黝黑之外，也为这个无聊的暑假找到一些乐趣。但不得不说这场洪灾给当地百姓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当年好多养殖户亏得血本无归，农民粮食减产，晚上不敢住家里拖家带口搬到山上住，春生上学的镇上也淹了一半住户，大人们每天都被单位安排出去抗洪救灾，连晚上也要驻扎在江边河滩上值守，稍有险情就发动群众抢救。春生老家的南嘉县那年成了全国重点灾难县，洪水半夜淹没了一个村庄，一个小女孩抱在一棵树上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被解放军战士将其救起，这也成为日后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传奇故事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
　　中考成绩揭晓那天，春生和砖窑厂的几个伙伴一起挤进了学校。布告栏前人头攒动，当春生终于找到自己名字时，心跳几乎漏了一拍——485分。这个分数在全校应届的205名毕业生中排到了45位，在砖窑厂一同干活的伙伴里，更是拔了头筹。春生的眼光扫向排名在自己前面的名次，终于在第28位找到海平的名字--499分，海平这次没有发挥好，往常他一般都能上510以上的，全校排名在前20以内，春生在人群里未寻到海平的影子，只好和砖窑厂伙伴一起往回赶。春生听老师之前说过，按往年师范学校的录取线看，这成绩几乎能摸到门槛了。对春生来说，最要感谢的是海平这位良师益友的耐心辅导，其次这每一分也都浸透着自己点灯熬油的汗水，是他咬牙坚持、笨鸟先飞结出的实实在在的果子。
　　然而，喜悦里总夹着一丝遗憾。语文像一匹跛了脚的马，硬生生拖住了后腿——120分的试卷，他只得了73分。春生心里明白，这短板扎得深，根子就在自己平日里对阅读的疏远和书本的怠慢上。回望备考这段拼命的日子，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尖子生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班上总有两三个“神仙”，无论哪门功课，老师话音未落，他们已心领神会，甚至能触类旁通；而自己呢，脑子总像蒙了层雾，得反反复复咀嚼好几遍才能琢磨出点滋味，还得靠一遍遍的习题去夯牢基础，才算勉强抓住。这差距，是天赋的沟壑，是领悟力的分野。那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猩猩的差别还大”的话，此刻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春生心上，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到，这绝非一句轻飘飘的玩笑。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春生每天早上都在厂大门口等着邮政送信的来送录取通知书，希望自己能够被师范学校录取，终于有
　　一天早晨，三弟鲲鹏去食堂买包子，看到有邮递员进到厂区，问有没有春生的邮件，邮递员确认有一封录取通知书，春生接收通知书后兴奋不己，自己经过一年的辛苦终于获得了回报，春生爹接过通知书，既欢喜又忧愁，欢喜的是春生考上中专了，再读三年就是国家的人，出来当老师可以减轻家里的压力；忧愁的是三千块的学费对于自己家里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一时半会儿也无处可借。于是家人商量给春生办个升学宴，这样一来可以找亲戚们凑一点钱作学费补贴，加上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不够的再找舅舅和姨妈们借。
　　春生考上中专的消息像春雷一样炸开在砖窑厂——这个终日与泥土、窑火打交道的地方，从没有人想过，窑工的孩子能捧上 “铁饭碗” 的敲门砖。亲戚朋友提着红糖、点心挤爆了韩家的小院，邻居们趴在土墙上念叨 “老韩家祖坟冒青烟”，春生爹妈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执意摆了6桌流水席，红砖搭的灶台飘出红烧肉的香气，混合着窑厂特有的尘土味，成了那个夏天最鲜活的记忆。
　　春生妈攥着老花镜，在煤油灯下拟接客名单的样子，至今像张老照片刻在邻里脑海里。娘家的舅舅姨妈、老韩家的叔伯兄弟、还有砖窑厂一起搬砖的廖师傅、胡叔叔、王婶，名字写满三页纸。三千一百五十元礼金码在红布包里，买菜花去一千三，剩下的一千八百五十元被春生妈缝进棉袄夹层。可学费还差一大截，直到艳冰从南方工厂寄回五百元汇票，又找二舅凑了五百，才总算凑齐。那些日子，春生妈半夜还在给儿子纳鞋底，针脚密得能扎透贫穷的焦虑。
　　出发那天，砖厂的卡车轰隆隆开到门口，春生的行李用塑料布裹着：搪瓷缸、蓝布被褥、一罐子咸菜，还有妈塞进去的煮鸡蛋。火车站的月台上，春生妈踮着脚替儿子整衣领，反复说 “好好学习”“多注意身体”，声音被火车汽笛声撕得零碎。当春生从车窗探出头挥手时，晨光正给铁轨镀上银边，列车载着这个家庭的全部期盼驶入薄雾，春生妈站在原地，直到火车变成黑点，才发现手里还攥着儿子忘带的毛巾。
　　家里突然空了。大儿子去了地区求学，二女儿在南方流水线，连最顽皮的鲲鹏也要去镇上读初中。老三坐在哥哥以前的木桌前看书，放假时总把自己关在屋里，窗外小伙伴的嬉闹声传不进去。他知道哥哥姐姐把机会让给了自己——春生本可以读高中考大学，艳冰初中没毕业就进厂打工，全家人的脊梁都在为他挺直。砖窑厂的窑火还在烧，春生妈每次去给加夜班的春生爹送饭，都会望着火车开走的方向站很久，她知道，远方的儿子正在用知识砌起新的人生，而家里的希望，也像窑里的砖一样，正在爹妈的想象中慢慢成型。